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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转播站刺向穹苍，对路边数以千计如蚜虫簇集的小屋子，喂食影响神经的画面。
这难道不是典型的抱怨？我从未反抗过改变，即使化名为进步的改变也不例外，然而看到陌生人用噪音、凌乱以及一圈圈无可避免的垃圾淹没我日思夜念的家乡，却让我产生了愤怒。当然，后到者会憎恨比他们更晚来的后到者。我还记得小时候对陌生人那种自然的嫌恶反应。我们这些生在这儿的人以及我们的父母，都对后到的人、野蛮的人、未开化的人有一种奇怪的优越感，同样的，这些外来人也憎恨我们，甚至还做了一首关于我们的无礼打油诗：
矿工共有四十九
妓女五十一
混在一起
生个乡巴儿
我们对西班牙—墨西哥裔的人生气，他们就把怒气转到印第安人身上。这会不会是美洲杉让人紧张的原因？当耶稣的受难地各各他（Golgotha）在执行一项政治性命令时，真正的原住民其实是生长在那儿的树。中古世纪恺撒大帝为了保存罗马而毁灭罗马帝国时，这些树就已经好端端地站在那儿了。对美洲杉而言，所有的人类都是陌生人，都是野蛮人。
有时候对改变的看法会因为个人的改变而有所扭曲。譬如，看起来非常大的空间变小了，山脉变成了斜丘。但这次却不是幻象作祟。我还记得自己的出生地萨利纳斯当初骄傲地宣布第四千位居民的出现。现在这个城镇有八千位居民，而且正以让人惊慌失措的等比级数增加———三年内拥有十万人，十年内也许就会出现二十万人，无止无境。即使那些喜爱数字的人也注意到了这个情况，而且开始忧心，慢慢地，他们会了解到，凡事都有一个饱和点，进步很可能是通往勒毙自己的一个过程。人类到目前还没有找到解决方法。你不能禁止新生儿的出生———至少现在还不行。
稍早，我曾提过活动屋的出现以及其屋主得到的某些优势。我一直以为东岸和美国中部有很多活动屋，但结果加州也像鲱鱼产卵一样地出现了许多活动屋。到处都是活动屋区，往上缠住了山丘、往下撒向了河岸。这些活动屋带来新的问题。活动屋主分享了所有地区性的资源，医院、学校、警察的保护、社会福利计划，但直到目前为止，他们都不需要缴税。当地的设施由房地产税捐支应，就这部分而言，活动屋完全免疫。当然州政府有课征牌照税，但是除了道路维修与道路延伸工程外，各郡各镇都无法分到这些税款。拥有不动产的人发现自己要扶养一大群客人，感到相当气愤。然而我们的税法与我们对税法的理解已经行之有年，并一直在演进。大家都不愿意征收人头税或设施税。不动产等于财源或象征财富的观念早在我们心里生了根。但现在有一大群人找到了规避税捐之途。对于这点，或许我们应该鼓掌叫好，因为只要逃税的人不把自己的自由变成其他人的负担，一般而言，我们都很佩服这些人。显然在很短的时间内，政府必须制定出一整套新的税法，否则不动产身上背负的负担将沉重到无人买得起房地产，更别提把房地产当成财源了，届时拥有房子将成为一种惩罚，而这也将使矛盾臻至金字塔的最顶峰。过去我们曾经被迫面对气候、灾难与瘟疫的改变。现在的压力来自于我们之所以为人类这个物种的成功。我们打败了所有的敌人，除了自己。
小时候在萨利纳斯成长时，我们把旧金山称为“大城”。当然，旧金山是我们那时惟一知道的城市，但现在我还是认为旧金山是大城，其他与旧金山有关的人也这么认为。奇怪而具有排外性的字眼是“城”这个字。除了旧金山外，我心中只认定伦敦和罗马的一些小地区为大城。纽约人说他们要进市区。巴黎除了叫巴黎外，没有其他的头衔。墨西哥市区被称为首都。
第三部分你再也回不了家（2）
我曾对大城了若指掌，当其他人在巴黎变成失落的一代时，我忙着把自己的青春岁月放进大城里。我在旧金山练就一身好武艺，爬山、睡公园、在码头上工作、跟着城里的反叛分子游行大叫。从某个角度来说，我欠这座城的，就跟她欠我的一样多。
旧金山在我面前演了一场秀。我看见她横越海湾，从兴建大道通过沙吾沙里多（Sausalito），到金门大桥的进驻。午后的阳光用白、金两色涂抹旧金山———这是一座从山丘上升起的城市，一座快乐梦境中的高贵城市。位在山丘上的城市对平地都有主导权。纽约让自己的山丘充斥着拥挤的建筑物，但是这座傍着太平洋天空，升起于层层波浪之上的金白交错卫城，却是个了不起的作品，像座画出来但从未存在于现实世界的中古意大利城市。把车停在停车场后，我注视着这座城以及那条引导她与海相连的大桥项链。在南边绿色的高丘上，午后的雾像羊群般朝着这座黄金之城的屋棚翻涌而来。我曾经看过她更美丽的样子。小时候，每当准备进城时，我都会因为快要爆开的兴奋之情而好几个晚上睡不着觉。她留下了影响。
