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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无论是多么短暂的“睡”了，人还是死了，证实这一点并不需要多少现代科学知识：帝国6月的暑天里，死尸两天后就开始腐烂了。于是，义和团们便开始寻找各种可以自圆其说的理由来解释死亡。需要指出的事实是，在关于义和团战斗的史料记载中，几乎看不到义和团首领们死在战场上的记录，在死亡的义和团团员中以未成年的孩子居多。对此，当时普遍的解释是：“团与洋人战，伤毙者以童子最多，年壮者次之，所谓老师师兄者受伤甚少。传言童子法力小，故多伤亡。年壮者法力不一，故有伤，有不伤。老师师兄则多神术，枪弹炮弹近身则遁衣而下，故无伤。”显然，这样的解释对农民首领们的名誉是有利的。可还是有人看得明白：义和团“临阵以童子为前队，年壮者居中，老师师兄在后督战，见前队倒毙，即反奔。”（佚名：《天津一月记》，载《义和团》。）
无论怎样，都不应该责备帝国的农民们，因为毕竟是他们在为19世纪末的整个大清帝国承担着无法避免的死亡。即使是这个帝国的高级官员们“皆裹红巾，短衣持刀以从”，但是究竟没有听说哪一位官员牺牲在进攻的队伍前面。帝国京城内每一处战场的情景无一例外的是，洋人的枪声一响，“后面的人”跑起来比谁都快。更何况大部分官员根本没有上战场，他们正聚集在各种酒席宴会上，争相传播着各种离奇古怪的消息，那一张张“胖、好色、虚弱”的脸上浮现着愚昧的嬉笑。
1900年的夏天，帝国政府官员极端愚蠢阴暗的私心对中国百姓的伤害，甚于洋枪。
饭馆里酒过三巡之后，一个官员透露了一个好消息：各位，洋人们这回恐怕是真栽了！京城来了八个老头儿，全是甘肃人，个个年过200岁，白胡子一直垂到小肚子，真正的天上神仙模样，据说都是义和团的老前辈！您猜他们打哪儿来？敢情人家携带500团民遍游了欧美各洲地界，在洋人们的老家已经折腾了个够。今儿一大早儿进的德胜门！这下够洋人们一瞧的了！
戏园子里压轴戏还没开锣的时候，一个官员的声挺大：知道义和团的曹老师不？神了！一座洋楼上住着不少洋人，任凭怎么攻打就是不降。老师火了，站在楼下，从怀里掏出一把青铜子儿，往楼上这么一扔，洋人的脑袋扑通扑通直往下掉！最后剩下个大个儿洋人没死，老师用一根柴火棍儿那么一指，脑袋也掉下来啦。这是我亲眼所见。兵荒马乱的时候，谁也没闲功夫编瞎话儿玩！
时间一天天地过去，帝国的官员们真的很为使馆这么久打不下着急。知府曾廉上奏折，献“决水灌城之法”：引玉泉山水灌使馆，“必尽淹毙之”。上书献“三策”的那个编修王文龙是个思维活跃肯动脑筋的官员，他又一次上书，向朝廷郑重推荐可以杀洋人的“三贤”，结果慈禧真的信了，让人去寻这三人来。王文龙的“三贤”果真被找来了：一个是叫普法的和尚，据说是个“妖僧”，念的不是正经的经。一个叫周汉，是个吹牛吹得天花乱坠的“狂夫”，具体让他干什么的时候就是个彻头彻尾的无赖。第三个“贤人”找起来费了点儿劲儿，这个叫余蛮子的汉子原来是个以攻镖为职业的土匪，朝廷的人到他家找他的时候，家人说他出门了，经过打听才知道正在四川“干活”，结果“至尽发蜀中兵，乃捕得之。”三个“贤人”到了北京是如何发挥“才能”的，没见史书记载一字，能见到的还是局势一日日地在坏下去。
局势坏起来的时候，官员们终于找到了失利的原因：女人。
全是女人坏的事。
在这个世界上，没有哪一个民族的女人从降生之日起就是坏东西。只是，从理论和文化上把女人说成是一种邪恶的东西，以封建的中华帝国为最－“惟小人与女人难养也。”从孔子的那个远古时代起，中国的女人就被和道德水准低劣的小人并列在一起了。在中国传统儒家文化中，女人被说成生来就是目光短浅且污秽不堪的一个特殊的种类。仅仅从中国的文字上看，许多最可耻的字眼，几乎都带着一个“女”字旁。中国男人每到自己无法挽回局势的时候，就会想到女人。女人是他们最好的借口，女人是祸国殃民的罪魁——小到引诱男人犯“作风”错误，大到毁灭一个朝代的政权－千百年来女人们的罪行罄竹难书。美国人史密斯在其《中国人的气质》一书中这样给中国女人下的定义：“在中国，女孩子一进入青春期，就成为‘与走私盐一样危险’的商品。”这个定义极其准确微妙：在生活中，女人如同盐一样不可或缺；但是，与女人打交道如同做一件冒险的走私生意——首先这是一件见不得人的生意；其次，这是一桩要付出代价的刺激的“买卖”；再其次，不可预知的风险时刻威胁着这桩生意的“利润”。
