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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0年4月间，聂士成奉裕禄之命开赴天津附近围剿义和团，现在又与义和团一起围困租界，与洋人血战。聂士成突然发现自己已经深深地陷入一个命运的怪圈之中，拿他的话说，他已经成为一个朝廷不断地指责、官员们蓄意革除、义和团民众最为痛恨以及洋人们最想歼灭的一个人。
一切源于他对义和团的态度。作为军人，执行朝廷命令而围剿义和团，似乎没有更多的罪责，因为即使朝廷对义和团转变了态度，他也可以和其他军官一样，用这样的借口为自己开脱。但是，这个帝国军人和其他的军官不一样，他明确地、公开地表示了自己对义和团的看法，那就是，他认为义和团是一群于国有害的乱民。于是，他对义和团围剿的决心是真诚而坚定的，是出于他对国家政治和国家利益的负责。他是一个有头脑的军人，除了人称“邪烈”之外，他还是个儒将。甲午时，他有关于东三省战略布局的考察报告问世，令国人和洋人都为之惊骇。作为多次和洋人们交过手的军人，他坚定地认为，自己的国家还没有和西方列强抗衡的力量，而安定是国家奋发图强的惟一保障。如果动荡频起，国家将不可避免地弱下去，最终会导致灭亡。作为帝国的军人他愿意为此战斗。他从义和团兴起的那一天起，就对这样的农民团体充满了质疑。他认为义和团根本不可能“灭洋扶清”，那些流浪的农民们的所谓“法术”都是些骗人的把戏，装神弄鬼绝不可能救国于危难之中。为了证实他的观点，他亲自观看了义和团“刀枪不入”的表演，并且查看了义和团们表演用的枪支。这个军人一看就将农民们的把戏看穿了。义和团在表演的时候在前膛枪装弹药的程序上做了手脚：先装枪弹，再装火药，发火之后，火药在前，只见烟火喷出，弹药不是被火药推出的而是带出的，根本不能伤人。为此他杀了那个做把戏的农民，让士兵把他的头颅挂在旗杆上示众。天津的义和团，从首领到团民，没有一个不惧怕他，也没有一个不仇恨他的，只要他的士兵小队出击或者个别士兵落了单，义和团的农民们便立即悄悄地包围上去，毫不留情地开始追杀。
当朝廷宣布义和团为“义民”的时候，天津义和团向帝国官员提出的惟一的条件是：杀聂士成。这个要求得到了端郡王载漪的坚决支持，他多次写奏折给慈禧，说聂士成“私通洋人”，请求“杀聂而保民心”。慈禧一直没有批准的原因是，她知道这个淮军宿将是个不可多得的军事将领，真的打仗还得靠这样的军人，靠载漪这样的皇亲国戚来是无法保卫她的政权的。因此，慈禧下达的上谕是，让聂士成“戴罪立功”。
数年来，一直为帝国的利益而与洋人军队作殊死战斗，并且此刻仍在前线与联军展开血战的聂士成，对王公们诬陷自己通敌感到万分委屈。为了军人的荣誉，他向帝国军队的最高指挥官荣禄申诉，但是遭到荣禄的痛骂。荣禄根本不说聂士成的政治观点正确与否，只是一个劲儿地骂，骂他“糊涂之至”。骂完之后，荣禄怕聂军哗变，于是又给聂士成写信安抚。不知道自己什么地方糊涂的聂士成给荣禄写了一封回信，情绪依旧慷慨激愤，观点依旧未变：“拳匪害民，必贻祸国家。某为直隶提督，境内有匪，不能剿，如职任何？若以剿匪受大戮，必不敢辞！”（罗敦融：《庚子国变记》，载《清代野史》卷一，巴蜀书社1998年9月第一版，第209页。）聂士成表示自己愿意为“剿匪”行为承当一切后果。
聂士成和荣禄都知道这个“后果”指的是什么。
联军出击前的夜晚，这个帝国将领似乎已经嗅出了联军的意图，他因此而焦躁不安。焦躁的隐约缘由他无法说出口：他预感到了自己的死亡。
聂士成和他率领的士兵们一样，身上流淌的是帝国农民的血液，他们所持的关于国家、民族和生活的观点都出自于本乡本土的文化，除了抵御外侮是军人的职责之外，他同样是依靠拿军饷养活家人的人。聂士成想到了自己的老母亲托人带来的口信，老母说，她“无须照看，可以养活自己”，并且特别强调了一句老话：“聂家无孬种。”如果是在辽东大高岭和日本人打仗的时候，他听到母亲的这番话一定会斗志勃发，他一定情愿为帝国牺牲。但是，今天却不一样，他虽感动母亲的话，但他今天不想死，他今天很想家。
