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潮。各省督抚马上发现这是一个无需任何投资而来钱最快的好主意。时任山西当巡抚的岑春煊立即宣布自己也要搞彩票，用于“山西赈灾”。安徽巡抚王之春宣布安徽也要发行彩票。1901年，帝国20个省共发行了二百多种彩票，名目更是五花八门，千奇百怪，最奇特的恐怕是妓女界办的彩票了，谁中了头彩可以把最漂亮的妓女娶回家去，如果妓女本人中了头彩可以“赎身从良”。虽然有人指责彩票的发行无非是打着赈灾的名义而“奸商牟利”，但是此风一开便势不可挡。头彩金额从8000元一直上涨到5万元之巨，帝国无论官吏、绅士、平民、知识分子统统陷入了“一夜巨富”的疯狂梦幻之中。当时报载：“大街小巷，招牌林立者，售彩票处也。儿童走卒，里谈偶语者，买彩票之事也。”（《中外日报》1903年8月29日《论彩票大有害于实业》。）“开彩之日，众人心怦怦而突动，意摇摇而不安。一无所获者蹙然神伤，惶惶然如丧家之犬，偶中大奖者，贫儿暴富，挥霍于花天酒地之中。”（《大公报》1906年7月22～23日《论速宜停止彩票》。）但是，刚刚知道彩票是个什么东西的人，很快就明白了这是一个陷阱，因为彩票的发行全部是“官票”——一律由官吏们控制。在中国，什么事只要衙门一掺和，准没百姓的好果子吃，结果疯狂一时的百姓都不买了，于是出现了只有帝国才有的“摊派”方式：张之洞手里有每票面值2000文的彩票3000张，于是令每个知府必须买500张。知府拿了彩票，令每个县必须买50张。知县拿着彩票挨家挨户地卖，哪一户不买都不行。一个商人被摊到两张，他只愿意买一张，结果被抓到知府里，知府判决如下：买两张，再罚两张。《中外日报》报道：“方今百姓既为重税所困，而又须勒购彩票，诚不堪其苦也。”追根溯源，彩票是洋人们在租界里先搞起来的。
1901年是中华帝国“头脑解放”的一年。被大清流放海外的人都悄悄地回了国，他们到处散发关于“国家和国民”、“朝廷和国家”、“民主和自由”之关系的小册子。3月24日，上海张园数百绅民集会，当堂跳上一位16岁的女孩子，让众人吃了一惊。女孩子叫薛锦琴，她自此成为中国第一个女性当众演讲者。她演讲的内容是：号召人们阻止俄国人占领帝国的东北，反对帝国大臣和俄国人就东北问题签订条约：“我等当联合四万万人，力求政府请将主持俄约之大臣撤退，另换明白爱国之人为议和大臣，则俄人胁迫之事庶乎可以挽回矣。”薛锦琴的出现和演说立即引起轩然大波，有人说“少年女士当众演说实在可鄙”，也有人说“若人人能如薛女士，何患国家不强”。还有人把这件事上升为“国民精神”：“东方妇女当此时机，妻助其夫，母训其子，姊督其弟，以遍国妇女激励遍国男儿，使国民之精神，常巍然其不可拔，凛乎其不可挫，何惧白人之侵略！”薛锦琴，“一志士之女”，并“能操英语”，演说后即“赴美留学”。（《中外日报》1901年4月5日。）
不光是帝国的女孩子出国了，1901年还是中华帝国“走向世界”的一年。中华帝国第一次参加了巴黎国际博览会。在博览会场里花了45万两银子“特建中国宫室”，这个“中国宫室”建得“非宫非殿，非庙非衙，不能名其状也。”而再花数十万两银子运去参加展览的中国物品也许更“不能名其状”：
烟枪十余支；烟灯数枚；官员一；刀数柄；杀人照片数方；知县衙门一；枷一；上海、北京、广东、宁波装束的缠足妇女各一；小木头人数百枚；草屋十余间；苗人一；绿营兵一；翰林学士、举人、秀才各一；魁星楼一；小城隍庙一；城隍鬼判全套；教会学校照片数十方；药王、财神等神像照片多方。（《外交小史》之《中国赴圣路易赛品》，载《清代野史》卷一，巴蜀书社1998年9月第一版，第283页。）
上述人等，无论官员、缠足妇女，还是举人、药王，均不是活人，而是泥塑。
1901年还是中华帝国官员纷纷出国的一年。这一年始开帝国官员“公费旅游”的先河。先是日本举行军事演习，邀请中华帝国官员前去观摩。为了能到日本去玩玩，各省官员争夺名额，帝国最后不得不组成了一个庞大的出国队伍来平息争吵。这批官员到达日本之后，没有好好地看日本人的技术成就，而是吃喝玩乐，丑态百出。在日本的中国留学生和旅日华人感到极大的耻辱，纷纷写信给国内报纸，揭露这些官员的行径：
安徽省官员联恩把重要文件丢失了，原因是犯了鸦片瘾而精神恍惚。日本国内禁止携带和吸鸦片。
安徽官员李光邺，半夜进入娼家求宿，因语言不通，被警察抓走。
