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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和团要求居民们家家必要有的东西是红灯——家家挂灯，昼夜不熄，一片灯海，犹如节日。但是，挂红灯也不那么容易，一不小心也可能惹来灾祸。突然有命令来，让家家都把红灯高举起来，说是红灯照迎仙姑。居民们刚刚把红灯高举起来，又来了一个命令，说高举红灯“有碍仙姑的‘云路’”。于是，刚才还满城红灯，“万炬高张”，转眼间满城的红灯又一起消失了，“如万星齐落”。可是，命令突然又来了，说“红灯低者，乃奸细也”，要高高举起来“以助神威”。“乃户户又高举如故。”
京城内传闻纷杂，居民们手忙脚乱，渐渐地，人心惶惶，草木皆兵了：“忽有人传言遥见顺治门外聚集多人，即之忽又不见，居民互相惊异。”“又人狂奔过市，大呼反来，或呼火起，闻者震惊。”乱七八糟的传说夹杂着各种恐怖的传闻蔓延开来，闹得北京人不知道如何是好了。昨天说，有鬼魂半夜里专门剪鸡鸭的羽毛和睡着了的人的辫子；今天又说，“某粮店黑豆一囤，转瞬间豆皆自生眉目。”人心慌乱得还来不及判断之时，再听见有人大声喊：“泼水！”于是家家户户男女老少争先恐后地往街上泼水，结果“街市尽湿”。满街是水之后，人们互相问为什么泼水，谁也说不明白。
那是一段混乱浮躁的日子。人心躁动、敏感，而且隐约地害怕。
人们甚至为城内大火造成的损失寻找可以接受的理由。大栅栏大火烧毁民房，人们说义和团本来除了老德记洋药房之外，绝不会波及别的房屋，但是由于“二毛子救火”，神仙恼怒了，所以烧了一大片。这个谴责救火、偏袒纵火的说法，居然让帝国的平民们深信不疑。西单的大火明明烧毁了上千家店铺，但是关于义和团“法术”之灵验的说法依旧在京城内传诵着：“西单牌楼二道街洋房烧，粮店跪求。团民手执小红旗上房，口中念念有词，用旗一挥，火即飞过粮店矣。”（刘以桐：《民教相仇都门闻见录》，载《义和团》。）
后来帝国的史书，在很长一段时期内，都把义和团称之为“匪”。但是，当时的帝国，几乎没有人这么认为，至少没有人敢这么认为。这是一个极其奇特的现象。在大清帝国的历史上，还从未有过这样“上下一心”的时刻，尤其是没有过政府官员和“举事”的农民同心协力的时刻。就面对外国势力而言，尽管政府官员和平民百姓所感受到的屈辱的内容和性质截然不同，但是就仇恨的情绪来讲，他们惊人地一致——“民心蓄怒已久，不约而同，闻灭鬼子杀教民，人人踊跃思奋。”（刘福姚：《庚子纪闻》，载《义和团史料》。）
在当时的史料中，关于国家尊严和民族利益所受到的屈辱和危机，几乎不可见，所能见到的多是洋人们古怪的“兽行”——也许因为只有这些“兽行”才能最大限度地激发中国人对外国人的仇恨。那时的京城内几乎每天都在流传着类似的消息：义和团从某个教堂里搜查出无数具人的心、肝、肺；又有拳民在某个洋人的住宅中搜查出剥下的人皮、从孕妇肚子里剖出来的婴儿，还有数十个“阳物”。当义和团冲进西医医院时，他们被人体骨骼标本吓了一跳，抬出来，又是洋人吃人的活生生的罪证。义和团在烧一家照相馆之前，骇人听闻地从这家照相馆里抬出来一筐“人眼珠”，倒在地上，“眼珠”乱滚，京城人个个毛发倒竖，惊叫不已。后来被一个南方人看见，说这是南方的一种水果，叫荔枝，不信可以尝尝，甜得很。结果这个南方人立即受到一顿暴打——人们不愿意更改洋人“挖人眼睛”的消息，而这个消息其实已经不可更改了。
帝国臣民的心理如同这个正在走向衰亡的帝国一样脆弱。面对外国势力的蛮横侵入，帝国全民的心理失衡终于导致了民族整体行为的失衡。
在这样的心理之下，任何对抗外来势力的可能，哪怕中国人认为有一丝可能性的事物，他们都愿意接受，尽管他们亲眼看到义和团的“闭火”法术并不灵验。中国人在对外国势力的仇恨中期待着奇迹的发生，尽管他们只要冷静下来就能清楚地知道，奇迹的发生该是多么的渺茫。
只是，至少在帝国的都城，人们已经无法冷静。
在一种非正常的心理状态中，帝国的臣民们这一次把千百年来欺压、剥削他们的那些昏聩的官员全盘接受下来了。人们向骑在高头大马上的王公大臣们欢呼，欢呼帝国的大员们带领着义和团们去“灭洋”。除了杀尽洋人和“二毛子”、“三毛子”之外，所有带“洋”字以及与“洋”字沾边的东西和事物，都成了在帝国官员率领下的义和团们攻击的对象。
除了洋钱之外。
