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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现设立黄埔河道局，经管、整理、改善水道各工；所派该局各员，均代中国暨诸国保守在沪所有通商之利益，预估后二十年，该局各工及经营各费，应每年支用海关银四十六万两；此数平分，半由中国回家付给，半由外国各干涉者出资。该局员差并权责及进款之详细各节，皆于后附文件内列明。
第十二款。西历本年七月二十四日，即中历六月初九日降旨，将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按照诸国酌定，改为外务部，班列六部之前。
此上谕内，已简派外务部各王大臣矣。且变通诸国钦差大臣觐见礼节，均已商定，由中国全权大臣屡次照会在案，此照会在后附之节略内述明。
兹特为议明，以上所述各语，及后附诸国全权大臣所发之文牍，均系以法文为凭。
大清国国家既如此，按以上所述西历一千九百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即中历光绪二十六年十一月初一日文内各款，足适诸国之意妥办，则中国愿将一千九百年夏间变乱所生之局势完结，诸国亦照允随行。是以诸国全权大臣，现奉各本国政府之命代为声明，除第七款所述之防守使馆兵队外，诸国兵队即于西历一千九百零一年九月十七日，即中历光绪二十七年八月初五日，全由京城撤退，并除第九款所述各处外，亦于西历一千九百零一年九月二十二日，即中历光绪二十七年八月初十日，由直隶省撤退。
今将以上条款，缮定同文十二份，均由诸国、中国全权大臣画押，诸国全权大臣各存一份，中国全权大臣收存一份。
一千九百零一年九月初七日在北京定立。
光绪二十七年七月二十五日。
（原载《义和团》。《辛丑条约》尚有附件十九件，略。）
附录二
1988年夏天的一个中午，我正在厂桥总参文化部的仓库里与电影队里的几个战士吃西瓜，电话铃响，我拿起话筒，听到一个大嗓门在里边说：“莫言吗？我是王树增，现在在你们大门口，你出来吧。”
早就知道王树增是原武汉空军的创作员，1984年我进入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学习时，就在学校的礼堂里看过根据他的剧本拍摄的电影《骆驼草》，随后又在《八一电影》上看到了他的好几个剧本。当时我以为他是个搞电影的，与我这个写小说的没有什么关系。但是，很快，1985年和1986年里，他的中篇小说《鸽哨》、《猛潮》、《黑峡》、《红鱼》、《月斑》、《破译》，分别在《收获》、《当代》、《人民文学》、《解放军文艺》、《昆仑》等著名的刊物发表，《鸽哨》还得到了王蒙先生的赞赏。
也许是出于偏见，当时也是军队年轻作家的我却对很多军队年轻作家抱有一丝丝温柔的敌意，因为我总感到他们趾高气扬，好像军队是他们家的一样。所以那时尽管我对这个风头正健的王树增从心里佩服，也有一些结识的机会，但还是放弃了。现在想起来，如果我在读军艺时就与王树增成为朋友，也许我犯的错误就会少一些。
王树增站在我们大院的门口，身材高大挺拔。那时他虽然已经转业到了鲁迅文学院担任办公室主任，但浑身的军人气儿还是呼呼地往外冒。他站在我们大门口那两个笔挺的哨兵身旁，既像他们的哥又像他们的连长。我对哨兵说这是武汉军区的伞兵营长，哨兵啪地一个致敬礼，就把我和王树增放进去了。他来找我一是动员我去上鲁迅文学院和北京师范大学合办的作家研究生班，二是让我跟他一起去玉门油田给文学青年讲课。这两件事我都不愿去，但王树增用了不到三分钟的时间就把我说服了。可以这样说，如果不是王树增来动员我，我不会去读研究生班，也不会去玉门。如果我不读研究生我就不知道“来”是“ＣＯＭＥ”“去”是“ＧＯ”，不去玉门就不知道石油是怎样从地下冒出来的。
我们乘火车摇晃了三天两夜，在一个红日西沉的傍晚抵达玉门。正当酷暑时节，我们出京时穿着汗衫短裤，但一到玉门车站，冷风习习，寒气逼人，我打着哆嗦，感到自己像一只脱了毛的公鸡。可人家王树增就像没事似的，高声大嗓地跟玉门人寒暄。给玉门的文学青年讲了一个星期的课。我有高原反应，头痛欲裂，基本上靠王树增讲。他连吹带唬，竟然很受欢迎。石油工人拉来一小拖西瓜卸到我们的房间里让我们吃。西瓜个个好，绿皮红瓤黑籽，入口如蜜。王树增说讲课的事他包了，但一小拖西瓜让我必须在一周内吃完。他还说最治头痛的就是西瓜。每天王树增去讲课时，我就在房间里吃瓜。