苏州官员丁桥山潜入邮船的厨房取面包，被船员发现“推出”。又进餐时当众在洗手盆里小便。在日本最大的饭店住宿时，在楼上小便并淋到了楼下，使楼下的人“被秽淋湿，喧躁不已”。
江南官员杨某，于红叶馆大型宴会上，当众“强与艺妓互相裸露，以为笑乐”。
（《中外日报》1901年11月16日《论各省委员之辱国》。）
帝国官员出国回来后，没有人谈论外国的工业、科技、工商和教育，“逢人则侈言各国之淫糜逸乐，而于男女之事，尤津津乐道，一若外国妇女可任人戏侮者。于是居内地之人，不于国政民俗是求，而惟心醉其淫侈，一旦身至其境，如登极乐世界，将举向所耳闻之事而身践之，遂不觉丑态毕露矣。”
而在中华帝国经历了1900年的外国人，1901年的心情似乎也好了。他们不但地位得到了极大的提高，而且受到了“热情的帝国”前所未有的接纳。以至于当年冲杀进来的联军中间有不少官兵没有跟随部队撤走，而是在北京逗留了下来。两个法国人，一个叫傍扎，一个叫白来帝，在崇文门大街苏州胡同以南路东开了一间酒馆，卖两毛钱一杯的葡萄酒，下酒的菜是煎猪排和煎鸡蛋。不久白来帝自己跑到长辛店又开了一家小酒馆，于是傍扎和一个叫贝朗特的意大利人合作把小酒馆迁到了东单菜市的西边，挂出的牌子叫做“北京饭店”。两个洋人没想把生意做得多大，因为挨着他们的小酒馆，还有西班牙人开的饭店、美国人开的妓院和德国人开的珠宝店，但是他们卖的是军舰带来的酒，不用上税，只要从木桶里把酒灌进瓶子里，价钱就翻了10倍，于是惟独他们的生意发达了——那个小酒馆就是如今北京饭店的前身。
有个叫维利戈拉的意大利海军士兵更是活得滋润。他跟随联军打进北京，却在联军撤军的时候溜号了，他留在了帝国开始了异国“创业”的生涯。先在东单牌楼附近开了个只有百来人座位的“电影院”，票卖得不错。赚了点钱后，他又在东交民巷开了间咖啡馆，然后又开办了一间啤酒厂。几年下来，生意做大了，钱也赚足了，成了百万富翁。他娶了中国老婆，买了车，在京郊盖了别墅，叫做“维家花园”，如今的温泉乡政府就在一百年前的这座花园里。
无论是回国的还是没回国的洋人们，甚至这个人自己，都把那个惹下“巨祸”的皇储忘得一干二净了。
皇储大阿哥在回京以后，因为在西安的放纵被慈禧打了40板子，又迫于洋人的压力被废除出宫。父亲载漪被流放了，他只有住在亲戚家。没几年就把家当挥霍干净，但是还摆皇储的架势，说：“蒙古十八家王子都是扶持我的！”高雨伯撰《听雨楼杂笔》记载了这个帝国“准皇帝”的日子：每日不得一饱，终日叹息“我是一个房子地亩都没有的人啦，宫中的生活，俨如昨日……”后来有人看见他担着两只筐在地安门和鼓楼附近卖臭豆腐，京城里的老人们都记得他叫卖的吆喝声，说那声音很特别，嗓子好，唱戏似的阴阳顿挫：“来买前门外延寿寺路西门牌23号真正老王致和的臭豆腐！”
突然东交民巷的巷口响起剧烈的锣鼓声。
今天是什么日子？中国人怎么啦？
洋人们出来观看，顿时吓了一跳：满眼全是他们似曾相识的“兵器”：两个开道的锣手走在前面，一只二尺直径的明晃晃的大铜锣挂在红漆杆上，杆子的一端挂着红底黑边的大旗，上面书写“开道”二字。然后是金灯四对，两米高的立杆上有黄色的伞帽，下面挂的是四面玻璃的座灯，里面燃烧着红色的蜡烛。接着就是由金轮枪、金螺枪、金伞枪、金盖枪、金花枪、金罐枪、金鱼枪和金长枪组成的执事队伍，然后又是四座金灯，接着是三尖刀、马蹄刀、偃月刀和象鼻刀。然后再是金灯四座，接着是金立瓜、金天镫、金兵拳和金钺斧。这些“兵器”混杂在清道旗、飞虎旗、飞凤旗和飞龙旗之间，发出耀眼的金属光泽。洋人们回想起来，好像去年在北京的街上看到过这些古怪的东西，不过那时是举在义和团农民们的手里——中国人要干什么？在巷口等活的拉洋车的告诉被吓着了的洋人：您踏踏实实的站稳了吧，那些家伙都是木头的，上了一层金漆！赶上了就开开眼，哪家大宅门今儿迎亲呐。
洋人们于是十分惊讶中国人两性结合时典礼的豪华。“兵器”过去了就是仪仗。一面高竿上悬着一面巨大的镜子，镜子后面是两柄足有三米长的翠绿色的扇子，上面镶满了小镜子，中间有四个金字：子孙万代。两个巨大的遮阳伞，伞很大，举伞的人把伞柄插进腰间的竹筒里，伞的两边还有两个人用黄绸子拉着。无数美丽的宫灯，用红色的漆杆挑着。宫灯后面是乐队，锣、鼓、唢呐、海笛、笙，乐队至少有五十人组成。然后是抬着一个美丽新娘的轿子来了。这顶颜色鲜艳的巨大的花箱被一群穿戴奇特的轿夫们簇拥着。绿嫁衣，上面绣着金色的喜字，红色的肩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