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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中国“士”们的文化水平深有感触的瓦德西，同时被另外一件事深深触动了，那就是在追查“杀害”德国公使克林德的“凶手”时出现的一位帝国壮士。为了抓住杀克林德的那个中国人，联军使用了一切侦察手段，最后“破案”的线索来自北京城里的一家当铺。一个日本人雇佣的侦探——这个名叫德乐的中国侦探竟然是帝国正规部队中的旗人。一天，他在京城里的小巷中闲逛，路过一间当铺的时候觉得眼边一亮，当铺里怎么会有如此抢眼的光亮？德乐走进了当铺，当铺里的旧物发出霉腐的味道，使本来昏暗的光线更加阴黑了。德乐揉了揉眼睛，他看见了一堆旧物中的一块怀表，光亮就是这块精致的怀表发出的。德乐向铺主指了一指，铺主将怀表拿出来递在他的手上。闪着莹莹的黄铜色泽的表针居然还在走着，滴嗒声细微但却清晰入耳。德乐的手掂了一掂，然后他将这块怀表翻了过来——德乐看见了那个死去的德国公使克林德的名字，刻在怀表的背面。当铺主人供出了当这块表的人，供出了当这块表的人现在的住处。联军立即派兵层层包围了那个地方，大清帝国神机营满洲兵丁恩海被捕。德军终于找到了让他们一解心头之恨的对象，审问立即开始。对恩海的审问发生时有中国翻译在场，审问的内容和过程均被记录，一个官员用奏折的方式复述出来准备呈给慈禧，但慈禧远在奏折已无法送达的西安，于是奏折被上海的一家报纸发表了：
审问之时，恩海神宇镇定，毫无畏惧。问官问曰：“德国公使，是否为汝所杀？”恩海答曰：“我奉长官命令，遇外国人即杀之。我本一兵，只知服从长官命令。有一日，我带领二三十人，在街上见一外国人坐轿而来。我立于旁，对准外国人放一枪，轿夫立时逃走。我将外国人拖出，已死，其胸前有一表，我即取之。同事中有得其手枪者，有得其戒指者。我万不料因此表犯案。但我因杀国仇而死，心中甚乐。汝等可杀予以偿命可也。”翻译又问曰：“汝是日醉否？”恩海笑答曰：“酒乃好物，常可饮四五斤，是日实未饮一杯。我无需倚酒希减罪。”恩海真一忠勇之人，侃侃不惧，观者皆为动容，觉得中国军中尚有英雄也。（《景善日记》，载《清代野史》卷一，巴蜀书社1998年9月第一版，第157页。）
恩海被德军处死在克林德死亡的地方。
想必一百年前的恩海是在骄傲的心境中坦然就刑的。
没有比凛然的壮士更能令屈辱中的大清国人伤怀的了。
令人不解的是，帝国的壮士在暂短的感叹之后便在国人的生活日子里消失了，而那时京城里的一个妓女因为和瓦德西多少有一点关系，于是成为1900年及其以后日子里的“知名人物”——多少年来这个妓女被用文学、戏剧和民间传闻等形式反复刻画着，她除了被咒骂成一个“卖国贼”之外，更普遍的观点是说她用牺牲自己的方式挽救了当时的大清帝国。这个妓女本姓傅，名彩云，妓名赛金花，1900年京城人人皆知的“赛二爷”。
傅彩云，江南一个挑水夫的女儿，因为姿色出众也因生活窘迫从小卖身成为雏妓。15岁时她被一个叫做洪钧的帝国状元看中纳为妾。此后随夫出使俄、德、奥、荷四国。洪钧回国后不久病死，傅彩云于是重操旧业，辗转各地，最后在京城落脚。她会几句外国话，其中以德国话更熟练一些。1900年的8月，京城里连良家妇女都不能幸免于联军之手，何况妓女。根据赛金花自己的自述，联军占领北京时她主要干了三件事：一是帮助洋兵们筹集粮食和各种军需，“为的是让他们吃饱喝足，减少抢掠行为”；二是除了给洋兵提供妓女之外，还“负责”拉线和讲价，以为联军提供“身子干净的良家妇女”；三是帮助一些被抓被押的中国人从联军那里解脱或逃脱。至于她和瓦德西一起睡觉的浪漫史，甚至她如何向瓦德西吹枕头风，使得联军方面在和帝国官员的谈判中做出重大让步等等，不少考证学者认为，都纯属无稽之谈。绝大的可能性是，她在跟随丈夫出使德国的时候可能见到过瓦德西，甚至可能“交谈过”，但是，在1900年，她根本没有接近瓦德西的机会，理由相当简单：她“没有这个资格”。无论她是否跟瓦德西上了床，无论关于在銮仪殿突然失火的时候她是否和瓦德西“光着身子由殿里跑了出来”，她充其量只是一个供男人取乐的妓女。一个巨大的帝国竟然到了需要让一个妓女靠出卖身体来保护的地步，不知道后来中国人在观看那些描述这个妓女的各种故事时是否想到了“国家”是一个什么概念。也许，即将灭亡的帝国在它最尴尬、最荒唐的时刻也只能拿一个妓女来搪塞那些说不出口的历史了——以奇特的“幽默”态度对待严肃的国家政治的“事件”不仅赛金花一例。民国初年一个叫做小凤仙的妓女与国民革命大历史的故事也被在国人面前反复刻画，以至于当代闹出如此一个令人悲叹的“笑话”——试卷问：辛亥革命的发动者是谁？有考生答：凤仙同志。
