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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国军队装备是新式的，但是军官还是八旗子弟。只要在军队里当上个军官，就神气起来，而且军饷很高。1900年的绿营兵的月银一般是四两五钱，有时可以达到十两之多。拿袁世凯训练的“小站新军”来讲，相当于营长的统带的月银是100两，外加公费银300两。而当时大米的价格是每石一两五钱银子，即使军阶最低的士兵，每月的军饷也可以买大米三石多，相当与今天的近400斤大米，按照当今的米价，约折合人民币600元。而一个营长的月薪相当于今天的5000元人民币以上，更不要说高级军官的银饷了。尤其是帝国京城部队的军官，出门有成队的兵勇前呼后拥，比王爷还排场。因此上至王孙，下至贝子，都开始想办法在军队内“谋个差事”——当军官。结果他们中间的很多人，虽然戴着翠扳指的手里把玩着洋人精致的小手枪，但从来没看见过属于自己管理和训练的士兵。他们大多数连枪都不会击发。
帝国的军队军纪不好，是危害百姓的祸水。帝国军事制度中有一项值得夸耀的政策，那就是它从不征兵，因此大清帝国不存在“徭役”的问题。帝国采取的是募兵制，即把社会上的闲散人等，游民、惰民和失业者招募当兵，帝国真正是“好男不当兵”。士兵对百姓的骚扰甚至抢掠屠杀似乎是正常现象。一个外国记者曾经这样写道：“军队的到来对于百姓来说，是一件很恐怖的事情。帝国军队行军的沿途，一律由地方来承担一切供给，所谓地方，包括士兵们所遇到的所有的百姓。最害怕军队的是那些店主，只要军队到来，他们就尽可能关门躲避，如果遇到的是一支正开赴前线的军队，那么他无论如何也不敢声称要保卫自己的合法财产了。”（《中国人生活的明与暗》，（英）麦高温著，朱涛、倪静译，时事出版社1998年1月第一版，第43页。0
1900年，当帝国出现危机的时候，满人的力量已经无法捍卫帝国的国家安全了。而在国家面临危机的时刻，世界上没有哪一个民族会像中国人一样在心理上更加依赖自己的军队。惊恐不安的中国人从来就忽视着帝国军队的历史沿革和存在现状。名声可进中国文学史的帝国末期诗人黄遵宪的两类诗歌值得注意，一类是对西方“奇技淫巧”的赞赏，另一类是对敢于与外来入侵势力顽强战斗的帝国官兵们的歌颂。他特别欣赏在南方打击法国人的冯子材，认为国家如果拥有这样的将军数十位，定能兴旺发达：“得如将军数十人，制梃能挞虎狼秦，能兴灭国柔强邻，呜呼安得如将军！”（《中国文学史》卷四，游国恩、王起、萧涤非、季镇淮、费振刚主编，人民文学出版社1964年3月第一版，第339页。）尤其是他为鼓舞士气而做的《军中歌》，被康有为曾称赞为“读此诗而不起舞者，必非男子”：
堂堂堂堂好男子，最好沙场死。艾灸眉头瓜喷鼻，谁实能逃死？死只一回毋浪死，死死死！
阿娘牵裾密线缝，语我毋恋恋。我妻拥髻代盘辫，濒行手指面：败归何颜再相见，战战战！
戟门乍开雷鼓响，杀贼神先王。前敌鸣笳呼斩将，擒王手更痒。千人万人吾直往，向向向！
探穴直探虎穴先，何物是艰险！攻城直攻金城坚，谁能漫俄延！马磨马耳人摩肩，前前前！
…………
（《中国文学史》卷四，游国恩、王起、萧涤非、季镇淮、费振刚主编，人民文学出版社1964年3月第一版，第340页。）
帝国官兵的实际表现可以证明他们没有人读过这首诗，或者是读了但感受和帝国的文人们迥然相异。
说帝国军队在杨村的阻击一触即溃可能有点过分，官兵们确实进行了阻击。至少在联军接近铁路的时候，帝国官兵开枪开炮打了一下，然后就逃亡了。
真正的混乱却是联军自己造成的。先是从北仓向杨村的行军是一场混乱，荒野之中被雨水浸透的泥土松软得像是布丁，18公里路程，联军官兵们一直在泥泞中挣扎。沿着运河前进的部队更艰难，因为河水泛滥了，骡马炮车和官兵们一起时时跌进泥潭。俄军进军的速度快了一些，被英军误认为他们是调动中的中国军队，于是开炮就打，俄军当即出现伤亡。美军的运气也不好，正艰难地跋涉着，突然天降炮弹，美军一下子死了8个，炮弹是从他们的屁股后面飞来的，可以肯定不是中国军队的炮弹。更悲惨的是，当美军挨炸时，法军也把美军当成了中国军队，也开了炮，炮火直到美军不断地发出信号才停止。可当美军继续前进时，发现前边有军队在运动，美军以为是法军，没开炮，可事后证明，他们看见的军队正是帝国军队。
