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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甚至可能正坐在班加罗尔、上海或者布拉格开发自己的计划。即便此人是小本经营也无关紧要：一个好的创意越来越有可能获得金融界的支持。而任何新产品或服务一旦面市，都可能在一夜之间在这个星球的各个角落找到自己的客户。
要想弄清世界商务环境是如何影响你的，首先就要区别什么是周期性变化，什么是结构性变化。周期性变化属于商务生活中正常的起伏跌宕，任何一个能干的经理都能应付自如。结构性变化则是对挣钱基本方式的根本性的、长期的更改。这种变化在初期很难与周期性变化区分开来，而这个时候，正需要你看清楚。等到这种变化已经显而易见的时候，你能很好地调整到位的几率就大大降低了。
导致当今全球剧烈竞争大爆发的有3个结构性变化。其一是跨国界商务活动的进一步整合，并在互联网的即时通讯以及巨大的创意和对话宝库作用下加速发展。它的最显著特征是供应链的迅速发展，从美国和欧洲延伸到世界各地—不仅仅是商品，现在也包含了服务领域。其二是全球范围内的过度投资，其中90年代的大幅度信贷扩张和风险资金的供应、流动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其三是全球买方市场，促使资本所有者和经理手中的力量转向了消费者和超级零售商。还有一个变数：政府的管理部门—他们的决策越来越主动，不受时间和地点的限制，影响着世界各地的各色人等。
全球同步的大市场
有关经济全球化的辩论，传统上一直围绕着各个国家之间的自由贸易、商品交流问题而展开。然而，随着贸易变得更加自由，新的问题产生了：它比消除国界的问题范围要大得多。比如，过去在政府各委员会里致力于促进自由贸易的商务领导人们，现在正设想着更多地进入其他市场。他们还认识到，这种流动将是双向进行的。他们没有预见到的是，他们会在某一天创建一种比贸易更加宏大的、更加没有边界的东西。
日本在20世纪70年代、80年代的出口剧增，显示了其调试良好的工业机器的威力，让狭隘的美国和欧洲企业从美梦中惊醒过来。有些行业从此再也没有从那次风暴中缓过劲来，其中包括汽车、车床、存储芯片和电子消费品。然而，许多其他行业却利用这个机会从竞争对手那里学习，开发出高效率生产方式，改善内部流程，削减劳动队伍，并在总体上把提高生产率当作了头等大事。
今天的全球竞争却是完全不同的另一回事。至少，发达国家的企业从进步型的后来者那里没有什么可以学习的东西，比如中国、印度尼西亚、巴基斯坦、拉丁美洲和东欧。他们的工厂并不比发达国家的工厂有更高的生产率。美国的生产率仍然是世界第一，它的增长率仍然令人叹为观止。区别在于劳动力成本—他们的劳动力成本只是发达国家的很小一个比例，其中包含了较低的工资、较低的福利成本和工作规则方面的灵活性。
就连一些仍然处于发展中的国家也感受到了冲击。比如，墨西哥的就业机会正向中国和印度转移。而现在印度也开始在就业市场上输给中国。柬埔寨担心，一旦有利于自己的美国进口配额被取消，它的很大一部分纺织品生意就会转向中国。
常常有人争辩说，造成这种错位的一个主要原因是货币的汇率差异。经济上的必要性可能会迫使中国在将来某个时候重新评估其币值，但这一点不大可能产生多大区别。2002年，中国取代了日本的位置，成了出口美国的最大出口国。近些年，在中国的外国直接投资以每年400亿~500亿美元的速度增长。中国50％以上的出口来自于美国、欧盟、日本和其他发达国家或地区的公司所投资的工厂，并且融入了他们的全球供应链。人民币的升值不大可能在短期内导致他们放弃这些投资和相关的基础设施。
这是全球贸易结构重新安排的一个部分。另一部分对商务活动产生的影响似乎更大，因为它包含了过去在贸易中作用微乎其微的服务产业。
在经典的经济学理论中，各国都有自己的比较优势，因为他们各自拥有一个或者多个生产要素方面的优势，比如自然资源、劳动力、金融资本和知识或社会资本。可是，当最重要的生产要素可以相互替代的时候，有关比较优势的陈旧思想就没有了市场。
如今，作用最大的因素是知识和资本，而这两样东西是没有界线的。信息时代创建的不是一个地球村，而是一个相当于全球范围的城市或地区。正如供应链能够跨洋过海一样，资本、创意和新科技在世界各地自由而迅速地流动着，几乎跟在纽约、亚特兰大或硅谷流动一样。
