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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乐十四年秋天朱棣返抵南京后，于十二月二十八日对郑和下了一道命令，要他护送来访的19国贡使回国。成祖给予郑和朝服、锦绮、纱罗，作为赏赐诸国贡使的临别赠礼，另外还有一枚印玺，用来册封印度西海岸的柯枝国国王。
就如中国之前以承认满剌加国的独立，来遏阻势力强大的暹罗和爪哇各个王国；现在同样也授予柯枝国相同的恩典，来防范该国主要的竞争对手——马拉巴海岸的古里国。据说朱棣亲自为册封柯枝国的碑铭撰文，字句间显示了他在位中期的治国理念。他写道：皇帝之道，与天地相联结，包含各地所有的人民。普天之下，只有惟一的法则，所有的人都受到相同的关怀。他问：“忧戚喜乐之同情，安逸饱暖之同欲，奚有间于遐迩哉？”就像之前的父皇一样，他想见到“远邦异域，咸欲使之各得其所〔于天下〕！”。册封柯枝国的碑文，见于《明太宗实录》，卷一八三：“王化与天地流通，凡覆载之内，举纳于甄陶者，休造化之仁也。概天下无二理，生民无二心，忧戚喜乐之同情，安逸饱暖之同欲，奚有间于遐迩哉？任君民之寄者，当尽其子民之道。《诗》曰：‘邦畿千里，惟民所止，肇域彼四海。’《书》云：‘东渐于海，西被于流沙，朔南暨声教，讫于四海。’朕君临天下，抚治华夷，一视同仁，无间彼此，推吾圣帝明王之道，以合乎天地之心，远邦异域，咸欲使之各得其所，盖闻风而慕化者，非一所也。柯枝国远在西南巨海之滨，出诸番国之外，慕中华而歆王化久矣，命令之至，拳跽鼓午，顺附如归，咸仰天而拜曰：‘何幸中国圣人之教，沾及于我。乃数岁以来，国内丰穰，居有室庐，食饱鱼鳖，衣足布帛，老者慈幼，少者敬长，熙熙然而乐，凌厉争竞之习无有也。山无猛兽，溪绝恶鱼，海出奇珍，林产嘉禾，诸物繁盛，倍过寻常，暴风不兴，疾雨不作，札NB928殄息，靡有害灾，诚王化之使然也。’朕兹德薄，何能若是？非其长民之所致欤？乃封可亦里为国王，锡以印章，俾抚治其民，并封其国中之山为镇国之山，勒碑其上，垂示无穷，而系以铭曰：‘截彼高山，作镇海邦，吐烟出云，为下国洪庞。时其雨醬，肃其烦ND53C，作彼丰穰，祛彼氛妖，庇于斯民，靡灾靡NB928，室家胥庆，优游卒岁。山之崭兮，海之深兮，勒此铭诗，相为始终。’”接受中国的教化与融入中华帝国，柯枝国因此获得五谷丰收与繁荣兴盛的太平恩泽。于是臣服于中国的柯枝国王，也像朱棣一样仰望着天说：
何幸中国圣人之教，沾及于我。乃数岁以来，国内丰穰，居有室庐，食饱鱼鳖，衣足布帛，老者慈幼，少者敬长，熙熙然而乐，凌厉争竞之习无有也。山无猛兽，溪绝恶鱼，海出奇珍，林产嘉禾，诸物繁盛，倍过寻常，暴风不兴，疾雨不作，札NB928殄息，靡有害灾。
永乐皇帝于是把自己当做是一位赋予生命的父亲，不单对城邦小国柯枝如此，同时对世界上所有民族也是如此。这种认知回应了中国固有的观念。天子既为上天之子，当然也就是全天下的统治者。早在基督纪元初几世纪，中国人已经熟知一种观念：天下之大，尽在中国的版图之内，没有所谓疆界之分。（译按：“溥天之下，莫非王土。”）假如已经拥有一切，还有什么理由要向外征服的呢？欧洲的侵略行为，超越原本为了满足开拓东西贸易有利环境的需求，这种好战而类似十字军东征的殖民主义，完全和中国人理想中全能的、半神性的天子背道而驰。因此，在朱棣的身上看不到欧洲这种观念。归顺中国所换得的报酬是本身的繁荣；以这种方式对待未开化的民族可以逐渐提升他们对中国的忠诚度，这远比加强驻军的兵力要来得有效得多了。无论如何，如同洪武皇帝在明代一开始就得到的结论，试着在半个地球之外的地方维持驻军是愚蠢的行为，因此朱棣和他的继任者从来没有做过这种尝试。而欧洲各个殖民强权还要再过四百年后才得到相同的结论。
第三部分第八章 神兽的瑞现（3）
离开中国海岸进行第五次远航之前，宝船船队在福建省的港市泉州做了停留。在这里，宝船搭载了当地制造的瓷器，以及远自内地景德镇官窑来的精致青花器皿。而用来海外贸易的茶叶、丝绸及布匹，也都一一上船。船队停留的几个月时间，郑和住在靠近泉州南门的来远驿宾馆，由当地官员竭诚款待。士兵及水手则歇脚于停泊在外海的船舶上。
