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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敖微笑着朝他们点点头。
在法官的提问中，李敖有问必答，谈笑自若。面对李敖的轻松愉快，胡秋原一副气鼓鼓的样子。其律师悄悄对法官说：“李敖诽谤别人如儿戏，他现在在庄严的法庭上，居然还一直在笑！”
休庭后，李敖马上被一群人包围。有人问他：“为什么不请律师？”他笑着说：“我的律师被胡秋原先生请去了！”
同学马宏祥的父亲是位“国大代表”，他问李敖有何感想，李敖说：“你们‘国大代表’制订的‘宪法’第１１条我太相信了，我以为它会给我保障！”李敖指的是“言论自由”。
晚上，李敖应朋友之邀去看电影、吃饭、喝啤酒。在马路上还有人指点说：“那就是李敖，是祸首！”
李敖的不屈不挠使胡秋原陷入被动，他意识到这样下去对他的名声不利，颇欲和解。他同法官说：“我并不想打官司，像居浩然那样，只要‘稍稍给我过得去一点’，我就可以撤回。”但由于李敖的坚持，萧孟能也寸步不让。
回到台大研究所，台静农教授笑着对李敖说：“这个官司真奇怪，被告反倒不肯和。胡秋原这下子可完了！”
就这样，官司打到１９６３年的秋天，法官做出判决：李敖、萧孟能，罚钱；胡秋原，也罚钱。法官张顺吉说，因为告人诽谤的胡秋原也诽谤了他告的人。地方法院判决后，双方不服，都上诉到高院。
１９６５年５月，李敖反诉胡秋原。
同时，李敖又在台中地方法院状告中央书局（为徐复观印刷诽谤李敖的文字）诽谤罪。中央书局请了两名律师来打官司，李敖没有律师，单枪匹马，最终于１９６６年３月胜诉。中央书局被罚款新台币１５００元，这也是李敖有生以来打赢的第一个官司。但他与胡秋原的讼案却从此拖了下来，１９６３年起，一拖１１年。
也许正是胡秋原与李敖在论战文字中的互相攻击，当时在美国读博士的自由主义文人林毓生对这场笔战的看法持否定态度，他在给殷海光的信中说：“最近小妹寄来五本《文星》，是关于文化论战和胡（适）先生的，读了令人非常气愤！文化海港上居然能听到征战的号角，固然是可喜的现象，但两方面都是不学无术一派胡言，这仍然是从前绍兴师爷耍笔杆、舞文弄墨的作风，真是如何得了啊！”①
１９６６年９月４日，台湾青年党领导人左舜生来台湾，和李敖相见，有近两个小时的谈话。第二天，他在《中央日报》上发表《记留台北三周的观感》，其中讲到：
近年台湾一部分的言论（包括短篇文字与专著），可能有若干也说得过分一些（或在文字上故意卖弄聪明，使人不快），不免与“政府”及社会若干人士以难堪的刺激，但我们必须知道：人民（尤其是青年）对“政府”及占有有力地位人士的责难，或对一般现状表示不满，往往不免过分，这在一个专制或民主国家，都是司空见惯的事，用不着十分认真，尤其懂得在今天有同舟共济必要的朋友们，更不可运用刀笔的方式，非把少数人置之死地不可！大家必须了解，真正要阻遏言论自由或禁止某一类书籍发行，并不是一件容易办到的事。
这段话显然是为李敖而发，因为胡秋原曾写过一本《同舟共济》的书，左舜生文中呼之欲出，更为明显。
胡秋原与李敖、萧孟能案拖到１９７４年时，李敖已因叛乱罪被捕，高院趁此机会把胡秋原的诽谤之言一律改判无罪，有罪的只剩下了李敖和萧孟能。李敖在回忆录中谈到这场官司时曾经说：
这官司造成我跟胡秋原结了一辈子梁子，在他告我３０年后，我找到机会告他，他赔了我３５万，我嫌少，坚持把他家贴上了封条，至今封条犹在，而他老得无力出庭了。曾祥铎劝我：“得饶人处且饶人”，我说：“３０年前，胡秋原整殷海光、整我的时候，你为什么不向他说这句话？”——我为人好勇斗狠、有仇必报，并且没完没了！于胡秋原案上可见一斑。①
其实这还不是尾声。１９９９年６月１７日，中国大陆《新民晚报》、《法制文萃》又爆出新闻：“台湾一桩１０年（实为３０年）文字官司最新判定：胡秋原赔偿李敖百万”，真可谓没完没了、没完没了了。这是后话。
且说这场官司李敖虽然在当时以失败告终，但面对黑暗法律，他却感到一种“求仁得仁”的满足。他认为，自己是在为真理而战、为信仰而战、为抵抗国民党的打击而战。他常常想起自己十分喜爱的陶渊明的那首《拟古》诗：
种桑长江边，三年望当采。
枝条始欲茂，忽值山河改。
