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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勇气——虽困难重重，吾往矣。
（六）活力——精神十足，生龙活虎，生机勃勃。①
姚从吾对李敖寄以厚望，不愿看到他现在花时费力沉迷于写作之中，于是两人之间难免产生一些小小的不愉快。一天，李敖把自己发表的文章拿给姚先生看，姚大为不快，对李敖说：“做助理不可以在外发文章，一句话，要发文章大家就算了！”李敖听了甚为不快，当即反击他说：“那我只有请求辞去这个职务了！”姚先生见李敖坚持己意，语气也减缓了，他无可奈何地说：“你想写就写吧，但是不要告诉我！”
此时，女作家林海音因发表了小说《城南旧事》正走红文坛，她对李敖的文章十分欣赏。一次，她在与李敖的朋友谈话时说：“台湾写文章最好且最易招忌故而不得登出者有二人，一为东方望，一为李敖。有的即使登出来了，也常遭人非议。”①也许，姚从吾担心的正是这一点。
又有一天，姚从吾怒气冲冲地对李敖说：“你为什么在‘小报’上发牢骚？胡先生（胡适）在医院里看到了，他问我李敖年纪轻轻的，发什么牢骚，整天挖苦女人，不好好搞历史，为什么？”李敖看着姚老先生那激动不已的面孔，无声地笑了。他在给林海音的信中说：
他（姚从吾）颇有干涉我写文章的企图，认为我既是“专任”的国家助理，就不该分心写小文章，认为我不该跟“那些文人”（您可以想象他说这四个字时所发的鼻音）来往。最后他发现我没有悔改的意思，很不高兴，我现在也萌求去之心，这可说是联合副刊的“外一章”罢？②
他想走人，姚从吾岂肯放行，他已把李敖看作是自己人了。当初李敖来姚从吾研究室上
班，研究室的钥匙，本来只有姚从吾一个人有，后来竟配了钥匙给李敖。而从１９３４年起就在北大做姚从吾的学生的札奇斯钦，虽然也在研究室工作，但从没有拿到过这把钥匙。后来罗家伦曾想邀李敖去国史馆工作，姚从吾又当即回绝；姚知道自己的老师胡适有揽用李敖之意，故连李敖军中时给胡适写信，他都不高兴，只怕这棵苗子被人挖走。他的目的就是让李敖赶快考历史研究所，正儿八经地做他的弟子。他都快７０岁了，他渴望自己有一个出类拔萃的弟子，因此，李敖考研，他比李敖还着急。
“四席小屋”解决了李敖独处的问题，但由于它地处要津，每天客人不断，加上周围全是民房，环境又吵，老太婆、少奶奶、小孩子一大堆，晚间天花板上老鼠来去奔驰，这对“心事”重重的李敖来说，简直是“不堪其扰”。他决定搬家。
１９６１年６月１５日，他装满一卡车书，搬到了租来的新家──新店镇狮头路１７号。
这里是台北市的郊外，已进入台北县的地界。租来的房子建在半山坡上，是二层青石小楼的顶层，钢筋水泥结构。它位于小镇的制高点上，在它的下面是一条陋巷和一家菜市场，远方新店溪碧绿如玉，蜿蜒而过。溪水的西岸便是美丽的碧潭公园，一潭碧水似一颗明珠镶嵌在古老的小镇当中。在潭水上空，横卧着一座２００米长的铁吊桥，从桥上可以欣赏碧潭全景。这是一个顺着山的走势曲曲折折形成的天然湖泊。从桥上望去，就像是一条巨大的长龙，盘绕在山壁上。碧潭水清浪静，可以划船，环境非常幽雅。
李敖住在土楼顶上这间六平方米的小房间里，背山面水，每月两百元。尽管屋舍简陋，但他认为在这里可以在水上泛舟，还可看廉价电影，可谓极得孤寂之乐。他想到法国英雄戴高乐在隐居时代，住在巴黎郊外的一幢房子里，养他的浩然之气，而自己能在“江水皆东我独西”的情况下安身立命，独与天地精神往来，真可谓好有一比了。他觉得古往今来，大人物的进与退、出山与归隐，都是很洒脱的，也都是有因果关系的，只有有了在隐退时那种隆中高卧的素养，才可能有风云际会时的“公不出山，奈苍生何”。因此，他的心情平静而苍茫。他在日记中写道：
夜凉似水，几净灯明，小室独处，抽烟品茗。一念不起，心定神凝，静中读书，悠悠忘情！
他为小屋定名为“碧潭山楼”。
两月之后，１９６１年８月１８日，李敖以优异的成绩考上了台湾大学历史研究所，师从姚从吾读研究生。在口试时，主考官们一见到李敖，都对他笑，而不问问题，他们对这位已露锋芒的学生早已无题可问。最后，“主考官”沈刚伯说：“你还要穿长袍吗？”一场口试在一片笑声中结束。
