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浑身冷汗的帝国谈判官员有一种天塌地陷的感觉。
这时，发生了一件谁也没有想到的严重事件：李鸿章被日本一名刺客的子弹击中——1895年3月24日下午，中日双方的第三次谈判结束，因为日本执意要占领中国台湾，李鸿章的心情十分恶劣。李鸿章的轿子行进在日本的大街上，大街两旁照例挤满了看中国大员的日本民众。当轿子接近李鸿章住宿的行馆的时候，突然从人群中冲出一个日本青年。这个青年左手抓住李鸿章的轿杆，右手举起手枪，朝着李鸿章的脸开了一枪，然后迅速逃现场。
李鸿章瞬间满脸是血，昏了过去，立即被抬入行馆进行抢救。
日本官方得到消息后“大感震惊”。首相伊藤博文、外相陆奥宗光立即赶到行馆，天皇都派来了自己的御用医生，皇后派来的是两名女看护。
李鸿章被擦去血迹，检查伤势。
子弹在左眼下一寸。没有生命危险。
子弹卡在李鸿章脸部的骨头缝里，没有医生敢在李鸿章头部的这个部位下手术刀。李鸿章给朝廷的电报只有六个字：“伤处疼，弹难出。”同时，他特别命令侍从不要洗他换下来的血衣，他要永久地保存——“此血可以报国也。”
中华帝国的最高谈判代表在日本被刺，这令骄横的日本人陷入了尴尬的境地。本来就担心在中日谈判中方可能会迫于压力而给日本更大在华利益的帝国主义们，纷纷站出来了高声“谴责”日本刺客的行为，大肆散布日本政府“别有用心”的信息：李鸿章是世界上最负盛名的中国政治家和外交家，现又为大清朝的全权议和大臣，被刺于日本国土，对日本的国家声誉极其不利——“刺杀使者事件比在战场上一两个师团的溃败还严重”。“古稀高龄，出使异域，遭此凶险，极易引起世界同情和强国干涉。”而日本政府担心的是：“若李鸿章以负伤作借口，中途回国，对日本国民的行为痛加非难，巧诱欧美各国，要求他们再度居中周旋，至少不难博得欧洲二三强国的同情。如果引出强国的干涉，我国对中国的要求亦将陷于不得不大为让步的地步。”（王芸生：《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二卷，第240页。）
出于对后果的担心，日本政府把有责任的地方官员全部革职，并且要求警方全力抓捕刺客。刺客果然“很快”被抓到了，日本警方的通报极其简单：小山丰太郎，21岁，极端爱国分子。而审讯后的判决更是草草：蓄意杀人未遂，判处无期徒刑。
日本天皇为此特别下圣谕，痛责这位“极端爱国分子”：“下贱无礼，极为可恨。”
为了表示在刺杀事件上的“清白”，日本政府立即宣布“无条件停战”。
但是，日本方面担心帝国可能做出的激烈反应不但没有发生，在案件发生的当天，李鸿章醒来做的第一件事，竟然是捂着脸给伊藤博文口述了一封照会：
大日本帝国大皇帝钦差全权办理大臣阁下：
本日下午，本大臣自会议处所归途，忽遇意外可悼之事，致使面订明日上午十点钟会议之期未能躬亲，殊为抱歉！是以特此知会贵大臣：明日于所定之时，由本大臣委派李经方趋候贵大臣，祈将已承允诺出示大日本国拟结和局要款之节略，交由李经方赍回。本大臣一经接到贵大臣应允之和款节略，即当迅速细加察覆，并望早日能与贵大臣会议也。手此，并颂日佳！（《晚清巨人传》之《李鸿章》，董守义著，哈尔滨出版社1996年3月版，第406页。）
经历暗杀后的李鸿章竟然表现出如此的宽宏大量，彬彬有礼，不是几千年中国文化的熏陶绝不可能有此“涵养”。日本方面喜出望外。
于是，放心之后的日本人立即向帝国代表团提出一份“和约底稿”，内容绝不“彬彬有礼”，更没有丝毫的“宽宏大量”：中国向日本赔偿白银3亿两；中国向日本割让辽东、台湾、澎湖；过去中日间各项通商条约要重新制定等。
李鸿章立即强硬了起来，向英、俄、法三国的驻华公使全面通报日本人的条件，希望引发强国对日本的干涉，同时表示“日本所索兵费过奢，且奉天为满洲腹地，中国万不能让。”如果日本执意这样的话，“两国惟有苦战到底。”
此时，帝国政府内部关于答应还是不答应日本人的条件吵开了锅。于是，朝廷发给李鸿章的电报冗长而虚空，全是模棱两可的官方空话，既没有说接受，也没有说不接受：“着李鸿章酌量办理，钦此。”
伤痛和心疼折磨着李鸿章。这样的为难境地他不止遇到过一次。如果坚持维护帝国的一切利益，采取强硬的态度和立场，后果只能是一个：中日战争继续扩大。以当时帝国实际的军事状况而言，战争的结果只能是帝国的东北地区被全面占领，同时各国列强定会在继续扩大的战争中捞取在华的更大利益。而如果答应对方的条件，帝国主权和财政的损失也是巨大的两害之中取其轻，这永远是面对艰难残局的李鸿章的选择。
