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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城内鼓楼迄北门外水阁，积尸数里，高数尺。”（佚名：《天津一月记》，载丛刊《义和团》（二），第157页。）
天津鼓楼四周的每一条街道都被平民的尸体塞满，“少者上百具，多者数以千计”，大部份是妇女和儿童，全部是在惊慌之中从家里逃出时被枪杀的。而躲在家里没有逃出的人，大部份也被炸塌的房屋砸在瓦砾之中，有的是全家数口。整个天津城内，帝国平民和士兵的鲜血汇集在一起，顺着街道的地势流淌，人行其间，黏稠的血沾在鞋上，“根本无法躲闪”。
这仅仅是屠杀的序幕。
联军在天津城内贴出告示：镇压义和团。除了捕杀义和团团员之外，“禁止私自设立各会和张贴揭贴”，“限期收缴民间的武器、军服”，“逾期定斩首之罪”。“如有通匪滋事，或窝藏不报者，一经查出，或被告发，立即严拿，治以军法，决不宽贷。”
天津城内帝国平民的尸体还没有收拾干净，联军官兵、洋巡捕、华巡捕就在中国教民和一些绅商的带领下，开始了大规模的全城捕杀行动。联军在直隶总督衙门里缴获的义和团名单是他们捕杀的主要依据，当然还有教民们的揭发、居民们的供认以及联军官兵们的判断。判断的根据大约是：青年男人和未婚的女子、肩上似乎有扛过枪支的痕迹、身上有红色的或者类似红色的衣服、脸上有愤怒的表情、单独一人走路并且神色匆忙。总之，一切有可疑迹象的中国人。
被抓的中国人不计其数，一律集中在一起砍头。那一天，仅悬挂在天津都统衙门门口的、被称之为“义和团首领”的头颅就有66颗，其中一颗人头不是义和团员，而是天津道台谭文焕，他被砍头的理由是镇压义和团不力。抓到一个义和团，他的全家或者他藏身的人家全部被处以死刑，以“彻底剿尽杀绝”。联军官兵和洋巡捕草木皆兵，在河东，三四十名农民结队在一起行走，被联军当做义和团而射击，全部被打死。城外的一家人正办喜事，突然联军冲了进来，将一对新人和宾客全部杀死，原因是新郎披红绸，新娘穿着红衣。
“天下第一团”张德城的老家独流镇，遭到联军的包围，无论老幼，“剿除干净”。镇内街巷和房屋里，到处是居民的尸体，全镇的老人、儿童、妇女，无一幸免。
天津的城内和郊区，成了一座积尸场。“到处可以嗅到在酷热的天气里腐烂尸体的臭味。你在这儿发现一个义和团的尸体，而在另一个地方，你又会发现两三个被一枚炮弹重伤的清军，堆在一块。你未听见呻吟的声音吗？听，有，那个在血泊中躺着的中国人还活着吧。当问他是否需要喝水——这是人们可能给予他的惟一的帮助——他闭上眼睛，没有回答，屏住呼吸，装做已经死了的样子。很多可怜的伤员，由于缺少援助，留在这儿等死，因为红十字会并没有向中国人开展工作。”（（英）萨维奇·兰德尔：《中国与联军》，马京虹、刘燕武译，载《八国联军在天津》。）
清理天津城内的尸体，“三日尚未干净”。
根据目击者回忆，“俄国人杀人最多”。俄军大规模的杀戮地点是车站和租界附近。车站旁，“堆积中国百姓尸体数以千计”；而租界附近由于尸体太多，“不得不开放浮桥将尸体冲向下游”。一个叫做科罗斯托维茨的俄国军官后来这样写道：“天津似乎只剩下10万居民了，而过去有100万。”（（俄）科罗斯托维奇：《俄国人在远东》，李金秋、陈春华、王超进译，见《京津蒙难记》，文史出版社1900年12月版，第174～175页。）
中国人描述匪徒恶行的时候，大多用“杀人放火”一词，联军官兵杀人之后便是放火。大火烧毁了天津城内几乎所有的房屋，天津河东一带原来一望无际的房屋几天之后便成为一片空地。自马家口至租界周围，原来高楼林立，瞬间荡然无存。从法租界到城里的路上，所有的房屋均成废墟，至闸口的两里长街“亦不剩一屋”。从锅店街至估衣街口，直至针市街，所有的房屋全部烧尽。损失最大的是临街的商铺，隆顺、隆福、瑞蚨祥分号等财产雄厚的商号，资本上千万金，都被大火吞灭。
联军的烧杀行为，都是在“剿灭义和团”的名义下进行的。但当天津城陷入一片恐怖中的时候，天津义和团主要首领张德成、曹福田不见了踪影。一说是他们携带着政府发给义和团的巨额饷银逃亡的时候被帝国军队的官兵抓获；另一说是，尽管他们还原了一身普通农民的装束躲藏了起来，最后还是被愤怒的农民们揪了出来，死在乱棍锄头之下。