柯叶自摧折，根株浮沧海。
……
本不值高原，今日复何悔？
陶诗中说他在长江边种桑树，种了三年，刚要收成的时候，忽然山河变色，桑树“柯叶自摧折，根株浮沧海”，一切成绩都漂失了，但他并无悔意。因为“本不值高原，今日复何悔？”本来就不在安全地带种树，又有什么好后悔的呢？李敖认为，陶渊明的诗真正道出了他此时的心境，本来自己的努力就志在牺牲，又何悔之有？陶渊明在《归园田居》五首的第三首中又写道：
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
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
道狭草木长，夕露沾我衣。
衣沾不足惜，但使愿无违。
这里，“夕露沾衣”指的是不计一切牺牲以维持素愿。李敖想到，志士仁人为素愿奋斗，有时会灰头土脸、会牺牲自己的名誉，但名誉毁了也不足惜，只要能救国救民就好了。“对我个人来说，我在文星的努力，也正有陶渊明的这种诗情。”
状告徐复观
由于李敖在《老年人和棒子》等文章中批评了他的母校台湾大学以及学坛大牌人物李济、沈刚伯等人，台大历史系教授许倬云作为调解人首先从台后站了出来。
许倬云，江苏无锡人，１９３０年生，台湾大学历史系毕业，后获台大文科研究所硕士、美国芝加哥人文研究院博士。也许是他感到自己与李敖同为校友的缘故，他以老学长的身份与李敖谈话，试图使李敖与李济等学界前辈和解，但他的极力斡旋被李敖严辞拒绝。１９６３年１１月５日，他再一次约李敖、萧孟能、余光中去他家，因为他腿不方便，李敖同意去了。当天，李敖有日记如下：
一、南港来的消息，李济读了文章，拍了桌子。
二、夜在吴相湘家，沈刚伯托他转告我：“在过去，我没说过李敖什么坏话，虽然我也没帮他什么忙；从此以后，我也不会说他什么坏话，当然我也不会帮他什么忙。”孙德中在座，对我说台大文学院，在台湾还算是好的。我说，正因为文学院在台湾有领导地位，所以我们该更要求它有生气。
三、夜在许倬云家，互恶声相向，光中在座，颇劝慰。
四、晚与孟能决定，拒与李济晤面。①
就在李敖与学术要人拒不言和、执意己见的时候，著名学者徐复观又站了出来，撰文批评李敖，其中一部分写道：
以胡适为衣食父母的少数两三人……豢养一两条小疯狗，专授以“只咬无权无势的人”的心法，凡是无权无势的读书人，无不受到这条小疯狗的栽诬辱骂。
……最近一年来，台湾大学里有一二人利用一个特殊学生，把上自校长、下至助教，骂得一塌糊涂。
……李×骂沈刚伯拒绝朱光潜到台大来任教，这对沈也有影响。①
面对这位几十年前就已声名显赫的文化名人，李敖并不示弱。他认为，写文章批评士林败类、台大黑暗的，除了自己，并无别人，按照文明社会的诽谤律，无他人可适用此一情况者，纵未指明姓名亦构成诽谤。所以徐复观骂“小疯狗”自然构成诽谤，何况他文中还用了“李×”字样，更除李敖外别无他人了。于是，李敖一纸诉状把徐复观告到了法院。
但徐复观在法庭上一再辩解，说自己并没有写出李敖的全名，并不构成“诽谤”，后来《台湾日报》曾登出这段法庭笔录：
庭问徐：比较明显的是“新闻天地”中的李×。你文章中甲教授所说的李×，是李敖吗？
徐答：甲教授说的是李敖，但我蓄意避免诽谤，所以称李×。
庭问：是否指李敖？
徐答：我蓄意避免诽谤，所以不说这个名字。
庭问：你是说你不知是不是李敖，所以写李×。
李说：审判长，他已承认李×就是李敖，他已很明确地指出是我。
庭问徐：甲教授所讲的李×，你确定是李敖吗？
徐答：不能确定，我等于新闻记者作记录，为了蓄意避免诽谤，把别人说的名字写成李×。
庭问李：“利用”和“指使”是诽谤的意思吗？
李答：我控告徐复观诽谤的语气有两件，这两件是有关联的！如果他在《新闻天地》中所写的李×是指我，那么他在《民主评论》中所骂的“汉奸的奴才”和“小疯狗”，也是对我的诽谤。影射也足以构成诽谤罪的，何况他已明确地指出是我。
庭上问徐：你在以前未看过这本《废人废话》吗？
徐答：李敖向我提出自诉后，我才看到的。我认为一个名词，任何人认为恰当，都可以加上的！洪炎秋写的《废人废话》说李敖是“小疯狗”，我事前完全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