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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怎——么’昨夜黑不来？”
奇怪！她一句戏谑的话，就把我内心的一切矛盾、犹豫、惶惑吹得烟消云散。看着她轻松的、尤其是在学我说“么”字时如荷叶边撅起的嘴唇，我不禁啼笑皆非。我可以向她道歉，我可以向她忏悔，我可以向她袒露心曲，但一看到她毫不在乎的模样，我又觉得一切都是不必要的。我开始轻松下来。
“你不是要我好好念书吗？”我说，“我就在屋里念书呐！”
“傻——瓜——瓜！你要念书，不会在这达儿念？”她亲昵地在我脸上拧了一下，“我昨夜黑趴在你们门缝里看你来着。”她吃吃地笑着，两手合上，往下一蹲，“就跟一个菩萨一样！”我脸红起来。她亲昵的动作，热情的语气，似乎又将引起我内心汹涌的浪潮。但她整个的神态，又毫无挑逗意味，而是孩子般的无忌的天真。于是转念一想，我为自己的心思而羞愧得更加脸红了。我过去接受的教育，读的书，总是指导我把人分成各种类型，即使是纯客观的心理学，对人也有所谓粘液质、胆汁质、多血质等等之分；至于文艺作品，那更不用说了，那里面有形形色色的人：稳重的、轻狂的、放荡的、严肃的……现在我才明白，人，除了马克思指出的按经济地位来划分成为阶级的人之外，世界上没有绝对的关于人的类型的概念。比如她吧，她就是她，一个活生生的人！一会儿稳重，一会儿轻狂，一会儿开怀大笑，一会儿又严肃认真——而上次的严肃认真，差点使我羞愧地自尽。理解人和理解事物好像不同，不能用理性去分析，只能用感情去感觉。我从这里，开始理解马克思在《初版序》中说的：“我决非要用玫瑰的颜色来描写资本家和地主的姿态。这里被考察的一切人，都不过是经济范畴的人格化，是一定的阶级关系和利益的负担者。”在同一个经济范畴，同一个阶级之中的每一个具体的人，都是活生生的人，那可以用“玫瑰的颜色来描写”；而作为一个经济范畴，作为“一定阶级关系和利益的负担者”，那就是一个事物了，那就要用理性去分析。这里，就是文学和经济学的不同点。
这个念头只是一霎间产生出来的。这种联想好像很可笑，但我自己认为我仿佛从生活中获得了某种“通知”。于是，我不仅轻松，而且有点兴奋了。
我吃着杂合饭。她从炕里边拉出一条崭新的棉绒毯，跟我说，今天，她托去镇南堡的人买来这条毯子，七块多钱，准备给我做条绒裤，剩下的，还可以给尔舍做一套绒裤褂。她拍拍毯子，洋洋得意地说：“咱们也跟城里人一样了，要穿绒衣裳！”她絮絮叨叨地跟我讲，他们那个地方的人，只穿毛褐衣。这是用极为原始的方法，在骨制的捻锤上把生羊毛一点点地捻成毛线，再织成的毛衣。她给我看了她的一件这种毛褐衣，灰白色的，没有线条，像一个毛口袋。没有经过熟制的生羊毛，会穿透衬衫扎到皮肤上去的。我想象一根根粗糙的生羊毛扎着她细嫩的皮肤，又不禁脸红了。同时，还有一种近乎悲哀的同情从心底涌出来：她把绒衣都当作城里人穿的奢侈品，毛线衣就更不必说了。恐怕她活了二十多年也没有见过一件真正的毛线衣，而她又是这样一个美丽的、善良的女人！我儿时的生活，她是不能够想象的。也许正因为这点，她才在开始时对我产生了同情和怜悯吧；她不可能和我一样，看到一个历史的因果关系。
她抖开棉绒毯。我看到，这就是镇南堡那个小商店的货架上堆着的那种带红条的灰色绒毯。她用拇指和中指□量着，嘴唇翕动着，在无声地计算。灯光照着她如鸟翼一般扇动着的睫毛，以及她明亮的、凝神于内心计算的眼睛。由于这对眼睛，她整个面庞散射着一种迷人的、令人心旷神怡的光辉。而她又是一个连毛衣也没穿过、把绒衣也当做奢侈品的女人！在我拘于过去的习惯和见识的狭隘心里，怎么也无法把我观念中的美和她这个现实中的美调和起来，就像无法把一株桃金娘移植到这干旱寒冷的沙漠边缘里来一样。
吃完饭，我想起了海喜喜，我说：“我听说，海喜喜请假了，到城里逛去了。”“谁希待他！”她还在计算着，头也不抬，“他爱上哪达儿逛就上哪达儿逛去！”一切都是这样的简单！我暗暗地想，这两天我的自我折磨好像都是多余的。她对人和生活显然有另一种虽然粗糙却是非常现实的态度。旷野的风要往这儿刮，那儿刮，你能命令风四面八方全刮一点吗？
知识分子对人和生活的那种虽然纤细却是柔弱的与不切实际的态度，是无法适应如狂飙般的历史进程的。在以后的一生中，我都常常抱着感激的心情，来回忆她在潜移默化间灌输给我的如旷野的风的气质。
二十九