此时的中国人彻底混淆了洋人和洋货以及带有洋人气息的一切事物的区别，他们把这一切单纯地归纳为一个“洋”字，而“洋”字这时已经成为一个文化概念，针对这个概念的任何行动都可以有合理的解释。
首先要消灭一切有关“洋”字的名称。
“义和团将东交民巷改名为‘切洋鸡鸣'，令人各处宣传，写条粘贴各巷。”（仲芳氏：《庚子纪事》，载《庚子纪事》。）
“各街市铺面有售洋货者，皆用红纸将招牌上的‘洋’字糊上，改写一‘广’字。”（刘孟扬：《天津拳匪变乱纪事》，载《义和团》。）
“见东洋车亦用刀乱剁，由是改称东洋车为太平车，用红纸书‘太平车’三字，贴在车尾。”（同上）
“城内城外各行铺户与各街住户，义和团俱饬令避忌洋字，如洋药局改为土药局，洋货改为广货，洋布改为细布，诸如此类甚多。”（仲芳氏：《庚子纪事》，载《庚子纪事》。）
义和团们砸了所有带“洋”字的东西：纸烟、眼镜、洋伞、洋袜子，他们只要看见就用刀一通乱砍，然后统统烧掉。他们通告所有的居民，“各家不准存留外国洋货，无论巨细，一概砸抛，如有违抗存留，一经搜出，将房烧毁，将人杀戮，与二毛子一样治罪。”（仲芳氏：《庚子纪事》，载《庚子纪事》。）
由洋货再涉及使用洋货的人，巡逻的义和团看见街上有穿洋衣的人，这个人的脑袋就难保。洋衣的范围除了西装之外，扩展到“窄衣窄袖”，又扩展到白颜色的——“白衣者近洋派，一律禁着白衣。天时暑热，白衣为多，贫苦人无衣可易，遂又着妇女红绿衣者，权救一时之急。”无法得知白色为什么是洋人的专利。后来的扩展终于没有了边际：“着灰布衫者奸细也，旋又令曰蓝衣者奸细也，着此二衣色在途行走者枉死不知凡几矣。”（侨析生：《京津拳匪纪略》。）大清帝国国人的衣服颜色就很有限，到底着什么颜色的衣服才不至于掉脑袋呢？
紧接着，读书的学生们也开始恐慌起来，因为他们读的是“洋书”，于是家家在门口烧书以示立场。还是有学生不小心——“曾有学生六人，仓皇避乱，因身边随带铅笔一枚，洋纸一张，途遇团匪搜出，乱刀齐下，皆死非命。”（（日）佐原笃介、浙东沤隐辑《拳事杂记》，载《义和团》。）更令人惊骇的是，“一家有火柴一枚，而一家八口，一律被砍死刀下。”（《最后的神话》，张建伟著，作家出版社1999年12月第一版，第247页。）
其实农民们也知道，洋货已经成为商业流通中的现实，彻底销毁是不可能的，况且，洋东西就是比国货要好些，细布总是比土布穿在身上体面。于是，只要名称改了，就可以算完成了“灭洋”的任务。这里，“洋”字仅仅是一种中国人语言上的忌讳而已。
中国人对语言中所蕴涵着的神奇力量深信不疑，他们愿意用内涵丰富、歧义颇多的汉语言与所有不可抗拒的力量玩文字游戏。明明是命运不济，但是花钱“求”来一张写着“时来运转”的纸条，于是就信心十足了起来。新婚夫妻被送入洞房，闹房的人给他们端去一碗煮得半生不熟的饺子，然后在窗外故意发问，听见里面说出一个“生”字，于是所有的人都松了一口气：这个新媳妇将来能够大量生育是没有问题了。生了一个儿子怕夭折，就取个名字叫“铁蛋”，然后才放心起来，因为没有什么能伤害一个生铁疙瘩。和普通家庭愿意贴上个倒写的“福”字一样，官场上要把政治对手扳倒，就把这个对手的名字倒过来写在墙上，象征着这个对手已经“倒”了。中国人相信语言有一种超自然的力量，换了一种说法或者称呼，整个现实世界就能够随之而改变。
与所有民间的秘密团体一样，义和团也有自己的“团话”。他们把所接触到的事物和物品，都改变成另外一种形态。比如把电线说成“千里竿”，把水说成“雷公奶奶洗澡汤”，把大饼说成“老君屎”。下决心“灭洋”的义和团认为，只要眼睛里看不见、耳朵里听不到“洋”字，万恶的外国势力就当然地从中国消失了，乾坤也就清朗了。有一个进了城入了府的农民兄弟问：帝国都城的京畿部队为什么叫做“虎神营”？军机大臣荣禄的解释是：虎能吃羊（洋）。于是，国人都相信帝国的军队是一支能够令所有的洋人都闻风丧胆的军队——至少帝国官员们的感觉是这样。
政府的官员都憨愚至此，整个国家再发生什么都不足为奇了。
帝国炮火中的“家事”
1900年，大清帝国政府领导下的义和团最大的“灭洋”行动是攻击教堂和使馆。
对京城内的教堂和使馆区的攻击，自6月15日开始，直至外国联军占领帝国的都城为止，长达六十多天。
这正是帝国北方干燥酷热的季节，整个京城犹如一座大火炉，头顶上是炎炎烈日，街巷里则烈焰腾腾，无论是对于北京的洋人们还是北京的平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