李敖在新店住了九个半月，一直到第二年的３月２９日，才搬往市区。
新店的乡居是李敖２７年来最淡泊、最宁静的日子。这段和自然接近的生活给了李敖深刻思考的机会。他息交绝游，在青山里，在绿水边，在吊桥上，他仔细地思考自己的过去，自己的未来，细想自己应该走上什么样的人生道路，怎样去走这一条道路。他不愿做姚从吾那样“白首下书帷”的事业，他认为自己还年轻，应该冲冲看。于是，他在积郁之中写下了投给《文星》杂志的第一篇文字——《老年人和棒子》。这篇有感而发的长文发表后，马上触怒了、开罪了许多当时的“老人”，其中包括文化界的、学术界以及官场里的，他们称李敖为“文化太保”、“大逆不道”，成为《文星》杂志一连串笔战的导火线。
接近了大自然，睡上了木板床（在“四席小屋”时睡的是行军床），考上了研究所，许多曾令他苦恼的问题都解决了，但有一个问题依然困扰着他：那就是贫困。他做助理时，由于一些规章不尽合理，薪水总是往后拖，李敖要花钱、还钱，不堪其拖，也不向姚老师借钱了，索性直接写信给老师的老师胡适（胡适为中央研究院院长，主管此事）。他在１０月６日给胡适信中写道：
我们做助理的人与研究讲座教授和领甲乙种补助的先生们不同，他们有教授、讲师的本薪，补助的钱对他们是“安定费”，是本薪以外的“补”与“助”，可是我们“助理级”的就不同了，早几天或晚几天发薪对我们所生的影响是不能跟他们比的。每月惟一的一千元，它是我们的本薪，它迟迟不发，对“专任”两个字是一种讽刺，并且使我个人不好意思再向姚先生借钱，使我三条裤子进了当铺，最后还不得不向您唠叨诉苦。这是制度的漏洞还是人谋的不臧我不清楚，说句自私的话，我只不过是不希望“三无主义”在我头顶上发生而已。①
胡适收信后，在７日就将限时信寄到李敖的新店山居。他写道：
李敖先生：
自从收到你７月４日的长信和那一大盒卡片之后，我总想写信请你来南港玩玩，看看我的一些稿件，从吾先生说：“等他考过研究所再找他吧。”后来我见报上你考取了研究所的消息，那时我又忙起来了，至今还没有约你来玩。
过了“双十节”，你来玩玩，好不好？
现在送上一千元的支票一张，是给你“典当”救急的，你千万不要推辞，正如同你送我许多不易得来的书，我从来不推辞一样。
你的信我已经转给科学会的执行秘书徐公起先生了。他说，他一定设法补救。祝你好。
胡适 １９６１年１０月７日夜
这张支票可以在台北馆前街土地银行支取。①
收到钱后，李敖非常高兴，也很感动，他认为胡适对他的赏识，完全是基于他的治学成绩，是胡适看出了他的潜力。他并没有向胡适借钱的意思，但胡适却主动帮助了他，他决定不把这一千元作为赠款，只作为贷款，过一阵子后，再还给他。
三天以后，李敖回信胡适，表示他的感谢。在信中他讲述了自己的一些身世，其中包括他与严侨的关系，和在严侨被捕后、死去后，他如何受到胡适自由主义的影响，因而在思想上得到新的境界，等等。信写得很长，有五千多字，也写得很动人。
据说胡适收到信后，深受感动，曾拿给几个人看。但李敖做梦也没想到，正是由于胡适让别人看了这封信，后来生出许多事端。
情系花莲
１９６１年的春节，李敖依然住碧潭山楼。由于要到“文献会”上班，他常坐“中央研究院”的班车。这天是正月初十，车上的人并不多。李敖正低头看书，听到有人叫他：“你是李敖吧？”他抬头一看，一位清秀可人的少女正对着自己，那明眸皓齿和善良的微笑使李敖感到一种莫名的温馨。交谈中才知道，她是自己大学同学王尚义的妹妹王尚勤。在台大时，李敖曾经到过他们家，当时她正上中学，如今已是台湾大学农经系四年级的学生了。
王尚勤中等身材，长得清纯美丽，善良温柔，正是李敖所喜爱的女性类型。自从公交车上的第一眼李敖便认定，她是一位文学素养很高且最有女人味儿的小女人。
也许是为了与王尚勤交往的方便，李敖在搬入“文献会”不久，又在安东街２３１号三楼找到一套公寓，与文星老板萧孟能合租。在这里，他与即将大学毕业的王尚勤同居。
李敖又一次陷入热恋之中。
１９６２年的秋天到了，王尚勤走出了台湾大学，被分配到台湾最东部的花莲市任教。
花莲位于中央山脉东麓，东临太平洋，是一个美丽而又宁静的海港城市。发源于中央山脉的美仑溪呈Ｓ型穿过市区，把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