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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就是这样一个传奇的人物，无论在官史还是野史中，关于他的记载却少之又少，好像帝国的历史上根本没有过这个人一样。倒是一个洋人——日本人吉田良太郎所著的《西巡回銮始末记》中尚留有他的历史痕迹：
端邸以近支王公，谋窃神器，其骄暴乐祸，性使然也。或传其父惇亲王有隐德于太后，故太后亲之。戊戌政变，漪与其兄载濂、其弟载澜告密于太后，故太后尤德之，使掌虎神营，而祸自此始。大阿哥即立，欲速正大位，其谋甚亟，而外人再三尼之。故说者谓端邸之排斥外人，非公愤，实私仇，诚笃论也。（（日）吉田良太郎：《西巡回銮始末记》卷二。）
这个日本人是站在洋人的立场上来评价载漪的。书中暗示载漪和慈禧的关系起源于慈禧和载漪的父亲奕誴说不明白的密切来往，这倒是解释慈禧为什么会被一个不学无术的莽撞之人左右的角度之一。
载漪，道光皇帝第五子惇亲王奕誴之次子，是慈禧的侄子，是当今皇帝光绪的嫡堂兄弟。他的父亲奕誴没有当皇帝的运气，年龄只比其异母兄弟咸丰皇帝小六天。载漪生来也运气不佳，因为他是八个兄弟中的老二，按照帝国的规矩，除了奉旨“世袭罔替”的亲王可以世代承袭亲王的爵位之外，其余的只能封爵，自亲王以至辅国将军，在父死子继的时候照例要降一等承袭。所以，奕誴虽然是亲王，但是他死了之后，不但老二载漪以下的儿子不可能被封为亲王，就是老大长子载濂，也只能袭封为贝勒加郡王衔。至于载漪，顶多可以得到个辅国公的封号。
但是，载漪，这个被史书多记载为“鲁莽浅薄，不学无术”的皇亲公子，硬是时来运转了。按照中国人的说法，这位王爷实在是“福大命大造化大”。他首先得利于另一支皇亲的繁殖能力不佳。嘉庆皇帝的第四个儿子绵忻生前被封为瑞怀亲王。这位亲王只有一个儿子，名叫奕志，按照帝国的“规矩”，绵忻死后，奕志降一等世袭爵位，为瑞郡王。但是，奕志一生也没能有一个儿子，死的时候也就没有后代世袭爵位，这被中国人叫做“国除”，大概是从此被国家开除了的意思。为了避免一支皇亲被国家开除，咸丰皇帝命令奕誴的第二个儿子载漪过继到“绵”字皇族，袭承奕志的爵位。载漪因此被封为贝勒，地位一下子和本家长子的地位持平了。
但是，贝勒距离郡王的级别还相差甚远，载漪如何又能成为权重一时的郡王呢？这又是载漪的福气了：男大当婚，女大当嫁，他娶了一个媳妇，这个媳妇不是别人，而是慈禧太后的内侄女。
慈禧的亲弟弟叫做桂祥。桂祥有三个女儿，长女就是在慈禧的安排下嫁给了光绪且令光绪别扭了一辈子的隆裕皇后。次女即是载漪的福晋，三女则嫁给了另外一个“载”字辈的皇亲辅国公载泽。载漪娶桂祥的次女为妻，是否是慈禧的主导不得而知，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那就是载漪家族和慈禧的关系绝不一般，不然载漪不会得到慈禧的欢心，慈禧也没有理由把侄女嫁给载漪以加强彼此的“友谊”。载漪娶慈禧的侄女的日期几乎和光绪皇帝大婚的时间互为先后。载漪结婚不久，慈禧60寿辰到了，载漪从贝勒被进封为端郡王。这个进封至少在皇族进封爵位的规矩中是一个特例，不是慈禧的意志绝无可能。慈禧母家的势力之大在帝国中已经成为铁一样的现实。与载漪的好运气形成相对比的是，桂祥的弟弟兆祥也有一女，嫁的是贝勒载澍，结果夫妻吵架，兆祥告到慈禧那里，倒霉的载澍居然被慈禧关押起来，一个身为贝勒的皇亲国戚形同囚徒。
载漪被授予“端郡王”的封号，本身就是一个历史笑话。载漪袭承的是瑞亲王绵忻之子奕志死后的爵位，即使当上郡王，也应该按照绵忻的爵号为“瑞郡王”，但是：
咸丰十年，命以惇亲王子载漪为奕志后，袭贝勒。光绪十九年，加郡王衔。十九年九月，授为御前大臣。二十年，进封端郡王。循故事，宜仍旧号，更名端者，述旨误，遂因之。（《清史·瑞亲王绵忻传》。）
所谓“述旨误”，是说办理手续的大臣把字写错了。原来，军机大臣们奉旨书写进封文件时，官员把“瑞”字错写成了“端”字，稀里糊涂地呈奏了上去。更糊涂的是，皇帝也没把这个错字看出来，朱笔一画，批准了。王言即出，便是成法，没有更改的道理，结果在官员和皇帝的共同糊涂中，本来被过继到“绵”字辈，指望能够继承“瑞王”封号的载漪，到了封王的时候却成了“端王”——皇族瑞怀亲王绵忻一支的爵位封号到此真的“国除”了。
无论是“瑞”还是“端”，对于载漪都无关紧要，反正他已经是帝国的郡王了。
载漪最大的福气是儿子被立为皇储。