4月10日下午4时，李鸿章受伤后第一次重新坐到春帆楼的谈判桌前。他的面前是一份日本人写好了的“和约节略”。之所以叫做“节略”，表明日本人在“和约底稿”的基础上做出“让步”：关于割地，从鸭绿江上溯到安平河口划线过凤凰城、海城、营口，此线以南割给日本；日本放弃辽阳，但是要加上台湾和澎湖全岛；关于赔款，减少至2亿两白银；关于通商，中国向日本开放沙市、重庆、苏州和杭州口岸，并且在中国已经和其他各国签订的通商条约的基础上与日本另订条约。其余款项照旧。
李鸿章刚坐下来，伊腾博文就声明：“中堂只能回答允不允两句话。”
李鸿章：〃难道不准分辩？〃
伊腾博文：“可以，但是不能减少。”
李鸿章刚要求日本方面再把条件减少一些，伊藤博文就截断了他的话说：“日本广岛有60艘军舰，兵粮齐备，只要过了停战的限期，中国还不签字，即可搭乘增派的大军，立即前往战地，北京的安危不堪设想。”李鸿章刚表明帝国不愿意割让台湾，伊藤博文又打断了他的话说：“那么，日本立即出兵台湾。”并且连李鸿章的安全都危险了：“中国的全权大臣一旦离开此地，是否再能安然出入北京城，亦不能保证。”
李鸿章：“再减2000万。”
伊藤博文：“不可，一两不可少。”
李鸿章：“是否能割台一半？”
伊藤博文：“断不能。”
李鸿章：“赔款割地，双管齐下，如此口紧手辣，吾将来必记之！”
伊藤博文：“此重任惟中堂一人能够担任。”
李鸿章：“赔款既不能减，地可稍减少乎？到底不能一毛不拔！”
伊藤博文：“如不在停战期限定议，将索款更多，此乃大日本举国之意！”
李鸿章：“交割台湾头绪复杂，能否在交割的时间上缓期？台湾既然是贵国的口中之物，又何必那么着急？”
伊藤博文：“尚未下咽，饥甚！”
李鸿章：“难道两万万两不足可疗饥？”
史书记载：鸿章辩久，伊藤愈坚，且限四日复。鸿章电奏，得旨允可，乃互签约。（罗敦融：《中日兵事本末》。载《清代野史》卷一，巴蜀书社1998年9月第一版，第124页。）
1895年4月17日，中日《马关条约》草约正式签字。正约11款，专条3款，另约3款，停战专条2款。要点是：中国承认朝鲜“独立”；中国割让辽东之安东、海城和营口以南地区以及台湾、澎湖；赔款2亿两白银；对日开放通商口岸和通商时日本人的种种特权等。
在草约上签字的时候，李鸿章突然想起他临行前恭亲王率领全体军机入奏皇帝的奏折上有这样一句话：“中国之败全由不西化之故，非鸿章之过！”这句话曾令李鸿章老泪纵横。
国人长期忽视或者故意忽视了这样一个历史事实：抱残守缺的中华帝国无论是政治还是经济都远远落后于世界东西方强国。列强们挑起军事事端为的就是对中国领土和财富的侵占和掠夺，在这种情况下，一个巨大的帝国屡战屡败，还怎么要求谈判者“义正辞严”地捍卫帝国的利益呢？前线放弃国土望风而逃的将领不是卖国，衙门里碌碌无为花天酒地的大臣不是卖国，朝廷里为了一己私欲不惜让国家民生付出血的代价不是卖国，皇宫里的那个一年之中要花费7万平民的口粮钱的皇太后不是卖国，而只有在国家面临被分割占领的危机时出来维持局面的那个人才是卖国者？
一百年后的今天，世界还在说：弱国无外交。
1895年4月20日，带着《马关条约》草约和脸上的绷带回到了帝国的李鸿章突然发现不但朝廷中没人理睬他了，而且他还成了举国上下的公敌。朝廷大骂他办事不利，同僚说他丧权辱国，民间说他拿了日本人的银子，绅士和知识阶层更是铺天盖地地咒骂他没有脊梁骨。要求惩办李鸿章的奏折堆满了光绪和慈禧的案头，写有“李二先生是汉奸”字样的报纸传单到处飞舞，还有数量相当多的人公开声明自己要不惜一切手段暗杀李鸿章，以“我心头奇耻大辱”。
李鸿章不得不上奏光绪皇帝：
臣适当事机棘手之际，力争于骄悍不屈之廷，既不免毁伤残年之遗体，复不能销戢强敌之贪心。中夜以思，愧悚交集。所最疚心者，赔款虽减，尚有二万万两……敌得我巨款及沿海富庶之区，如虎附翼，后患将不可知。臣昏重，实无能为力。泽盼皇上振力于上，内外臣工齐心协力，及早变法求才，自强克敌，天下心幸甚。（《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卷三十八，第18～19页。）
李鸿章说自己“无能为力”。帝国虽然“屡战不利”，但却不允许李鸿章“无能为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