义和团放火烧教堂，结果“法术”不灵，连带着把民房也烧了，但这不是义和团们的错：“闻三处教堂已焚，延烧数十家。团云火时有妇人外出，致破其术，故延及，于是见妇人则杀。”（佚名：《天津一月记》，载《义和团》。）后来，京城里干脆出现了这样的告示：“匪党不令妇人出门，防污秽也，违则杀之。”（管鹤：《拳匪闻见录》，载《义和团》。）
荡涤“污秽”的办法是反其道而行之，即中国人惯常说的“以毒攻毒”。既然女人是“脏”的，那么就让中国的女人们彻底地“脏”下去吧，这样也许可以对洋人们起到威慑作用。于是，“令妇女七日不梳头，不洗脸，不裹脚，安坐床上，勿行动。”义和团还特别为这道命令编了个顺口溜，以便让人人皆知家喻户晓：“七天不梳头，砍下洋人头；七天不洗脸，能把洋人赶；七天不裹脚，天下洋人杀尽了。”（侨析生：《京津拳匪纪略》。）
华学澜《庚子日记》：
本日为拳民荡平西什库之期，摆金网阵，惟洋人有万女旄一具，以女人阴毛编成，在楼上执以指麾，则义和团神皆远避不能附体，是以不能取胜。（华学澜：《庚子日记》，载《庚子纪事》。）
侨析生《京津拳匪纪略》：
连日每战不利，皆由西人用赤身妇女裸骑炮上，或赤身高楼巅，妇女皆租界旁西开一带娼妓及河东住户也。吾辈神术最恶污秽，妇女又为最忌。又传言，西人用人皮制一巨炮，满涂污血，一经施放，秽气远出，故神兵却退而不敢犯，每次战败职此之故。（侨析生：《京津拳匪纪略》。）
为什么如此和女人过不去？义和团内不是就有由女人组成的“红灯照”么？
根据帝国官方的解释，是“义和团法术虽大，然尚畏秽物，红灯照则一无所忌。”更重要的是，“红灯照者，皆选室女未嫁者为之”，即“十二三岁未通经之闺女”。这也就是说，未成年的女子，是干净的。
漫长的帝国历史上，罕见真正意义上的女人。正因为如此，漫长的帝国历史上，真正意义上的男人也少之又少。
《金銮琐记》为高树所撰，是一本奇书。全书有绝句130首，所咏多庚子年间事，并附有小注，饶有风趣。
其一则云：
八十高年徐太师，伧言俚语信偏痴。
谁言避炮猩红染，瞽说无根豫席之。
注云：一个算命的瞎子，字席之，对徐太师说，西什库之所以攻不下来，原因是洋主教樊国梁脑门上涂上了血，这不是一般的血，而是妇女的“猩红”，所以咱们的炮根本打不中他。徐太师“信之”。
再一则云：
学守程朱数十年，正容庄论坐经筵。
退朝演说阴门阵，四座生徒亦粲然。
注云：徐国相以讲授程朱理学闻名，还是大阿哥的师傅，但是退朝之后却召集翰林们大讲“阴门阵”。所谓“阴门阵”，也是那个算命的瞎子算出来的，说教堂里的洋人们“割教民妇阴，列阴门阵，以御枪炮”。
“徐太师”指的是帝国大学士徐桐。
大学士不是帝国的等闲职位，是宰相之一。
徐桐，帝国末年著名的理学家，汉族，光绪二十二年由翰林至体仁阁大学士，为帝国四宰相之一。80岁的年纪，加上学问大，被视为帝国学识最渊博的高级官员，他的存在几乎等于中国文化传统的存在。徐桐受到慈禧太后格外的恩崇——“孝钦（慈禧）以耆臣硕望，每见恒改容礼之，大政必询焉，故晚尤骄横。”（罗敦融：《拳变余闻》，载《清代野史》卷一，巴蜀书社1998年9月版，第213页。可正是这样一位崇尚宋儒学说、每天给未来的皇帝上诗云子曰、面对翰林弟子们正容庄论地讲孔孟程朱的鹤颜皓首的学术权威，竟然把算命瞎子的胡言乱语当成了涉及帝国要事的真实，无法想像帝国的国学大师讲起“阴门阵”这等事来会是什么神情——已有近三百年历史的大清帝国离它的灭亡不远了。
中国人永恒的信念是：伦理道德的力量是这个世界上惟一真实可靠的力量。“一部《论语》治天下”，经济上可以穷，但是文化上的富有可以弥补一切。中国人就是靠这个顽强地活了几千年。但是，对待女人的态度不属于中国伦理道德范围之内的内容。因此，基本上都是读书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