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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愧色。且恣出淫乱之辞以通问，男子薄恶尤甚”。见《西域番国志》，“哈烈”条，页70。他也注意到城里澡堂的按摩师，同时为男子和妇女提供服务。译注：陈诚对此的描述是：“城市乡镇，广置混堂，男女各为一所，制度与中国不异。一堂之中，拱虚室十数间，以便多人澡浴者。初脱衣之际，各与浴衣一条遮身，然后入室。不用盘桶，人各一盂，自于冷热池中，从便汲温凉净水，以澡雪洗淋其身，余水流出，并无尘积。亦有与人摩擦肌肤，揣捻骨节，令人畅快者。”见《西域番国志》，“哈烈”条，页70—71。
永乐十四年（1416），朱棣下令第二次出使帖木儿帝国，在永乐十六年下令第三度出使。他给沙哈鲁的信上的语气，逐渐有了改变。朱棣开始叫沙哈鲁“朋友”，赞许他“明礼乐、资聪颖、才识博、行事慎密、明智超人，伟乎众穆斯林之上”。朱棣大量赐予帖木儿帝国的统治者礼物，如白银、丝绸、锦缎、猎鹰及瓷器，并表达他个人的愿望，希望使臣与商人能不间断地在两国之间来回行走。关于朱棣给沙哈鲁的信件，参见MorrisRossabi；“TwoMingenvoys”；26，转译陈诚的日记与记述。并见《明太宗实录》，卷一四三。沙哈鲁慷慨地做出回应，而且在朱棣在位期间，代表团多次来自撒马尔罕及哈烈，44位使臣来自哈密，另外的32位使臣来自中亚的其他城市，带着给朱棣的贡礼如马、狮子及豹，抵达了明朝的宫廷。利益是蒙古的朝贡使节到明朝的主因，而职业的商人通常伴随着外交使节前来。为了这个目的，帖木儿部、兀良哈部及南部的女真族（译按：建州女真），乐意向中国的皇帝叩头。尽管部酋贪图具有特殊花样及织金的绸缎那类的奢侈品，但还是有一些蒙古人日常生活所缺乏的普通物件。蒙古人依赖中国人供应如金属工具、麻药、针及线等这类基本的东西。在永乐五年，即使骄傲的阿鲁台也曾贬抑自己，派一名叫哈费思（Hafiz）的使臣到明朝要求医药，并获得朱棣允准赐给。译注：此事发生在永乐五年阴历十二月，阳历已是1408年年初。事见《明太宗实录》，卷七四，“永乐五年十二月丙申”条，页一○二六。第二次前来请求药草，则在宣德五年（1430）当阿鲁台本人生病之时，蒙古的使臣有时特别要求中国的人参、木香、占卜书、阴阳书及化妆品。蒙古的妇人可能使用白粉及朱砂粉作为胭脂，并将一种金粉擦抹在额头上。蒙古人也从中国人那里获得一种黑色油膏或油彩，部酋的妻子用它作为一种眼线膏；她们修剪她们天生的眼睫毛，然后用这黑色的油膏在双眼上画出耀眼的睫毛。蒙古人要求的稻米及谷子，则很少获得允准，因为朝廷怕这些补给品会增加蒙古人备战的能力。关于蒙古部族贸易上的需求，参见HenrySerruys；“SinoMongolrelationsduringtheMing：Thetributesystemanddiplomaticmissions（1400—1600）”，Mélangeschinoisetbouddhiques；Bruxelles；InstituteBelgedesHautes？tudesChinoises；14（1967）；19；21；249；267—269；279。
当蒙古的使臣进入中国的领土之后，他们的马匹及其所带来的行李，都由差役来处理。所有外国的使节的需求，也由朝廷指派的护送队伍以及驿站照应，蒙古使节在前往京师的路上，就住在驿站这类的地方。驿站和火堠的系统，从帝国边境一直到京师，沿途设立，以便将讯息迅速地传达到皇帝耳里。火堠墩顶的火焰，立于彼此可以互见的范围内，以暗号传递重要的讯息，在一天之内就可以传至京师。接力的跑马者驰马飞奔（译按：这样的人称为“马上飞”），带着讯息从这个驿站到下个驿站，用正常速度要走上数周的数百里的路程，仅数天即可跑完。为了外国使臣在中国境内旅行之便，驿站提供马车、马匹及幼童以运送所有的东西。每一天晚上，还会给予使臣“一个卧铺，一套丝质睡袍，连同一名侍役照顾他们所需”。并提供令人满意的饮食，如羊肉、家禽、馒头、米饭、腌菜、酒及发酵性饮料（beer）。驿站对于所有有关抵达和离去的人，及提供了什么服务的细节，都留下记录。关于驿站，参见APersianEmbassytoChina…BeinganExtractfromZubdatual…TawārīkhofHāfizAbrū［1423］；trans．K．M．Maitra；NewYork；Paragon；1970；页27—35．
第三部分第七章 天朝的使臣（3）