担任向杨村主攻的联军部队是美军。6日上午11时，美军第14团接到了带头攻击的命令。美国士兵怨声载道，因为他们实在走不动了，有的士兵被异常艰苦的行军折磨得发了疯，精神错乱地向自己的战友开枪射击。但是命令终究是命令，2000名美军开始冲击了。俄国人和英国人用火力掩护他们，还有那群孟加拉骑兵在远处使劲儿地呐喊助威。帝国军队的炮兵开炮压制美军的冲击，但是，几乎在帝国炮兵开炮的瞬间，联军反压制的炮火更加猛烈地响了起来。帝国阻击阵地上即将逃亡的态势犹如面临崩溃的河堤出现细小但可怕的裂缝一样。一小队美军从帝国军队前沿的侧后包抄上来，帝国士兵的逃跑势头迅速扩大。
也许由于帝国官兵溃逃的速度太快了，美军攻击的速度也显得很快，这时又发生了事故：美军已经占领了前面的一个小村庄，但是后面支援的英、俄炮兵的指挥官没有料到美军能够如此迅速地到达那里，于是依旧疯狂地向小村庄开炮轰击，结果把正在兴奋冲击的美军官兵炸得天昏地暗。美军立即派了个军官往后跑，想通知后方炮兵停止射击，可是炮火半天没见停止，于是美军干脆也架起炮，向英、俄炮兵进行还击。这场“战斗”持续时间之长，“战况”之激烈，超过了联军与帝国军队的战斗，直到美军再次派出的通讯兵到达后方指挥部为止。据说第一个向后跑去企图传达停止射击指令的那个美国军官是一个中尉，他跑到中途不是中了弹，而是中了暑，当时的气温高达摄氏40度。通过军医的抢救，美国中尉没有被热死，但“在几个星期之后才恢复知觉。”
杨村一战，联军共死亡28人，伤144人，其中倒霉的美国人死亡23名，伤42名。
日军可能接受了北仓战斗的教训，这次明智地没参加战斗，远远地当了一回观众。
还是没有帝国官兵的伤亡数字。
帝国官兵开始向蔡村溃逃。
在帝国军队的溃败中，直隶总督裕禄精神恍惚。从北仓撤退的时候，他就出现过这样的症状，呆呆傻傻的，木头人似的。最后被士兵们拖着往后跑，但他死沉地赖着不动，于是士兵们就轮流背着他跑，直到危险暂时解除的时候，才把他扶上马。这个帝国前线最高指挥员这两天的情形实在有点尴尬，因为他根本不可能建立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指挥部。他恍恍惚惚地跑到北仓组织阻击防线的时候才发现，自己的“裕”字班子中的幕僚们没有一个跟着他的，都不知跑到什么地方去了。战斗可以不指挥，但是“捷报”总不能不写，于是，“幕府无人随者，笔札待理，乃觅本地学究暂为之。”（徐凌霄、徐一士：《凌霄一士随笔》卷二之《裕禄自杀》。）他的一个部下终于找到他，这个部下听见裕禄的第一句话不是询问战况而是“想吸皮丝烟”，部下赶快把自己的烟袋掏出来送上，同时还给裕禄奉献了两双布袜子和一点可以吃的东西。这个部下敏感地发现了总督精神上出现的问题，于是“在裕公左右不离，恐其以身殉也”。（同上）之所以想到裕禄可能自杀，因为人们都看见了裕禄手里总是攥着把小手枪。杨村战斗开始的时候，裕禄一直坐在他一只大椅子上，那就是他的指挥位置，他想亲眼看见联军如何一下子就把自己布置的阻击线冲垮的。杨村之战，他的恍惚症状更加严重了，因为在整个战斗的进程中，他一个指挥口令也没发出，甚至没有说过一句话。这一次，他没有丝毫准备逃跑的迹象，反而坐在那里静止不动。当战线崩溃，部下提醒他赶快逃跑，最好一口气逃到京城去时，他像没听见似的一声不吭，仍一动不动地坐着。他的呆滞木讷的表情，令帝国的官兵们惶然不知所措。
裕禄，字寿山，时年56岁，满洲正白旗人，喜塔蜡氏，监生出身。1867年出任直隶热河兵备道，次年为安徽布政使。1874年升安徽巡抚，1887年授湖广总督，因反对修卢汉铁路被降职。1889年调任盛京将军。1898年升为军机大臣、礼部尚书兼总理衙门大臣，后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裕禄是中国近代史中一位奇怪的人物，可能他的所作所为连帝国的御用史官们都感到迷惑不解，于是，如此身居高位的帝国大员，史料记述文字甚少，以至其面目含糊不清。近人以他作为帝国前线的总指挥而责骂他“丢失阵地”，“望风而逃”，甚至把他定性为帝国都城陷落的罪魁祸首。可翻遍皇家档案，就会发现他在执行帝国政府的指令上没犯什么严重的错误，而且，从对义和团的态度上讲，他还是一位“坚定地支持农民运动”的高级大员。他在义和团运动的前期和其他官员一样，是持镇压态度的，并且有屠杀农民的举动；但是，他一旦“转变”，就坚决地和义和团的农民们站在一起了，甚至成为一个义和团团教的“信徒”。不可否认，他的“转变”受到了帝国政府，尤其是受慈禧太后的影响。但是，像他这样“义无反顾”地支持义和团以及信奉义和团“法术”的高级大员，在帝国的官员阵营中实在少见。他曾主动联络天津的义和团首领张德成等人，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