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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国家感到绝望的罗荣光服毒自杀。
在中华帝国，前线军官可以失败，但是不可以失败后依旧活着。他们惟一的选择是自杀。这样的死被中国的伦理道德视为“殉国”，殉国者的灵魂将会受到长久的景仰。
几天之后，大沽口炮台旁边荒凉的海岸边，密密麻麻地堆起了成百上千个土坟。
中国大沽炮台守军数千人全部阵亡。联军方面66人死亡，170人负伤。
中国的大沽口炮台上，飘扬着五颜六色的各国国旗。
但是，最终占领了大沽炮台的联军军官们依旧心情沉重，因为，到现在为止，他们仍然没有西摩尔部队的任何消息。
赴京卫队总司令西摩尔和他的官兵难道全部被义和团消灭了？
大沽口炮台的战斗正在激烈进行的时候，被义和团的农民们围困在廊坊车站的西摩尔的联军正处在进退两难的境地。
西摩尔，这个自认为有丰富海外作战经验的英国皇家海军中将精神恍惚地在闷热潮湿的夏夜中徘徊着，他的身边是不断掠过的冷枪流弹的嘶叫声和修复铁路的官兵们痛苦的呻吟声。他的思维已经混乱不堪。黄昏的时候，一个商人打扮的中国人溜进了他的车厢，这是北京公使馆派来充当秘密信使的虔诚的中国基督徒。北京公使馆两天以来向西摩尔方向一共派出了三名中国基督徒，其中两个在半路上被义和团截获杀掉。侥幸到达西摩尔车厢的中国人传达了北京公使们请求紧急援助的口信，并且用“最骇人听闻”的语言形容了此刻京城里洋人们的处境：“使馆遭到最猛烈的攻击”，“各国公使有的被杀，有的被俘，数百名欧洲官兵危在旦夕”，“中国政府已经下令杀死所有的外国人，教会学校、跑马场和外国人的住宅遭到彻底的洗劫。”西摩尔立刻下达了“继续修复铁路”的命令，但是，对于这个命令的效果连他自己都没有信心。几天以来，他们一直被围困在此，铁路在修复和破坏中不断循环，义和团们不但顽强地破坏铁路，而且无论白天还是夜晚，小规模的袭击一直在持续。更严重的是，联军的给养已经枯竭，义和团把周围村庄所有能吃的东西全部转移和匿藏起来，并且破坏了周围所有可以提供饮用水的水井。目前，北京公使馆的安危对西摩尔来说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自己率领的2000名官兵的生死。前进似乎不可能了，而一旦撤退，义和团必定步步追击，谁知道结局会是什么样子？
黎明到来了。并不知道大沽口的联军已经取得了胜利的西摩尔终于做出了最后的决定：原路向天津方向撤退。
开始撤退行动的第一步，是寻找可以果腹的食物，不然官兵们没有行军的力气。
趁着黎明前的寂静，寻找食物的俄军和德军分队出发了。他们在周围所有的村庄里进行了彻底的搜寻，但是，在所有的村庄里不但没有看到任何一个中国人的影子，而且没有找到任何一点可以吃的东西。
中国人藏匿食物的本领世界第一。
寻找食物的官兵在接近中午11时的时候最后绝望了，他们开始返回。眼看就要走到车站了，四周突然响起密集的枪声，饥饿疲惫的德国人和俄国人立即卧倒，在车站上为撤退做最后准备的联军官兵们也顿时乱成一团。
廊坊车站的联军遭到了几天以来最猛烈的袭击。
这就是中国史料上用兴奋的字句被反复描述、至今每年仍然享受着纪念、在帝国的那段苦难时光里惟一可以被称之为胜利的“廊坊大捷”。
大捷发生在1900年6月18日。
袭击一开始，联军们立即感觉到这次袭击和往常不一样。
廊坊一战，是中华帝国正规军首次正式参加对外国联军的阻击战斗。在迟疑了很久之后，帝国正规军终于明白，在这个时刻，他们应该和民众站在一起，具体地说，应该和义和团们站在一起，一致面对列强。虽然帝国的军队肯定是得到了朝廷的指令才参加作战的，但是，帝国的官兵无一例外都是农民子弟，仅仅在昨天还执行追杀义和团任务的他们，一旦得到与义和团们一起杀洋人的指令，就异常凶猛起来。
帝国的军队是刚刚从北京方向开来的甘军，人数约三千。甘军的骑兵冲在最前面，纷乱的马蹄下泥土飞溅，马刀寒光乱闪。骑兵的后面是步兵，全部是新式步枪，他们在冲击中发出低沉的“呜呜”的怒吼。步兵的后面，跟随着一眼望不到边际的义和团的人群。这片服装颜色杂乱的人群没有战斗队形，手中拿的武器也是五花八门：新式的枪支、土制的大刀和长矛以及各种奇形怪状的农具。