接着跨越用单纤悬挂的大拱桥，我进入了自己了若指掌的城里了。
这仍是我记忆中的大城，她因为对自己的伟大有如此的自信，所以能够和善待人。我穷困潦倒的时候，她依然对我很好，并没有排斥当时偿付能力暂时出了问题的我。我大可无限期地在旧金山待下去，不过我必须要到蒙特雷市去寄出我的缺席投票。
在我年轻的时候，旧金山南边一百英里的蒙特雷郡里，每个人都是共和党员。我家也是共和党员。如果我一直待在那儿，可能现在还是共和党员。哈定总统｛1｝ 煽动我倾向民主党，胡佛总统｛2｝ 在此让我就此黏住民主党。如果你发现我沉溺于自己的个人政治史中，那是因为我认为自己的经验可能一点都不稀奇。
我到达蒙特雷市，一场战争在此开始。我的姐妹们仍是共和党员。美国内战照理说应该是最悲苦的战争，但家庭政治则毫无疑问地是最猛烈也是最恶毒的战争。我和陌生人可以冷静而带分析性地讨论政治，但与姐妹之间，那却是不可能的事。每一场争论结束时，大家都是大口喘着气，精疲力尽又满怀愤怒。没有任何让步，没有任何宽恕。
每天晚上我们都向对方承诺：“我们要友善亲爱。今天晚上不谈政治。”但十分钟后，我们就会对着彼此大吼。“约翰·肯尼迪怎么样怎么样……”
“如果你是这样的态度，那你怎么能忍受迪克·尼克松｛3｝？”
“大家冷静一下。我们都是讲理的人。大家来探讨一下这个问题。”
“我已经探讨过了。谈谈苏格兰威士忌怎么样？”
“噢，如果你要这样讲，那我们来谈谈圣塔安那｛4｝ 怎么样？超级市场的收款员又如何？美人？”
“爸爸要是听到你这么说，一定会从坟墓里跳出来。”
“别把他扯进来，他今天如果还在世，一定是个民主党员。”
“听你说的什么话！巴比·肯尼迪买票都不知道买了多少麻袋了。”
“你是说共和党从来没买过票吗？不要让我笑掉大牙了。”
大家的对话尖刻而且没完没了。我们挖出了早已荒废的传统武器，彼此用侮辱攻击对方。
“你说的话简直就像共产党。”
“那么你听起来就让我怀疑是成吉思汗转世。”
情况糟透了。如果有陌生人听到我们的对话，一定会报警以防流血事件的发生。我觉得我们绝对不是惟一会这么做的手足。我相信私底下，这个国家的每个角落都会发生同样的事情。在这个国家里，大家一定只有在公开场合才惜言如金。
此次返乡的主要目的似乎在于政治议题的争吵，不过这段期间我也探访了些老地方。在蒙特雷的强尼·贾西亚酒吧（Johnny Garcia’s bar）有个令人感动的聚会，有泪、有拥抱、有演说，还有在我年少轻狂时代知道的poco（一点点）西班牙文所表示的亲爱之情。我依然记得以前有侯隆印第安人｛1｝ 在萨林纳斯妇幼健康诊断中心（The Center for Health Assessment of Mothers and Children of Salinas，简称CHAMACOS）打杂。那些年代全都过去了。我们拘谨地跳舞，手乖乖地锁在背后。我们还唱南方地区的欢乐歌曲，“有个来自侯隆的家伙———因为一个人过日子所以生了病。他想到帝王城去找美丽的东西———Puta chingada cabr（背叛丈夫的不贞小女人）？”我已经很多年没有听过这首歌了。这真是老家的一周。久远的年代又爬回了他们的洞穴中。这是以前把野牛和大灰熊放进同一个笼子里的蒙特雷，一个甜美又带着敏感暴力的地方，一个聪明的天真地方，一个似乎因为没有人认识，所以还没有受到那些没包尿布的心灵所污染的地方。
第三部分你再也回不了家（3）
我们坐在酒吧里，强尼·贾西亚用他那双会喷泪的加利西亚｛1｝ 眼睛看着我们。他的衬衫敞开着，一块用链子挂着的金牌悬在喉头。他把身子横压过吧台，对着离他最近的一个人说：“你看这块金牌！这边这位Juanito（约翰）｛2｝ 多年前把这块金牌送给我，是他从墨西哥买回来的———圣母像｛3｝，你看！”他把椭圆形的金牌转了过来。“我的名字和他的名字。”
我说：“用针刻的。”
“我从没拿下来过。”强尼说。
一个我不认识的黑壮paisano（老乡）站在扶手栏杆上，他也横压过吧台。“Favor（喜欢吗）？”他问，然后看也不看强尼，就把手伸向那块金牌。这个男人亲吻了金牌，说了声“Gracias（谢谢）。”然后很快穿过了旋转门。
强尼因为兴奋而情绪高涨，他的眼睛也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