瓦德西在北京驻留一年，于中南海那个“美丽的花园宫殿”里写下不少日记。这些日记真实地记录了这个德国老头对中国的感受。可以肯定地说，他在这个帝国所得到的感受是复杂的，复杂的感受甚至影响到了他的政治立场，最终使他对联军1900年的军事行动有了“新的见解”：
中国排外运动之所以发生，乃由于华人之渐渐自觉，外来新文化，实与中国国情不适之故。更加建造铁路之时，漠视坟墓，以至有伤居民信仰情感。而近年以来，瓜分中国常为世界各国报纸最喜讨论之题目，复使中国上流阶级之自尊情感深受刺激。最后更以欧洲商人时常力谋损害华人以图自利，此种阅历，又安能使华人永抱乐观？至于一二牧师做事毫无忌惮，以及许多牧师为人不知自爱，此则吾人不必加以否认怀疑者。（《瓦德西拳乱笔记》，1900年12月26日记。王光祈译，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年1月版，第86页。）
瓦德西客观地审视了西方势力对东方古老文明的肆意践踏，以及由此而导致的1900年发生在中华帝国的东西方巨大的冲突。
只是，这时候的大清帝国的朝廷已经不可能对帝国的命运有任何自己的见解了。
月亮门里的盘算
慈禧在西安所住的房子有个圆形的月亮门。因为是冬天，门外挂上了棉门帘。军机大臣王文韶晋见的时候，只看见外面的长方形门帘而忘了里面还有一道圆形门，于是掀开门帘往里走，一下子被圆门的下沿绊了个跟头，栽在慈禧面前。接着，另一个军机大臣赵舒翘也来晋见，同样也是一头栽在了慈禧的面前。
慈禧在西安的行宫是原来帝国的陕西省衙门，衙门里的北院为巡抚所居，南院为总督行馆。巡抚的院子房间多一些，于是慈禧连同光绪一起住进了北院。院子内破败不堪，杂草丛生，不少房间漏雨。尽管当地官员尽最大努力修缮了一番，但还是显得过于简陋，拿慈禧的话来说，“仅蔽风雨而已。”她和皇上的房间可能不至于漏雨，但是包括随行太监和其他宫内人等的房子就顾不上许多了，皇亲国戚数百人把巡抚院门前小胡同的民房都塞得满满的。
时值陕西大旱。都说皇上是条龙，但是这条龙并没有把雨水带来。多年未遇的大旱灾使本来北方最富庶的关中地区饥民遍地。把草根树皮都吃光了的百姓老幼相扶，像黄土高原上的沙尘暴一样向南滚动，都聚集到西安附近的平原上来了。现在的西安是帝国的“都城”了，太后和皇上在此，饥民的大量聚集令负责皇室安全的官员心惊胆战，他们调集了大量官兵把太后和皇帝居住的“皇宫”围了个铁桶一般。饥饿的百姓知道皇上近在咫尺，就拼命地向“皇宫”拥来，他们认为越靠近皇上越不可能饿死。果然，慈禧下令在西安城关设立粥厂救济饥民，但是每天举着破碗围着粥锅的饥民达十万人以上，粥厂里犹如汹涌澎湃的人海，坐在巡抚院子里的慈禧都能听见哭喊鼎沸之声。她下令增加粥锅的数量，最后，二十多口直径两米的大锅锅下熊熊燃烧，锅内日夜蒸腾，远看仿佛西安城沦陷于战火，近看才知道帝国的“临时都城”成了个公共大饭堂。慈禧又命令修建“暖厂”，顾名思义，就是给饥民们避寒的地方。这样的“暖厂”每一座都规模巨大，全城建达十多处时，西安城又成了个巨大的宿营地。1900年西安赈灾规模在帝国历史上是前所没有的——“非圣驾在此，断乎无此财力。”（胡延：《长安宫词》。载《清代野史》卷二，巴蜀书社1998年9月第一版，第707页。）
在帝国各地通往西安的数条大道上，木轮马车满载着货物，在操着不同口音的官军的押解之下，马头向西，风尘滚滚，浩浩荡荡，日夜不绝。车上装载的不仅是大米，更多的是帝国各地官员向太后表示的“孝心”：山珍海味、鸡鸭鱼肉、土特产品、奇花异果、绫罗绸缎、狐貂皮张、宝石玉器、工艺古玩——各地官员表示“孝心”的车队除了有官军一路保护外，还配有相当一级的官员陪同，为的是把各地大员们亲手写的供奉清单面呈老佛爷。在帝国北方的运输业从来没有过的繁荣之中，有一种插着黄色旗帜的车队特别引人注目…车上装的全是白花花的银子。帝国各省各地每年往朝廷上缴银子，一直是让老佛爷烦心的事情，因为那些“没良心的东西”总是用各种借口少交或者迟交。而现在不大一样了：慈禧到达西安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向各省派出催银子的钦差，这些钦差到达各省督府，把帝国皇室的流离失所一描绘，很少有大臣不心疼的，于是上缴银子的事今年显得颇有些自觉了。
1900年的西安是帝国北方最幸运的一个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