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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面，是你忍看和愿看的吗？你的朋友里面，我的朋友里面，你我共同的朋友里面，这种人还少吗？又何必多我一个李敖呢！”
他认为祢衡并不是有意找死，他只是“宁正言不讳”而已。至于“正言不讳”以后别人杀不杀他，他无所谓。他没有兴趣去教育敌人，或揣摩敌人的水准。他在这一阶段发表的《奇情与俗情》、《第一流人的境界》、《蝙蝠与清流》、《重要不重要与不重要重要》、《擦鞋者言》等杂文中便表露出他此时的心境。
俗话说：上得山多终遇虎。祢衡碰到曹操讲道理，可以不死，碰到黄祖那样的敌人，也只有一死了之——君子“患有所不辞也”。
李敖如此不思悔改，再一次激怒了国民党当局，压力再一次铺天盖地涌来。
首先是舆论对李敖进行封锁。
复出文坛后，李敖一直在《中国时报》开专栏，现在《中国时报》的负责人高信疆终于受到压力，官方要他在国民党全会期间，停刊李敖的文字一个星期。
于是，李敖致信高信疆辞去专栏，抗议某方面“直接间接扼杀异己的言论，究竟要闹到什么地步才同归于尽？”
在舆论封锁之后，接着便是组织舆论工具要把李敖斗臭。
国民党的党报《中央日报》开始围剿李敖。
也就在此时，李敖与胡因梦的关系发生更大的危机。由于李敖与萧孟能之间的房产纠纷，胡因梦也被牵扯进去。胡因梦认为李敖趁萧孟能出国期间，侵吞了萧的古董和家俱，拍卖了萧在水晶大厦的房子，退租了花园新城的房子，并且把与萧共有的天母“静庐”的房产换到了胡因梦的名下……胡因梦想，“我‘幻想’中的李敖，是个具有真知灼见而又超越名利
的侠士，而不是一个多欲多谋，济一己之私的‘侠盗’。”如今她感到，这个幻想彻底破灭了。与李敖结婚后，压力始终不断，国民党逐步封杀她在演艺事业上的发展，使她非常沮丧。于是，她打定了与李敖分手的主意，并卷入了帮助萧孟能索回财产的官司之中。
就在他们结婚后３个月零２２天（８月２８日），李敖从报上看到胡因梦参加了国民党幕后策动的斗臭李敖集会，并口出“伪证”。李敖想：“全世界无此婚姻行规或婚姻伦理、也无此做人或做人太太的离谱行为。”于是，他放下报纸，通知叶圣康等朋友们，告诉他们决定招待记者，宣布离婚。
当天下午，李敖在大陆大楼举行记者招待会，并散发书面声明一纸：
一、罗马凯撒大帝在被朋友和敌人行刺的时候，他武功过人，拔剑抵抗。但他发现在攻击他的人群里，有他心爱人布鲁塔斯的时候，他对布鲁塔斯说：“怎么还有你，布鲁塔斯？”于是他宁愿被杀，不再抵抗。
二、胡因梦是我心爱的人，对她，我不抵抗。
三、我现在宣布我同胡因梦离婚。对这一婚姻的失败，错全在我，胡因梦没错。
四、我现在签好离婚文件，请原来的证婚人孟祥柯先生送请胡因梦签字。
五、由于我的离去，我祝福胡因梦永远美丽，不再哀愁。
李敖 １９８０年８月２８日①
此时的李敖没有悲哀，没有沮丧，没有忧愁，没有痛苦，而只有一种感情，那就是仇恨。他要用一种超乎常人的奇特方式，向世界表示自己的战斗力。
也许是这一纸声明在起作用，不久，李敖又赢得了一位空中小姐的芳心。这位小姐对李敖说过一段话：“李敖，你有许多优点，其中之一是你跟胡因梦离婚前后，她说了你那么多的坏话，可是你却不说她一句坏话，那时我还不认识你，可是我跟姨妈们谈起来，大家都欣赏极了。”李敖听了，用梁启超的两句诗答道：“十年以后当思我，举国犹狂欲语谁？”
在李、胡婚变中，究竟性格的成分占了多少，政治的成分占了多少，局外人已很难说得清楚，但至少在胡因梦的理想生活中，像李敖这样危机四伏的生活是难以适应的。一个是梦里求真，又操练情感；一个是浑身是戏，亦幻亦真。本想着天地绝配，天长地久，谁料想，阴错阳差，缘尽梦醒。李、胡的证婚人孟祥柯（孟绝子）也无奈地说：“在李敖的天地中，胡因梦找不到真善美。李敖的天地中不是没有真善美，但那是董狐、司马迁、文天祥那一类血泪染成的真善美，是‘慷慨过闹市，从容做楚囚’式的真善美，是悲壮而深沉的真善美，而不是胡因梦心目中的真善美。”“大女人主义”的胡因梦也许忘记了“大男人主义”的李敖的爱情箴言：“我相信，爱情本是人生的一部分，它应该只占一个比例而已，它不是全部，也不该日日夜夜时时刻刻扯到它。”
