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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识相点，乖乖把钱送来，不然我就写信给他的上司，信中写法是‘你们派人来跟踪我，我没办法，要你们撤回，是强你们所难。但是你们派来跟我的人，屎尿太多了一点，一个去大便，一个去小便，我的车，就被撞了。我现在求你们撤回跟踪我的人，因属奢求，但求你们精挑细选一下，派些屎尿少一点的干员来，你们应给予方便，如此则感谢无量矣！’”罗翼飞听了又大笑又苦笑，说回去想办法。
５月１日，他又来了。他说：“大安分局局长屈服，由他命令警察们凑钱，凑足了你李先生开的价码，现在钱带来了。可是局长说，有一个条件，必须请李先生帮忙，就是我们绝不承认警察撞了你李先生的车，我们抓到个计程车司机，他愿意承认车是他撞的，我们警察只是调解，由这司机赔你李先生钱，并且和解书日期要倒填２３天，倒填在撞车那天当时。不知李先生能不能网开一面，这样和解？”他说着把早已写好的“和解书”和现金８１８０元双手奉上。李敖笑着说：“这事容易，就大家做假好了！”于是，李敖在对方早已签好了的“和解书”上签了字。那和解的对方叫“张颂德”，他是谁，李敖一概不知，李敖心想，我们两人能在腾云驾雾之中相撞而言和，真不能不佩服大安分局局长的导演之妙了！
倒霉的“胖子”不久也给调走了。他临走时对接替他的人说：“可要当心那李某人，那家伙阴险无比。撞车那天，他下楼，笑嘻嘻的，满口说没关系没关系，可是没了半天关系，却把我们警察咬住不放，直到赔了他大把银子才松口。你们别以为李某人吃了我们警察，把钱拿去修车了，其实我们查出他车保的是全险，保险公司不敢追查谁撞了他的车，只好认赔了事，所以修车全都是保险公司孝敬的，李某人拿了我们的钱，全部给他小女朋友去买花衣服了。李某人是全世界最厉害的家伙，你们可要小心才好！”
后来，那接替“胖子”的警察向李敖讲起此事，李敖不禁哈哈大笑，他说：“这才叫‘警民一家’啊！”
１９７０年９月３日，《自由中国》的总编雷震坐牢十年期满出狱。这一天，国民党新闻局为了封锁消息，特意安排外国记者到中部旅游，以便暗中放出这位曾经名扬海内外的大政治犯。李敖得知消息后，马上约来了《纽约时报》兼《时代？生活杂志》的特派员夏皮罗（Ｄｏｎａｌｄ Ｈ． Ｓｈａｐｉｒｏ）和美联社的特派员普拉特（Ｌｅｏｎａｒｄ Ｐｒａｔｔ），告知详情，并不顾警察的跟踪与他们一起一大早跑到新店安坑监狱，接雷震出狱。于是，雷震出狱的消息很快在海内外的报刊上传开了。李敖就是以这种独特的反“老Ｋ”的方式进行着坚持不懈的斗争。用他的话说叫：“老Ｋ使我受明害，我使老Ｋ受暗伤。”
在“跟监”的日子里，李敖常常数日不下楼，写来看去剪贴东西，每天洗热水澡两次，偶尔看看电视、听听唱片，连理发都请理发师上楼来，有时楼外天气阴晴都不知道。但外面的消息依然通过种种渠道传进来，在这段日子里，他知道姚从吾死了、殷海光死了、英千里死了、包乔龄死了、左舜生死了、梅乔林死了……他已３４岁，他益发感到生命消逝之快，已无生命可再浪费，他每天的工作愈发紧张了。
有一天，“国际特赦协会”秘书长马丁？埃纳到了台湾，魏廷朝、谢聪敏约李敖一起去看马丁。李敖说：“我李敖架子很大，对洋鬼子尤其大，马丁如果真来帮助我们，就请他到我家来看我吧，我不会去看他的。”听了李敖的话，两人觉得有理，就转告马丁。马丁登门拜访。当时李敖的处境是自顾不暇，却很想托马丁为在牢中的柏杨想点办法，为了加深马丁的印象，李敖联系艾玫与马丁见面，但不知为何，艾玫爽约。
就在这次会见中，李敖把一些被“跟监”的照片和泰源监狱名单（政治犯名单）交给了马丁。这份名单是从监狱中辗转数人，偷运到李敖手中的。不久，它被刊登在海外发行的“台湾独立联盟机关志”——《台湾青年》第１２０期上，李敖获罪，此其一也。
１９７０年１０月李敖在给友人信中写道：“关于我的劫后余书又被劫事……非法查扣单早已转送联合国人权委员会，并做副本留存《纽约时报》等处，凡是我运出去的文件稿本，我和收件人有一铁律，就是运出去的就运出去了，若再收到我要求修改或讨回的信或表示，一概可以拒绝。这一铁律，可以防止许多流弊，所以这非法查扣单是要不回来了（何况我也根本不会要！）……横行的权属他们，记录并散布他们横行的权属于我，他们如果不想过好日子那就走着瞧吧！”他已充分做好了被捕的准备，他将自己的一些手稿、包括他的日记都托人送出国外，用一种戏谑的态度与国民党周旋。这种斗智又斗气的做法，最后终于促成了他的“以身试法”。