在需求方面，电视和互联网已经让所谓欠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人民看到了发达国家的生活是什么样子。他们大部分都希望加入这个俱乐部—而且他们有史以来第一次有了这样的机会。他们愿意勤奋工作，换取并不是很多的金钱。他们可以获得从前绝无可能获得的资本，而且他们能够获得技术。各种类型的信息都唾手可得，包括最新管理手段这样的东西。而且这些国家中越来越多的人民正在接受来自发达国家的企业的培训，而这些企业正在创建他们自己的低成本供应基地。
第一部分 为什么要转型天翻地覆—营商环境的结构性变化（2）
有了全球即时通讯网络，这些国家能够提供的就不仅仅是制造出的产品，还有对于经营一个企业至关重要的各种服务，从后台办公室和支持型职员到产品开发人员，甚至是研发实验室，应有尽有。有关就业机会外流的辩论自从该问题于2003年年初成为一个公众问题后迅速升温。与许多经济问题一样，专家们对于其长期的影响产生了严重的意见分歧。但从实际角度来说，就业机会的外流和内流将随着公司在全球范围内追求竞争力得以继续。而我们认为，这一点不应该予以阻止。在短时间内，阵痛是在所难免的—谁都无法预计有多么痛苦—但从长期的角度说，所有国家都会因此而受益。
投资泛滥的世界
反映在这些情形中的许多表现看起来很不合理。但是，其背后有一个合理的解释：投资资本的过度供应。例如，经济繁荣时期美国的投资占GDP的比重达到了1/3，而平时只有1/6。仅仅在美国，在20世纪90年代期间，私人部门的债务上升到了个人可支配收入的将近180％—而20世纪90年代初期该比例仅仅为大约140％，20世纪60年代为100％。其结果是“金融历史上最大的信贷狂潮”。
事实上，整个世界都充盈着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多的资金。金融业超过了其他任何领域，已经变得没有了界
线—而且越来越没有控制。在截至20世纪90年代的半个世纪左右的时间里，信贷扩张还是由严格规范的银行系统控制的。如今，信贷多少成了所有人的免费品。在旧体制下，每个国家都是一个封闭的经济。如今，这种格局已经不复存在。全球电子金融基础设施可以以光的速度在任何时候将资本转移到任何地方。正如经济学诺贝尔奖获得者罗伯特•；蒙代尔所说的，“整个世界成了一个封闭的系统。”
运用精密的金融创新工具—衍生交易、二级贷款、担保债务责任等诸如此类—新的系统还创建了规模史无前例的信贷。各银行的主要角色不再是风险套利商，而是越来越多地成为其经销渠道。贷方将自己的大部分信贷风险打包、出售给不受规范控制的资本市场玩家，比如投资基金、保险公司、实业公司和私人投资商。
人们就这些做法是否会在某个时候冲击金融体制展开了激烈的辩论。但是，没有人探讨过其目前的影响。在这个全球封闭的系统中，信贷不仅相对便宜，而且由于衍生交易的作用，越来越多直接借贷的风险相对降低了。英国银行家协会估计，2004年全球的衍生交易总额达到了4。8万亿美元。由于主贷方可以出售其贷款，他们也许没有从前那样细致审视风险的动力。如果你根本不需要承担失败的后果，那么做出贷款决定无疑要简单得多。
在狂潮翻滚的那些年里，企业的投资违背了对收入和利润增长抱有高期望值的根本特征。正如《经济学人》（Economist）所指出的那样，“廉价信贷和虚假利润期望值导致的是错误资本类型的过度投资和‘不良投资’。”
“不良投资”包括挥霍在花里胡哨的网络风险企业的数百亿美元，包括比较常见的各行各业不必要的产能的扩大（比如用于电信的光纤电缆）。如今，剩余产能出现在了各种类型的市场上，而那里的现有玩家和新手们都以为自己能获得优势。
产能严重过剩
如果说发展中国家在建设新的、成本较低的生产能力，你或许会觉得其他地方的企业会相应淘汰自己过了时的产能。这是在理论上应当奏效的方式，而且从长期来说很可能会出现这种情形。但是，产能的严重过剩情况在钢铁、汽车、日用化学品和航空等行业中已经存在了多年。而且，从个人电脑和软件到通讯设备，越来越多的行业因此备受煎熬。准入障碍很容易克服，因为仍然有大量的资本在寻找出路，而因为多种原因，退出障碍就不太好对付了。
人的一个自然倾向是不撞南墙不回头。许多人盘算着，如果他们以蚀本的代价撤出在实体和机构资产方面的大量投资，则损失过于惨重。还有人之所以负隅顽抗，是因为每一个竞争者都认定自己能够最后胜出，他们所有人都为市场份额而展开残酷的厮杀，以便提高自己成为幸存者的概率。竞争者们甚至会增添产能，期望因为他们的产能更新、更有效率，因此他们就能以他人的陈旧产能为代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