卫兵报告说，部队又和义和团冲突起来，双方均有伤亡。聂士成发火了。在朝廷与列强正式宣战之后，聂士成就命令他的部队停止与义和团的一切军事冲突。尽管他不断接到义和团追杀他的士兵的报告，他还是要求他的官兵们忍耐、退让，他要求官兵们和义和团并肩作战。但是，冲突还是在不断发生。义和团对聂军的仇恨太大了，聂军官兵对义和团的情绪也已经由于冲突中的伤亡而从奉命围剿变成了仇恨。这次与聂军发生军事冲突的义和团的小首领姓张，聂士成知道这个人。他让卫兵去“请”那位张师兄。一会儿，张师兄来了，身上披着一件大红颜色的风衣，挎着一柄弯刀，很威风的样子。见到聂士成的时候，张师兄盯着聂士成看，聂士成也盯着他看，两个人这样对视了好一会儿，谁也不开口。张师兄最终忍不住将手摸向了刀柄，结果他还没有反应过来，聂士成军刀锋利的刀刃便砍进了他的脖子，鲜血喷了一地。聂士成的卫兵把张师兄的尸体拖了出去，又用黄土把地上的血盖住，并且为聂士成擦军刀。
在门口挂着“聂”字旗的帐篷里，聂士成开始向朝廷写战况报告，他手中的毛笔抖动得厉害，使他不得不数次停笔。在他的身边，是一床军被，一个绣花枕头，一只装文件的铁皮箱和一支小小的左轮手枪。
这时，他得到联军出击的消息。时间是7月8日凌晨3时。
帝国官兵们脸上出现惊慌的神色。
根据聂士成的卫兵的回忆，当得知联军开始出击的消息之后，聂士成走出了帐篷，在一棵大榆树下徘徊不止。时值北方的夏夜，夜风凉爽，月影婆娑。这是天津西面的一个叫做八里台的地方，这个简陋的地名将很快载入中国的近代史。国家已经进入战争状态，大敌当前，军民一心是胜利的保障，这一点聂士成不是不明白。让他想不明白的是，帝国的局势何以至此。他现在几乎痛恨一切：太后、荣禄、裕禄、端郡王和义和团，同时，也痛恨自己。他觉得他已经是无力回天了。
帐外，枪声突然大作。联军的出击开始了。
联军的出击部队由日本人的一队骑兵开始，冲击的目标是纪家庄。这个村庄距离天津城15华里，在租界的西南，是联军从南路攻打天津的通路。负责纪家庄防守的全是义和团，其首领叫做韩以礼。义和团似乎早有防备，在村庄附近埋设了大量的地雷，当日本骑兵踏上地雷的时候，从芦苇荡里冲出来的义和团员蜂拥而上，日军溃退。僵持两小时之后，5时10分，日本司令官江口少佐的增援部队到达，激战一个小时，义和团退出阻击阵地，纪家庄立即遭到日军的洗劫，同时，联军乘胜向八里台迂回。
在纪家庄的日军出击的同时，6000名英、俄官兵开始向租界出击，突然袭击了聂军的左翼，左翼聂军抵挡不住，撤到八里台。
聂士成部，帝国天津地区的陆军主力，一夜之间，被联军包围在八里台附近的一条狭窄地区。
1900年7月9日，八里台决战的日子。
这一天发生了值得记载的另外两件事：一、帝国政府电令身在广东的李鸿章“火速北上，处理外交事务”，这标志着帝国政府在宣战不到二十天的时候，就要开始“议和”了。二、帝国京城内的甘军董福祥部更加猛烈地攻击北京使馆区，据说是帝国政府想把所有的外国使节都当做人质，以为“外交交涉中的王牌”。
凌晨5时，八里台四周炮声大作。彻夜不眠的聂士成声音嘶哑地说：“兄弟们，开始了。”
聂士成面临的局面是：正面，6000名联军从跑马场方向进攻；背后，500名日军在步步逼近。
部下对他说：“赶快请求增援吧！”
聂士成说：“无援可增，准备打吧。”
阵前有一小桥，聂士成骑马立于桥边。炮弹爆炸，弹片横飞，聂士成一动不动。官兵们看见主帅站在前沿督战，无人敢退。当联军冒着枪弹冲到小桥边时，聂军官兵跃出射击阵地，与联军扭打成一团。双方上万官兵在小河边、旷野里杀得天地变色，厮打声、呻吟声和各国语言的咒骂声混成一片，直到鲜血把小河的水染红。联军炮火掩护的效果极其明显，而聂军的弹药逐渐减少。如果此时聂军得到增援，战况就会逐渐明朗，但是帝国的任何一支其他军队都没有策应和增援的任何迹象。的确如聂士成所说，帝国的军队“无援可增”。两个小时之后，聂军显示出支持不住的迹象。聂士成下了马，回到了他的帐篷里。等他重新从帐篷里走出来的时候，官兵们惊讶地看到他们的指挥官的装束已经焕然一新：帝国武官的全套礼服，紫纱质地的长袍，金线织就，图案豪华绚丽。长袍外套着一件皇帝恩赐的、代表至高荣誉的黄马褂，这皇家特有的明黄色在黎明明艳的天光下格外耀眼。
聂士成再次牵马走到战斗的最前沿。
这身服饰是那么的显眼，简直是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