大概是这一次离婚离得太干脆了，当天晚上这一消息就上了电视新闻。
就在胡、李婚变的同时，国民党《中央日报》也带头以专论攻击李敖，《新生报》干脆用漫画骂李敖是狗……
所有的目的就是要把李敖批倒斗臭，让他在群众面前抬不起头，说不出话。
官方控制的各家报纸，在发表李敖的文章和新闻与批评李敖的文章和新闻的处理上，是以３０比１的比例进行的，而且关于李敖的文章和新闻，即使发错了也不按《出版法》和《中国新闻记者信条》给予更正。
正是在官方一路追杀李敖的同时，又出现了萧孟能控告李敖“背信侵占财产”案。李敖不得不又投入了这场官司之中。
第一审地方法院宣判李敖无罪。李敖却不“见好就收”，他准备办一份杂志，利用这块阵地来继续战斗。这便是后来在台湾风靡一时的《李敖千秋评论丛书》。
李敖创办评论的构想来自于日本的一位思想家河上肇。河上肇从１９１９年起办个人杂志，共出了１０５期，除六期外，都是他个人的文字，对日本当时的思想界影响极大。但他后来因杂志惹祸，被当局逮捕入狱。李敖从这位异国思想家身上得到了灵感，也想办一份思想性的杂志，最初起名叫“李敖评论”。消息传出后，有人赞成，有人反对，当时的《时报杂志》有一篇石敢言的文章颇具代表性。他说：“以李敖的本身条件、经历和现仍有的支持读者来说，李敖比大多数人更有资格办杂志，更应该办杂志，更能发挥杂志对社会的功能性……然而……杂志是社会舆论，不是个人舆论：杂志从事探索真理的工作，不能成为真理独断的刽子手。‘李敖评论’则毫无疑问地充满着个人主义、英雄崇拜的色彩，相对的则欠缺作为社会公器的基础。‘李敖评论’何异于‘个人评论’或‘片面评论’……我们乐于见到李敖出面办杂志，乐于见到李敖在杂志里开辟‘李敖评论’专栏，用以评鉴社会之事或人，用以反映不平或揭橥理念、思想……但是，我们坚决反对李敖搞个人权威，把杂志存在的基本意义抹杀，把杂志的反应功能极端化、一己化。”“敢请李敖把‘李敖评论’改名为‘千秋评论’或‘肝胆评论’或‘事实评论’或其他任何客观化的名称。”①为了不在杂志名称上搞“名词之争”，李敖吸收了石敢言的建议，就把杂志定名为“李敖千秋评论”。
１９８１年４月１８日，按照官方“出版法”第九条规定，李敖顺利地申请得到了《千秋评论杂志》的执照，但就在执照发下来的第５５天，１９８１年６月１７日，地方法院又重新裁判李敖有罪。官方以“出版法”第１１条“技术击倒”了这个执照，即“被处二月以上之刑，在执行中”，“不得为新闻纸或杂志之发行人或编辑人”！
尽管李敖从多方面提出证据表明萧孟能所告不实，但事实是：１９８１年７月１０日，李敖突然收到台北市市长李登辉的来函，说：“一、准‘台湾高等法院’１９８１年６月２９日剑刑勇字第２６号函略以：李敖因侵占罪经判处有期徒刑六月确定。二、依出版法第１１条第３款规定，被处二月以上之刑在执行中不得为杂志之发行人。另同法施行细则第１６条各款所列情事之一，未依同法第十条之规定申请变更发行人登记，注销其登记。”李敖从这里真正地悟出了官方借此案封杀《千秋评论杂志》的味道。
关于此案的情况，李敖后来得知不少。原来，冤狱之构成，与国民党“军机处”王升主持的“刘少康办公室”有关。王升如果不介入，萧孟能绝无胜诉之理。连萧孟能的律师李永然都承认：“在法律的层面上，我们打不赢这场官司。”
就这样，作为杂志的“千秋评论”胎死腹中。
数年后，李敖锲而不舍，对萧孟能“千刀万里追”，追究出萧孟能诬告自己的内情。由于政治因素已结案，法官乃依法判决，于是萧孟能先后两次入狱，在第三次被李敖控告并判其入狱的前夜，他逃往美国，受到台湾警方的通缉。
禁止李敖出境
在国民党当局眼中，李敖是特大号的政治犯和异己分子，所以，一直被列入限制出境人员的名单之中。
早在１９６４年５月１８日，李敖正沉浸于中西文化论战之中的时候，美国大使馆的高立夫（Ｒａｌｐｈ Ｎ．Ｃｌｏｕｇｈ）致信邀请李敖访问美国，两周后（１９６４年６月１日），李敖又收到林诺华（Ｌｙｎｎ Ｈ．发Ｎｏａｈ）的信，洽商访美细节，但国民党当局刁难李敖，要与之“交换条件”，被李敖拒绝，遂未成行。
１９８０年，台岛的民主空气有所缓和，李敖为了试验一下这种限制是否取消了，于当年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