讲完课后油田派车拉我们去敦煌参观，游石窟找飞天，爬鸣沙山看月牙泉，还到了电影《敦煌》的外景地租了戏装照相。王树增顶盔披甲，手持大刀，威风凛凛，果然是大将军八面威风；我与他同样装束，但一看就不是那么回事。当时我就想，王树增这样的人转了业和我这样的人还不转业都是军队的遗憾。
从玉门回来不久，就去了鲁迅文学院读研究生，王树增在职学习，与我同学。我那时还比较年轻，脑子里有资产阶级思想，上课时喜欢看前排漂亮女生的脖子和头发，一堂课下来，满脑子幻想，老师讲的什么我基本上不知道。王树增看我这样子，恨铁不成钢，就经常把我叫到他的宿舍里，严肃地批评我，委婉地开导我，提醒我一要珍惜这次学习机会，二要保持革命军人的气节。在他的教育帮助下，我头脑里的资产阶级思想得到了很大克服，能够认真听课了，学习自然也有了进步。
这时我跟王树增已经成了无话不谈的亲密朋友，我对他说很想转业，他说你千万不要转业，还是军队好。我说你为什么要转业呢？他说当时部队有一个转业回北京的名额，但回来后就后悔了。他是个听到军号就激动的人。他是个嗅到军营大锅饭的气味就胃口大开的人。他是个天生的当兵的材料。他说如果有可能，一定要回到队伍里。我们毕业典礼那天，正好海湾战争爆发，他对我说他一定要归队。正好部队急需剧本创作人才，他果然就归了队，成了广州军区战士话剧团的编剧。
最近的消息是：王树增写出了60万字的长篇纪实文学《远东朝鲜战争》，写得很有些惊心动魄。我的朋友王树增，现任武警创作室创作员，此前曾任武警文工团副团长，广州军区战士话剧团副团长、编剧，鲁迅文学院办公室主任、在职研究生，武汉空军创作室创作员，武汉空军文工团编剧（曾登台演出过话剧、相声），武汉空军某部伞兵，山西临汾地区插队知青，北京学生，儿童。
提起他的作品他总是说那不值一提，但提到他的8年伞兵生活，他的话就会滔滔不绝。
“我总忘不了那一刹那——飞机载着我们这些全副武装的伞兵在拂晓幽暗的天空中爬升、爬升，突然，一股温柔明丽的颜色涂满了我年轻的脸……”在过去的岁月里，许多次，他站着，笔挺，像一棵松树，眼睛里闪烁着心驰神往的光彩，对我说：“那时候，我们经常从天而降……”
（摘自《军营文化天地》2000年第5期）
附录三
★《1901年》不是写“皇上”的书
莫言：树增，首先祝贺你在《远东朝鲜战争》之后又写出了《1901年》这样一部大书。我觉得这两本书都具有以往纪实类文学作品中比较少见的宝贵素质：客观性。后者比前者更为明显。我很想知道，面对浩如烟海的素材，你是用什么样的态度来判别和选取的？
王树增：书写的历史毕竟不是历史本身，所有关于历史的记述都难免评价，因此，“客观”地叙述历史只是相对的。这个客观不仅仅是叙述历史事件进程的客观，还包括“评价”上的“客观”——这个客观也许更有意义些，因为对历史的回顾，其有价值的意义在于回答当代人生存状态中的某种困惑。
写《1901年》的时候，我对野史笔记给予了极端的重视。我赞同鲁迅先生的论断，从更“接近真实”的角度上讲，野史笔记比官修正史可靠得多。但无论正史还是野史，都有一个取舍问题。我对史料的判定原则是：有明显标榜其政治立场者，剥其伪装反向取证；对人物、时间、地点有明显编造者，究其为什么编造后弃用；故弄玄虚装神弄鬼者，当戏剧剧本看待；躲躲闪闪吞吞吐吐者最有价值，其忸怩之处往往就是真实所在。
莫言：去年的5月份，我们一起专程去保定参观了直隶总督衙门。当时，我正在创作《檀香刑》，我去保定的目的是想看看衙门的布局和结构，以免犯了技术性的错误。你的《1901年》中的好几个重要人物都在这座衙门里当过总督，而总督府对面的莲池书院里也发生过触目惊心的故事。我想知道的是，在那次参观中，你想了些什么？你还记得总督衙门前那座刚刚修建起来的、肯定比过去的要辉煌的牌坊吗？
王树增：当时我感觉你不是去游览一个古迹，而是如同回老家，去见一个值得纪念的先人。作为中国人，我们有理由对历史中的“权势”存在一种畏惧和仰慕，仅仅看见总督府里的那顶官轿就足以令我们这些草民心灵颤栗想入非非了。当时你举起相机要拍照，结果被看轿子的工作人员教训了一顿，似乎你的闪光灯一闪，轿子就可能灰飞烟灭。其实，整个总督府、整个清王朝就是一顶大轿子，尽管你我的先人当年无不抬得有滋有味。
一进莲池书院就看见了民国要员修建的别墅，然后就是几对耳鬓厮磨的恋人，只有你我两个心怀鬼胎的家伙一路东张西望。1900年夏天，70多岁的清廷重臣、户部尚书、道光皇帝的老丈人崇绮自己搓好了一根绳子，吊死在书院的偏房里。无论正史还是野史，都没有记载他到底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