此后，我每晚吃完伙房打来的饭，就夹着《资本论》到她那里去读——“营业部主任”总该满意了吧。她把油灯从墙上取下来，放在土台子的罐头筒上。“高灯远照。”她说。房里果然显得明亮了许多。尔舍是个很乖的女孩子，除了有时缠着她，要她唱个歌，一点也不吵闹。她从没有问过我看的是本什么书，为什么要念书，也没有跟我说那天晚上从我手臂中挣脱出来时，劝我“好好地念你的书吧”的道理。她似乎只觉得念书是好事，是男人应该做的事，是一种高尚的行为，但脑子里却没有什么目的性。这方面，和那哲学讲师给我的教导就不完全相同了。
“我爷爷也是念书人。”她说，“我记性里，我小时候老见他念书，跟你一样，这么捧着，也是这么老厚老厚的一本。”过了一会儿，她又说，“喜喜子这个没起色的货，放着书不念，倒喜欢满世里乱跑。我就不希待他！……”
这里，我仿佛窥见到她不“希待”海喜喜而“希待”我的秘密。从她比画她爷爷念的书本的版式，我猜测是一部宗教经典。可是在她的思想里，却没有一点宗教的观念；一个乐观的、开朗的、活泼的、热情的人被生活磨练了以后，就不会对生活本身再有什么神秘的看法了。
在灯光下，我抱着头读书。她和尔舍唧唧哝哝地在炕上说话。灯光把我头颅的影子投射到她们身上。尔舍好像也受到一种庄重的气氛的感染，嬉笑的声音也是悄悄的。我有时停下来，谛听着她们的笑声，完全能体味到她们给我的亲切的温暖。这间奇妙的小屋，几乎盛不下我们之间的绵绵的温情。它常常使我联想到航行在静静的海面上的一条精致的小船，联想到一个童话。尔舍睡觉以后，她就跪在炕上剪裁我那条“跟城里人一样”的绒裤。剪子沙沙地在绒毯上剪着。那沙沙声也是奇妙的、轻柔的，像一阵阵温暖的细雨飘洒在绿色的灌木丛里。她缝纫的时候，也不跟我说话。我偶尔侧过头去，她会抬起美丽的眼睛给我一个会意的、娇媚的微笑。那容光焕发的脸，表明了她在这种气氛里得到了一种精神上的享受；她享受着一个女人的权利。后来，我才渐渐感觉到，她把有一个男人在她旁边正正经经地念书，当作由童年时的印象形成的一个憧憬，一个美丽的梦，也是中国妇女的一个古老的传统的幻想。
一天工夫，绒裤就缝好了。这条灰色的棉绒毯，两头有三条红道。现在，那一头的三条红道正横在我两条大腿上。穿着这种“跟城里人一样”的绒裤，活像马戏团里的小丑。尔舍见了我这副模样，拍着小手笑起来：
“布娃娃！布娃娃！……”
“不许这么叫！叫‘爸爸’！”□她在尔舍头上轻轻地拍了一下，又蹲下去，给我抻展裤腿，捋平针脚。我看不见她的脸。她这一句使我怦然心动的话，在她匆匆忙忙的动作中，像一阵轻风，嗖地就飘忽过去了，我捉摸不定她的含义。
“好，好！正合适！”随后她站起来，捂着嘴笑着说，”我还给你缝了顶帽子哩！”她告诉我，这是她照着跟我睡在一起的老汉——老会计的帽子，用剩下的棉绒毯缝的。我一看，原来是一顶上海人冬天戴的那种“罗宋帽”。帽顶上，还剪下一块红道团成球，栽了一个大红缨子。“也难为你想得出来。”我笑着戴在头上，“我小时候就戴这种帽子上学的。”晚上，我就穿着这条“布娃娃”式的绒裤——她把我的棉裤拆洗了，戴着她手缝的“罗宋帽”，开始读《第三篇绝对剩余价值的生产》。我从头到脚都是暖和的，肚子也很饱。我依稀记起恩格斯这样说过，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等；马克思就是从这一简单的事实发现了历史的发展规律的。这话的确在宏观和微观上都具有不可颠扑的真理性。现在，我真正地感觉到有一种渴求探索奥秘的精神力量，在我脑海里跃跃欲试了。当我读到马克思这段话时，我更无比地兴奋起来，因为我此刻的精神状态，使我的思想如闪电一般快地从这段似乎与我的现实无关的话中，理解了我应该怎样来看待目前的生活以及怎么确立今后的生活目标。
马克思是这样说的：人以一种自然力的资格，与自然物质相对立。他因为要在一种对于他自己的生活有用的形态上占有自然物质，才推动各种属于人身体的自然力，推动臂膀和腿，头和手。但当他由这种运动，加作用于他以外的自然，并且变化它时，他也就变化了他自己的自然。他会展开各种睡眠在他本性内的潜能，使它们的力的作用，受他自
己统制。那么，所谓人的改造，首先倒是这个人要改造自然，改造他的外在存在；人的改造不过是在人对自然与社会环境的改造过程中，自然与社会环境对于人的反作用。人只有在改造自然与社会环境的同时，自身才能受到改造；人不发出对外界的行动，不先改造自然和社会环境，自身便不能受到改造。过去的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