仓促迎战的联军立即在车站的建筑物上架起机枪，向急促奔来的帝国骑兵射击。在密集子弹的打击下，帝国骑兵的冲击队形被打乱，骑兵们躲开正面的射击，开始转向联军的右翼。右翼是德军的阵地，帝国骑兵的冲击波刚刚被德军遏制，跟随骑兵而来的步兵和义和团的农民们就冲到了阵地前，于是没有任何喘息，双方进入了肉搏状态。帝国骑兵的骑术高超，但是肉搏时的剑术却在西方人之下，在拼杀中不见优势。联军争取到在建筑物上部署阻击火力的时间，尤其是多挺机枪的架设完毕，给帝国的骑兵造成很大的杀伤。帝国步兵无疑是勇敢的，但是，车站四周的地形极其平坦，没有任何可以掩护前进的障碍物，联军的火炮异常猛烈，帝国步兵的冲击也开始受阻。这时，义和团的农民们超越了帝国步兵开始成为前锋，在如雨的枪弹下，年轻的农民成片地倒下，他们永远地“睡”在了帝国北方的田野之中。
参战的联军官兵有这样的回忆：
这场战斗非常艰苦，中国士兵装备有新式毛瑟枪和门立式来复枪，但他们只是随意开火，否则联军将损失更大……义和团也装备了同样精良的步枪（显然是由清帝国政府提供的），但幸好他们并不会使用，他们的枪打得太高了，明显不习惯使用瞄准器，因此火力太高而未对联军造成严重伤亡。如果这支军队的训练也像其装备一样精良的话，联军的装甲车队将根本不可能逃脱。（（英）萨维奇·兰德尔：《中国与联军》。）
两个小时之后，战斗以“中国军队和义和团纷乱地退却”结束。双方阵亡的统计是：中方阵亡约500人，联军阵亡6人。
当天，西摩尔不敢再迟疑，立即将部队以乘火车的形式撤退到杨村。到达杨村之后，他发现通往天津的铁路已经再次被义和团破坏。西摩尔没有修复的时间和勇气了，于是命令部队放弃火车，沿着运河水路继续撤退。
19日下午，西摩尔的联军开始从水路撤退。从这一天起，他们的噩梦开始了。
联军刚刚离开杨村车站，身后就燃起了大火，义和团把联军乘坐的带有50节车厢的火车全部点燃了。
联军只抢到了四只小船，船上载满了辎重和伤员，其余的所有官兵一律步行。由于北运河水浅，河道狭窄，行船只能靠人力岸上拉纤，于是联军的官兵们还要充当纤夫。
沿着帝国古老运河的两岸行进的是一支狼狈不堪的洋人们的队伍。没有食品和水，饥饿和疾病令每一个人都露出绝望的神情。军装已经看不出原来的颜色，满脸血污和泥土，黄色的头发蓬乱肮脏，蓝色的眼睛暗淡无光。在军官们的催促下，粗大的纤绳勒在士兵们的肩章上，他们伏着身体，艰难地行进在中国泥泞的土地之上。一切幻想都破灭了，现在只能听任命运的摆布，最好的结局是活着逃离这片国土。然而可怕的是，义和团的攻击又开始了，一次又一次，规模大小不一，但给联军官兵带来的恐惧和焦躁是一样的。沿着北运河两岸，几乎每隔一公里就会出现一座中国人的村庄，而每一座村庄都会成为联军官兵们魂飞魄散的鬼门关。这些村庄周围有一望无际的青纱帐和纵横交错的沟渠，打那里面，不一定什么时候就会突然冲出数量不等的中国农民，他们杀声震天地扑来，联军官兵们几乎每走几步，就要被迫展开战斗队行进行抵抗：
沿河散布着许多有树的村庄，几乎每一个村庄都被义和团占据着。由于有高大的有土墙的房屋，树木丛生，而且四处全是无树地区，是很容易防守的。我们得到的第一个教训是：攻击不防守一定得准备多损失掉四五倍才行。我们必须携带机枪和轻型野战炮参加战斗，因为义和团有散炮、六磅炮、机关炮、大型土炮、抬枪，而且经常有防御工事保护着。（璧阁衔：《在华一月记》。）
中华帝国军队的骑兵和炮队一直跟随着撤退中的西摩尔联军的左翼。令联军们奇怪的是，帝国的军队从此没有进行过一次直接的冲击，而采用的是与义和团的农民们没什么两样的骚扰战术。每当联军受到义和团的进攻而停止下来阻击的时候，帝国军队就远远地开炮射击，炮弹在联军的阻击阵地上爆炸，伤亡时刻在发生。联军派出小分队向帝国军队的炮兵阵地冲击，帝国军队跑了，转眼间便没了踪影。但是，不一会儿又出现了，等着义和团进攻时再发射炮弹。
联军的官兵们在运河里无论捞到什么都往嘴里塞。“由于战争和饥荒，这条河里流淌的不是清澈的河水，而是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他们把捞上来的“乱七八糟的东西”在行军锅里随便地煮一下，无论死猪或者树叶子，然后连最难啃的骨头一起全部吞到肚子里。伤员和病员越来越多，拥挤在没有任何治疗设备和药品的烈日下的小木船上。最后，联军开始杀军马充饥，而矛盾是，军马被杀，辎重就得扔掉。
沿着运河撤退的联军在这样的情况下，每天的行进速度不到10公里。到达北仓的时候，联军伤亡人数已经达到150人，其中包括西摩尔的参谋长泽力克上校。紧接着，联军在穆家寨附近又遭到天津义和团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