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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大清帝国历史上少有的因为抗争而迫使列强将野心“暂罢”的事例。杨儒是中国近代史上少有的无论如何也不低头的帝国官员，他在受伤之后时而昏迷时而清醒，恍惚中他听到了俄国人妥协的消息，“不胜惊喜”。一年之后，杨儒因伤不治死在俄国。他的儿子因悲愤而自杀，和父亲相伴长眠于异国土地。
也许直到这个时候，办了一辈子外交的李鸿章才明白中华帝国自与洋人来往以来一直奉行的“以夷制夷”的梦想是多么的天真无知。他现在才知道这个帝国已是多么的萎靡虚弱，而自己竟是多么的荒唐愚蠢。虽然距离他生命的结束已经没有多长时间了，但他在生命最后的短暂时光里，再也没有说过类似“感谢俄国”之类的话。他在生命即将结束的时候将所有的列强和蛮夷统统融在了他刻骨的憎恨之中。
“袜子们”的结局
李鸿章病倒了。起因是拜访英、德公使之后，回贤良寺的路上受了风寒。
虽然庆亲王奕劻同样是“全权议和大臣”，而且以“亲王之尊”列在李鸿章之前，但是李鸿章“大权独揽，左右无人。”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首先是性格懦弱的庆亲王面对惟我独尊的李鸿章主动往后退缩。这个满族皇亲对汉大臣李鸿章居然公开地表示：“我公系国家柱石，实为当今不可少之人。凡事均须借重，本爵拱听指挥耳！”因此，“每当聚议时，一切辩驳均由李鸿章陈词，所奏朝廷折电，概出鸿章之手。”
慈禧最担心的是被各国抛弃，从而失去对大清的统治权，而李鸿章恰恰在尽心竭力地极力维护慈禧，因此逃亡中的慈禧把李鸿章当做了惟一可靠的救命恩人，她在西安的黄尘烈风中天天盼望着李鸿章的“好消息”——“望电报如饥渴。”慈禧的担惊受怕无形中加重了正在京城为她收拾残局的李鸿章的权势。
李鸿章躺在贤良寺里的病榻上，一边处理大量电文，一边就与各国尽快达成“议和大纲”反复磋商。他坚持联军的军事“讨伐”要有时间和范围的限度，最后瓦德西接受了李鸿章提出的联军的军事行动不得超越沧州、正定和河间以南的要求。李鸿章在病榻上还接见了上海“救济会”的代表，感谢他们北上救济皇城附近的难民。病中依旧繁忙的李鸿章居然还发过这样一个电报：他觉得来往电报每个字四角实在是太贵，以至每个月电报费就得过万，于是要求上海的盛宣怀以后不要原文转发张之洞等人的“空论长电”，如果真的有事，摘要发出，以节省经费。
张之洞的电报不来了，但他给李鸿章送来个大活人，这就是那个叫喊着“愿意为君王去死”的辜鸿铭。辜鸿铭一到达北京，就声称自己有让列强们低头的绝招，原来他曾经是联军司令瓦德西的老师。李鸿章有一点兴奋但也有点不相信，于是专门宴请瓦德西，结果瓦德西刚一出现，就被辜鸿铭用一顿流利的德语当头臭骂道：“瓦德西！你太无礼！你没有资格代表你们的光荣的恺撒！我马上给德皇陛下去电报！”更令李鸿章吃惊的是，瓦德西竟然一再向辜鸿铭鞠躬，一个劲儿地说：“请原谅，请原谅！”
辜鸿铭在帝国和民国的历史上有太多的故事。他对自己曾经是1901年与联军谈判的中方主要人物之一有过详细的回忆，尽管他把自己的作用夸大到似乎是单枪匹马地拯救了一个帝国，但他的出现确实使那些沉重的日子多少带有了点喜剧色彩。根据他的回忆，他在德国留学的时候，给他和他的德国房东每天送食品的水果贩子就是这个瓦德西。瓦德西那时候很悲伤也很快活。悲伤是因为他是一个孤儿，正对“骑在他的头上作威作福的大官们”怀着满腔仇恨，而快活是因为他好像与房东太太有点温馨的暧昧关系。在房东太太的介绍和怂恿下，瓦德西拜辜鸿铭为师，“学习德文、法文和有关科技方面的知识。”中国有句古话：一日为师，终身为父。想必辜先生在德国的时候也把这句话所包含的东方哲理传授给了孤儿瓦德西。因此，1900年，对于成了中华帝国太上皇似的瓦德西，辜鸿铭就根本不必客气了。他质问瓦德西：“中国现在的处境，德国经历过没有？”瓦德西赶紧回答：“经历过。”他又问：“那时飞在德国上空的恶鹰是哪些国家？是拿破仑！是法国和奥国！现在，你要做的事是帮助中国驱除那些恶鹰！”瓦德西连说：“是，是！”辜鸿铭让瓦德西起誓。此一番情景用辜先生自己的话说是：“我先带领庆亲王用中国话祷告上帝，然后又陪瓦德西用德国话祷告上帝。”