永乐时期，拨给一个来自波斯的成员有77人的使节团的每日定额包括：羊12头、鸭4只、酒50瓶、稻米约200磅，与各色水果140磅、面粉120磅、烙饼200个、各色甜糕1盘，蔬菜、调味料若干。到了15世纪中叶，蒙古使节团规模的成长，其对食物的需求，已明显地成为朝廷的一个负担。据传闻，在1440年代，一支由240人组成的瓦剌使节团，在中国停留的两个月期间，共吃了羊5000头。关于蒙古使节团所带来的负担，参见HenrySerruys；“SinoMongolrelationsduringtheMing：Thetributesystemanddiplomaticmissions（1400—1600）”，页383—384．当蒙古或其他外国的使节团抵达明帝国的朝廷时，他们会由礼部的官员进行访谈，询问该国的风俗、地理形势，而且会根据这些资讯画出一张图并呈给皇帝。如果该国的风俗特异的话，还必须画一张有他们的脸及衣服的图案。明代《职贡图》的摹本并没有留传下来，但清代还存有一份，而《武备志》的航海图上所包含的资讯，即根据这些当面的咨访而来。
朱棣自在位一开始，就特别注意中国与西藏各宗教领袖的关系。他虽与这许多的宗教领袖接触，但似乎与第五代法王俾辛谢戈巴（BebshinShegpa）交往较深，他控制着西藏的东南部，朱棣对他提供援助以镇压与之竞争的佛教宗派。当朱棣还是一名年少的亲王时，他就曾听到过法王（意为“掌轮回之宗师”或“有道行之人”）超凡的力量。第一代法王被尊为“活佛”，是救苦救难的观世音菩萨的化身，他来到世间以减轻生灵的苦难。据说，第五代法王在洪武十七年（1384）诞生之前，就已在母胎之中朗诵经文及字母表，而他母亲梦见彩虹以及花朵如雨般从天而降，并闻到甜美的清香。（关于法王的诞生，参见NikDouglasandMerylWhite；Karmapa：TheBlackHatLamaofTibet；London；Luzac，1976；61．永乐三年，朱棣派遣宦官侯显及僧人智光邀请法王（他在中国以“哈力麻”之名为人所知）来到南京。这位24岁的僧侣接受了邀请，从距离拉萨四十英里的宗教重镇簇尔卜，取道喀尔麻岗及拉哈天岗寺（译按：“喀尔麻岗”、“拉哈天岗寺”，二地名均系音译），最后在永乐五年四月十日到达中国的京城。数以千计穿着朝服的官员与大量的佛教僧侣，聚集在南京的城门口来迎接他。朱棣把法王请到一头大象上面，给予象征释迦牟尼制定的佛法运转法则的金法轮。然后，法王将一个象征发号施令的白色法螺贝，献给成祖。关于佛教的这些象征，参见CatalogueoftheTibetanCollectionandOtherLamaistArtifactsintheNewarkMuseum；Newark；1950；27—28；32．接下来便是接见与款宴，朱棣给予比自身还高的席位，以尊崇法王，并命他掌管中国所有的僧侣。成祖请这些西藏的喇嘛，在灵谷寺为其父母举行荐福仪式。根据中国与西藏地区双方资料的记载，这些僧侣居停在南京时，因为一连串的“奇祥异瑞”之事而受到注意，而此应该是喇嘛利用特别的天气条件，巧妙地配合其宗教仪式形成的结果。
据报导，放置圣物舍利（编按：或作设利）的佛寺上方，“浮图设利犹镜圆，影涵明月霄汉悬”。同样地，闪闪的金光，出现在法王本身所住的宫殿上方。数天以后，西南方的天空，突然充满“彩云，状如托钵”，以及后面跟随着大批随从、大家奉若神明的阿罗汉的图像。人们甚至于相信他们真的可以在街道上看到阿罗汉。还有两个场合，据说“天花”从天而坠；其他场合，据说许多人看到僧侣们飞过天际。法王抵达之后的第十四天，有人看到一只白鹤在空中飞舞，而一道彩虹看起来好像环绕着太阳，并且在天空中出现了形形色色的无数祥瑞幻象：狮子、大象、龙和菩萨。关于一连串的奇祥异瑞，参见H．E．Richardson，“TheKarmapaSect．Ahistoricalnote，”JournaloftheRoyalAsiaticSociety；2（1959）；16，转译永乐皇帝赐予第六代法王的卷轴。译注：据胡广，《圣孝瑞应歌》云：当时“醰云天花，甘雨甘露，设利祥光，青鸾白鹤，连日毕集；金仙罗汉，变现云表。白象青狮，庄严妙相，天灯导引，幡盖旋绕，亦既来下”，“浮图设利犹镜圆，影涵明月霄汉悬”，“天花飞舞何翩翩，半空飘落云母钱”，“罗汉应供来云端，自一而数至百千”，“捧钵持锡相后先”。“宝刹红光耀若醱”，“辉比虹霓相吐吞”，“青鸟缭绕鹤蹁跹，天灯炫空赤若殷，青狮白象驮锦鞯……”见《胡文穆公文集》，卷九，页六一○—六一一。
在这些大事之后，成祖赐予法王“万行俱足十方最胜圆觉妙智慧善普应佑国演教如来大宝法王西天大善自在佛”的头衔，并命宫廷画师将奇迹画在50英尺长的裱背绢轴上，让法王带回簇尔卜。法王离开中国之前，访问了山西五台山的佛教重镇，并为成祖的双亲（译按：即明太祖及马皇后）另行举行了荐福仪式。永乐皇帝也做了一个梦，看见一顶由10万荼吉尼天（dakinis）的头发制成的神秘金刚帽，翱翔在法王的头上。于是，他下令制了一顶饰以钻石纹章的方形黑帽，赐予法王。这顶黑帽被转生的法王一再使用，成为这个宗派的象征，而且据信它拥有法力，所有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