这件“盛事”的突然出现还来自于载漪的裙带关系。
《十朝诗乘》云：
至是东朝再训政，忽别议为穆宗立嗣，盖预为废立地也。近支中惟端王福晋出入椒掖，承眷特隆。所谓“佛香高阁盘旋上，亲挽■辇有福金”者，即咏此事。溥儁得立，实由此。此时朝士虽无敢昌言抗议，而私忧窃叹，每见篇章。（郭则沄：《十朝野乘》卷二十三。）
载漪的福晋和慈禧的关系甚是亲密，到了可以在慈禧的轿子前后晃来晃去和太后窃窃私语的地步。在载漪的儿子当选皇储的问题上，想在日后当上和慈禧一样的皇太后的载漪的福晋绝对脱不开“拉关系走后门”的干系。
洋人坚决反对载漪的儿子当帝国的皇帝。
帝国预立皇储的诏书下达之日，载漪嘱其王府仆人：“各国公使将于今日来贺溥儁为大阿哥事，汝等宜预备茶点。”可是，“至夜寂然。”第二天载漪又嘱，“至夜又寂然。”第三天载漪仍嘱备好茶点，“至夜复寂然。”史书记载：“自是，载漪之痛恨外人也，几于不共戴天之势。”（宋玉卿编《戊壬录》之《立储始末》。）
在慈禧的包庇下，帝国的最高决策权掌握在一小撮满族王公手中，而以“载”字辈的权力为最。他们是：载濂、载漪、载澜和载勋。前三位是亲兄弟，载濂则是自然承袭的郡王，载漪不但也是一个郡王，而且还是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的大臣兼禁卫军虎神营总兵，老三载澜的爵位是辅国公，出任禁卫军右翼总兵，哥仨掌握着帝国京畿部队的军权。而载勋，是“世袭罔替”的庄亲王。庄亲王是康熙年间八大近支勋臣之一——与皇帝的血统最近的那支亲系，号称“八大铁帽子王”之一。其第一代庄亲王硕塞，是清太宗第五子，为帝国的开国立过重大战功。第三代庄亲王允禄是朝廷的内务府总管，曾任正红旗汉军都统、镶白旗满洲都统、镶黄旗满洲都统，领亲王双俸。第四代庄亲王永熔先后任镶红旗蒙古都统、正红旗满洲都统，掌管宗任府，署领侍卫内大臣。第五代庄亲王绵课，先后任正红旗蒙古都统、署领正白旗侍卫内大臣、正黄旗侍卫内大臣，署正白旗汉军都统、镶蓝旗满洲都统等职。到载勋这一辈，已经是第十代庄亲王了，其门第已经在大清帝国的历史上显赫了近二百年之久。载勋此刻是总统禁军，同样军权在握。
关于载家兄弟的权势，在帝国土地上出版的英文报纸《字林西报》甚至也刊登文章，绘声绘色地描述说，慈禧已经给了载家兄弟一把可以“先斩后奏”的“尚方宝剑”——从史实上分析，这是洋人们被吓出来的幻觉。但是，即使没有这个幻觉，这些既无政治才能也无军事经验的贵族弟子居然在帝国政府的中央形成一个权力的核心，这个现实已经足以令人心惊肉跳。载家弟兄为了纯粹的私仇，把整个帝国捆绑在危机之上，以最无知的头脑、最下流的手段和最自私的目的，狂热地迎接他们自己的“节日”，如同一伙盗贼庆贺他们的一次盗窃行动顺利得手一样。
那些被饥饿和绝望逼上不归之路的帝国的农民们，他们没有一个能够知道宫廷里发生的一切，他们关于帝国政治的所有知识仅限于街头巷尾的传说和世代臆造出来的深宫情节。现在，他们能够进入帝国的京城，甚至“驻扎”在王府中，得到王公们的承认，并且成为皇族们的“手下”甚至“家人”，这无异于读书人考取了功名，做官者得到了晋升，其社会地位得到了帝国的承认，农民们原本的不平之心终于得到了极大的满足。在王府里，他们除了悄然窥视偌大的府宅之内深不可测的门廊院落，吃着用王府的巨大铁锅烧出来的大块猪肉外，关于“国家大事”他们什么也不知道。那些巨大的假山、富丽的飞檐和茂密的紫丁香树遮住了他们的视线——他们的视线也只能到眼前为止。如同无法得知王爷们的私生活的真相一样，农民们根本无法得知任何“国事”的真相。虽然他们无疑是帝国农民中“大开了眼界”的“幸运者”，但是当他们在王府前院中站立或走动的时候，内心里除了畏惧还是畏惧以及在畏惧之后愈加深刻的卑微。他们的情绪不算复杂，或者说自打进城之后，他们的思维和热情变得更加单纯了。至于国家、政治、外交、法律等等概念，连帝国的主宰者们都没搞明白，如何苛求帝国的农民能比帝国的王公们更明白？
如果说端郡王载漪对外国人的仇恨是来自外国人强烈反对他的儿子当皇帝，那么，庄亲王载勋的举动就让人有点摸不清头绪了。载勋对外国人的仇恨比载漪更强烈。他的府邸不但是义和团“坎”字团的总部，他的家人，连同他自己，都成了义和团中的一员。自义和团的农民们进入北京城的时候起，这位亲王就变成了“举事”的农民们的头头。他骑着马，在农民们的簇拥下，乱闯于北京的大街小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