作为义和团的辅助组织，由年轻女子组成的红灯照的首领却落在了联军手里。那是在天津城防守崩溃的时候，她们带领着3000女子撤离火线。正首领是个叫做林黑儿的船家女，她手下的女儿们个个红衣红裤红灯笼，战斗勇敢，毫无畏惧。当她们撤退到河边乘上一条小船的时候，联军得知小船上是三个让千万义和团青年为之倾倒的红灯照首领，于是派出重兵将小船包围。三个女儿家在最后时刻跳河准备自尽，联军官兵纷纷下水抢功，结果正首领林黑儿死亡，两个副首领董二姑和刘三姑被联军送进医院救活。
两个红灯照的女首领身穿黑色内衣，外披五色绫罗绣着金纹的法袍。这是她们的“军装”。为了防止她们再次自杀，联军对她们施行了严密的看护，并且强迫她们进食，然后把她们装在笼子里，到处“展览”。帝国年轻的女儿那张依稀还能看出青春年华的脸上全是悲愤，她们站在笼子里看见围观的中国人人山人海。联军们给董二姑和刘三姑从各个不同的侧面拍摄了许多照片，各自寄回国内，照片下面的文字说明是：中国圣母。
《师竹庐随笔》有一则“玻璃罩”记载：“咸丰六年，广东私盐船用外国旗号，粤督叶名琛办理不善。明年冬，英法两国攻陷广州，叶被掳至印度，令穿公服，红顶花翎，外用玻璃罩，沿途敛钱。至九年三月，死于西夷。”（转引自余杰：《火与冰》，香港天地出版公司，第136页。）一个中华帝国的省级封疆大吏竟然被洋人当做公开展览并且收取参观门票的某种稀罕动物，这对千百年来一直把洋人称为“夷”的中国人，是一个最悲哀的讽刺。
帝国的大员“死于西夷”，但两个帝国女儿的下落却不见踪影。一介草民没有资格进入帝国的正史。有野史说，她们被送到西方进行了长时间的“展览”，在西方人对此失去了兴趣之后，她们被卖到了妓院。还有笔记说，她们很快在天津被联军秘密处决了。
年轻的帝国女儿们的音容笑貌永远令人神往。她们全部的妩媚来自于她们这样的一句战斗口号：“跨过东洋到日本，索要两亿三千万两赔款。”这样的口号竟然从帝国的一群十六七岁的农家女儿口中喊出来，同时一无所有的她们情愿不顾千年闺阁古训而为之抛头露面并且生死由它，这怎么能不骤然间对数千年来趾高气扬地统治着一切的中国男人们产生一种难以明状的轻蔑。
与烧杀同时进行但持续更久的是抢劫。抢劫不但是战争的结果，也是战争的起因。抢劫是人类的天性，是战争最实质的内容。抢劫这件事在联军官兵心里比杀人放火重要得多。他们在军舰上狭窄闷热臭气熏天的卧仓里忍受颠簸的时候，在战斗中面对死亡和伤残的恐惧的时候，惟一能够安慰和鼓舞他们烦躁惶恐的心灵的，就是对“富庶的东方天堂”大肆抢劫的不可遏制的贪欲。
一个名叫萨维奇·兰德尔的英国人曾经写过一本名叫《中国与联军》的书，其中对联军对天津城的抢劫作了较为详细的记载：“在文明国家之间的战争中，无疑抢掠是应当受到谴责、惩办的严重罪行，但是对像中国这样的国家，他们既无民族尊严，又不尊重任何政府和法令，也不尊重他人和自己的生命，似乎除了掏他们的口袋以外，没有别的办法惩罚他们。”“如果他们反抗，甚至可以打死他们，如果他们不说出他们的财物放在什么地方，则以枪支威胁他或污辱他的妻女。”（（英）萨维奇·兰德尔：《中国与联军》，马京虹、刘燕武译，载《八国联军在天津》。）
抢劫的首先是紧张激烈的竞争：“一群欧洲人、印度人、美国人与中国人疯狂地跑进跑出。那些拼命挤进去的家伙手中什么还没有，可是那些被人们从后面推出来的，却连站稳都不容易。在他们的头顶上、伸长的手臂上，有好几个装得满极了的箱子，里面是货物、成把的珠宝，还有皮子。人挤极了，挤得透不过气来，几乎要窒息死了。从大门挤进去时——那是最窄的地方，而人人都想马上进去——人们感到肋骨在承受前后左右的压力，可是一挤进去，是一个又大又黑的大厅。人们从这间房屋跑出来，又跑到另一间房屋里去。金属丢在石板上的响声，抢掠者粗暴的喊声，混杂在一起。”（（英）萨维奇·兰德尔：《中国与联军》，许逸凡译，中国文史出版社1900年12月版。）
那些原来就居住在天津、对天津十分熟悉的各色洋人，熟悉地形、街道和目标，他们因在抢劫中比联军士兵的动作更快更有效而受到联军士兵的憎恨和妒忌，萨维奇·兰德尔说，联军的士兵们认为这“很不公平”：“城门一打开，联军就出现在城里的各个角落，于是，中国人有一点价值的、便于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