没有证据表明辜鸿铭老师的面子对1900年中华帝国与各国的谈判起了多大的作用。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自从辜鸿铭来到李鸿章身边之后，帝国利用瓦德西确实在挑动各国遏制俄国人对东三省的阴谋上起了一些作用。当对李鸿章表现得最殷勤的俄国人带头提出向中国索取七亿两银子的时候，各国就有了剧烈的反对之声，因为他们认识到了这是俄国人企图“让中国精疲力竭，然后乘虚而入。”
李鸿章的突然病倒，使虽做拖延之状但实际急于谈成的联军有点沉不住气了，于是各国草拟的“议和大纲”终于出笼，并邀请李鸿章去西班牙使馆“接受十一国公使的面呈”。但是，李鸿章实在爬不起来了，只好让庆亲王自己去。当庆亲王拿回十一国拟定的“议和大纲”之后，李鸿章深感各国开列的条件“极为苛刻”，特别是其结尾处的声明：“如果不答应以上条款，就没有各国撤军的希望。”“议和谈判”谈在李鸿章，“行在政府”，而政府此刻远在陕西西安，于是“屡传电谕授意辩驳”。
“议和大纲”共12款，要点是：
一、克林德被害一事，由中国钦派亲王赴德国谢罪，并在遇害之地树立“铭志之碑”；
二、严惩祸首，戕害凌辱洋人的城镇停止科举考试五年；
三、因日本书记官杉山被害，中国必须用“优荣之典”以谢日本政府；
四、中国须在各国人民坟茔曾遭到亵渎之处建立碑碣；
五、军民货及制造军火的各种器料不准运入中国；
六、公平赔偿外国人身家财产损失；
七、各国驻兵护卫使馆并划定使馆区；
八、削平大沽炮台；
九、由京师至海边由各国留兵驻守；
十、永远禁止军民人等加入仇视各国各会的团体；
十一、修改通商行船各约；
十二、改革总理衙门和各国公使觐见礼节。
连慈禧身边那个一贯善于沉默的荣禄都感到害怕了：“将来中国财力兵力恐为彼族占尽，中国成一不能行动之大痨病鬼而后已！”而帝国的南方大员张之洞等人更为愤怒。张之洞力主不能在“大纲”上“画押”，同时，再次提出迁都。张之洞这次建议把帝国的都城迁移到洋人的大军舰开不进去只能行驶小轮船的长江上游去，地点是荆州——尽管官员们把张之洞的心思看得很明白，他是想把朝廷置于自己的辖区，取代李鸿章的直隶总督而成为疆臣之首，但是出于对洋人开列条件的一致愤恨，他们还是支持了张之洞的建议。
各国得知帝国南方大臣的态度后立即警觉起来，联合用武力威胁手段向李鸿章施加压力。已与各国磋商数月而心力交瘁的李鸿章对“不明敌情”而“局外论事”的张之洞的“添乱”感到十分恼火。他认为，如果坚持不“画押”，谈判就会立刻崩裂，结果只能是将帝国拖入无休止的战乱之中——各国在京城屯兵数万，随时有扩大战争的可能。在这种情况下，帝国的正常秩序无法恢复，逃亡中的朝廷的职能无法履行，关系到国计民生的经济活动陷于停滞，人民的灾难和国家的衰弱只能一天甚过一天。在这种内外皆危之际，高谈阔论并不能扭转现实的危困。坚持“全权大臣必须握有全权”的李鸿章在给张之洞的电报中说：“不料张督在外多年，稍有阅历，仍是二十年前在京书生之习，盖局外论事易也！”不到情急之时，李鸿章断不会如此挖苦讽刺张之洞。
深感列强犹如“虎狼群”的李鸿章这一下病得更严重了。国中就有人十分清楚李鸿章以所谓“全权大臣”的名义和各国所进行的“议和”，其实不过是帝国自欺欺人的一个名目而已，言：“可怜名为全权，于各国开议，其实彼族均自行商定，无所谓互议也。”
各国公使轮流来看望生病的李鸿章。日本公使最恭敬，始终点头哈腰。美国公使老是重复“祝贵大臣早日恢复”这句话。瓦德西建议让德国医生来为李鸿章诊治。只有英、法两国公使不客气，因为在对“议和大纲”的辩论中两国都做了让步，心里很不痛快，站在李鸿章的病床边恶狠狠地说：“这个大纲是最后的立场了，如果再不签字，大战马上就要爆发，希望贵大臣不要重蹈叶名琛的覆辙，自取灭亡！”据说，英、法公使走了之后，李鸿章“放声大哭”，辜鸿铭劝了半天。
庆亲王给荣禄写了一封很长的信，详细分析了大纲的12款，除了表示在保全载漪和载澜这两个“懿亲”——与慈禧有亲戚关系的人——的性命上不能让步外，其余的似乎可以接受。比如禁止中国输入军火，中国可以从条约之外的国家进口，况且“洋商惟利是图，暗中运售，亦无从查禁。”再如拆除炮台一款，既然洋人要在那里驻军，帝国即使“坚台巨炮巍然矗立，亦属徒具外表”——这显然都是李鸿章的观点。
在京城里的病榻上还在和洋人周旋的李鸿章没有想到，慈禧看了十一国的“议和大纲”后“惊喜万分”，因为各国开列了那么多条款，没有一条涉及她，也就是说，各国最终没有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