１９７０年１０月１２日，驻台湾的美国新闻处发生爆炸案。次年２月５日，台北的美国商业银行也发生了爆炸案。这本来都是“台独分子”所为，警方却借此机会逮捕了李敖。李敖做梦也没想到，这事竟会和自己有关联。直到警方提起公诉，他才知道参与爆炸案的“台独分子”中有他的老同学谢聪敏，而自己与谢聪敏又有一定的来往。
当局欲把爆炸案套到李敖头上，但怎么也套不上，因为无论从哪一方面说，他都不可能参与爆炸案。尽管如此，他心中明白，欲加之罪，何患无辞。自己的入狱已经不是能与否的问题，而是早与晚的问题了。他深感时间对他的重要性，把全部精力放在了读书与写作上。我们从他当时与魏廷朝的一封信可以窥到他此时的思想境界：
魏胖：
以下成绩，得以具体化，皆拜国民党软禁之“赐”也！
一、苦其心志的锻炼，更成熟。锻炼自己可应大难、任大事。并充分做这一准备。
二、专注于世界性大目标的研究。瞩目于新世界、大世界，而不仅仅于一个江河日下的政权、一个老人政治、一个小岛。
三、对于人情冷暖，有更清楚的测验。
四、对曾经磨难的榜样，有更大的兴味与体认。
五、能过孤独生活，且在孤独中忙个不停，自得其乐，得到不怕孤立的本领。
六、全天候做工，没有假日。增加了做工的时间，自然效果也相对地看好。
罗素说：“……从全体看来，安静的生活是伟人的特征，他们的喜乐并不是世俗心目中所认定的那一种。一切伟大的成绩必由于历久不懈的工作，其全神贯注与繁重程度使人没有余力去从事狂热的娱乐。”这几段话，我都喜欢，都受用，特地写给同被国民党迫害者，而此一迫害，如善处之，亦安知非福也！
敖之 １９７０年１０月２９日夜３时①
这封信乃李敖劫后复得，弥足珍贵。它表明当时国民党的一党独大，在李敖眼中，不过尔尔。他不仅没有坐以待毙，而且要化消极为积极，化被动为主动，要以行动来证明自己的力量。
１９７０年１２月的一天，李敖在自己的家中发现了被偷装的侦听器，他不动声色地把它转到了联合国人权委员会。事发后，警方将他传去，逼他交出销案，他笑着说：“这一个是要不回来了，等我找到第二个，一定给你们。”看到警方无可奈何的样子，他说：“如今我已无所顾惜，‘政府’如想不把人丢到海外，就不要再逼我。”
此时，正值联合国“中国大陆问题研讨会”在台举行。在李敖被抓问的次日，美方代表奥森伯格请李敖吃饭，李敖将刚刚发生的情况告知。当晚，在蒋经国请与会代表吃饭时，奥森伯格便以李敖的处境问蒋：“这是否于人权构成迫害？”蒋经国说只是“Ｒｅｐｒｅｓｓｉｖｅ”而已。①
李敖曾经说过国民党打击异己的一种方法叫“积分法”，他的反抗行为日积月累，但都还不足以构成大罪的口实，最终导致他坐牢的是他与彭明敏的关系。
在他被跟监１４个月后，１９７１年３月１９日，李敖被正式逮捕。
那一天，他像要出远门一样把身边的十万元钱和与小蕾拍的裸照交还小蕾，然后相吻而别，坦然地登上了特务的汽车。
李敖被捕后，在海内外引起轰动。１９７１年５月１３日，《纽约时报》登出李敖的照片及被捕的报道。报道称：“李敖被捕已引起美国研究中国问题的学者和中国留学生相当的关切。有些人已打算写信给‘国务院’和国民党官员。”“其中，已表达其关切的，有哥伦比亚大学的奥森伯格教授（Ｍｉｃｈｅｌ
Ｃ． Ｏｋｓｅｎｂｅｒｇ）和斯坦福大学的曼考尔教授（Ｍａｒｋ
Ｍａｎｃａｌｌ）。奥森伯格教授说，希望国民党“政府”不要过度反应，以镇压合法反对者而导致可能的内部不安。但就像当初雷震案一样，海外的反应并没有阻止国民党当局对李敖的行动。它们最终以“与彭来往带信”、“家藏文件入伙”、“监狱名单外泄”等罪名把李敖打入大牢。
这些罪名，对李敖来讲，实际都是子虚乌有，乃是官方通过串供、刑求、捏造等手法而炮制出来的假案，其目的只有一个：即彻底封杀李敖。这正应了他一贯所强调的“特立独行的知识分子，在中国很难存在，存在也很难长大，长大也很难茁壮，茁壮也很难持久，持久也很难善终”这句话。①
漫长的牢狱生活，对思想者李敖来讲，并不完全是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