泉州就像广州一样，成为外船停泊的重要港口已经超过五百年以上，拥有大量的伊斯兰教人口。资料显示，在停留期间，郑和曾经参拜港口附近涂门街的泉州大清真寺，以及城外两位伊斯兰教先知的墓冢。郑和虽然参加佛教的宗教仪式，同时也参加航海人对于道教女神（即妈祖）所举行的祈祷仪式，但并没有因此就淡忘本身的伊斯兰教信仰。他从来没有放弃父亲的信仰，甚至可能在永乐初年泉州伊斯兰教徒的反迫害运动上，扮演重要的角色。
郑和曾经造访的两位伊斯兰教先知的墓冢，位于长满草的山丘顶上，现在是一个广大的伊斯兰教公墓中心区。墓冢由两块石板以及石柱所排成的半圆形结构所组成，上面注记的日期为唐朝。这两位“先知”可能是早期停留在泉州并与当地女子结婚的阿拉伯商人。某位明朝地方官员，在这里树立一块石碑，纪念郑和的造访：
钦差总兵太监郑和，前往西洋霍尔木兹等国公干。永乐十五年五月十六日（1417年阳历5月30日），于此行香，望灵圣庇佑。镇抚薄和日记立。这块碑上的文字，参见Duyvendak；“ThetruedatesoftheChinesemaritimeexpeditionsintheearlyfifteenthcentury”；381，转译泉州灵山伊斯兰教先贤墓行香碑。
郑和行香礼拜的艾苏哈卜清真寺，是由先前留下的建筑结构所拼凑而成的。在这里，信徒们可以从一座建于8世纪的石造露台观察月亮的盈缺，判定伊斯兰斯历九月（Ramadan）译注：伊斯兰历的九月为斋戒月，在这个月中，从日出到日落须斋戒禁食。的斋戒日何时开始。清真寺里有一座可容纳500人的大礼拜堂，还有一座建于11世纪的相当典雅的伊斯兰教尖塔。就在清真寺外有一个庭园，庭园的围墙上有一块石碑，碑上注记的日期为永乐五年六月十六日，署名永乐皇帝。内容描述伊斯兰教的信徒“诚心好善”，“敬天事上，益效忠诚”，“良可嘉尚”。成祖下令保护所有的清真寺。另外他更进一步下令保护伊斯兰教徒：“官员、军民，一应人等，毋得慢侮欺凌［伊斯兰教徒］。敢有故违朕命，以罪罪之！”有关泉州清真寺外永乐皇帝的敕碑，参见陈达生主撰，《泉州伊斯兰教石刻》（泉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4年），页7。译注：其全文为：“大明皇帝敕谕米里哈只：‘朕惟能诚心好善者，必能敬天事人，劝率善类，阴翊皇度。故天锡以福，享有无穷之庆。尔米里哈只，早从马哈麻之教，笃志好善，导引善类，又能敬天事上，益效忠诚，眷兹善行，良可嘉尚。今特授尔以敕谕，护持所在。官员军民，一应人等，毋得慢侮欺凌。敢有故违朕命，慢侮欺凌者，以罪罪之！故谕。’永乐五年五月十一日。”
根据地方上的回教记录，明朝初年伊斯兰教徒确实遭受到相当大的迫害，很多教徒因此离开中国或放弃本身的信仰。原本在元朝末年的时候，伊斯兰教徒估计大约有4万人住在泉州，奉祀七座清真寺。伊斯兰教当局宣称在明朝取得政权时，七座清真寺全数被焚毁。中国人对伊斯兰教徒的敌意，可能与他们曾经担任帮蒙古人收税的角色有关。永乐皇帝的题碑意味着一个事实：时间就算到了永乐五年，反对伊斯兰教徒的情绪仍然余波荡漾；另外一方面，在郑和第二次远航期间，这一年他刚好就在泉州，虽然缺乏确切的证据，不过各种迹象显示，他可能与成祖颁定圣旨（如果不是怂恿的话），保护当地的伊斯兰教族群有相当的关系。而在泉州北方沿海的福州，也获颁类似保护伊斯兰教建筑与教徒的圣旨。译注：福州清真寺所收到的敕谕，与泉州清真寺石碑之文字微有不同。其文字为：“奉天承运，皇帝诏曰：‘朕惟能诚心好善者，必能敬天事人，劝率善类，阴翊皇度。故天锡有福，享有无穷之庆。尔米里哈只，蚤从马哈麻之教，笃志好善，导引善类，必能敬天事上，益效忠诚，眷兹善行，良可嘉尚。今特授尔□敕谕，护持所在。官员军民，一应人等；毋得慢□□凌。敢有故违朕命，慢侮欺凌者，以罪罪之！特谕。（以下残缺）”以上两块石碑，皆为翻刻。1956年在扬州，发现了一份诏敕原件，敕文用汉文、波斯文、蒙古文三种文字撰写，今藏于北京民族文化宫。参见陈达生主撰，《泉州伊斯兰教石刻》，页7—8。
在这段期间，郑和确实曾经造访就在泉州北方一个半岛上的伊斯兰教徒小村落白奇村。一般相信为了远航所需，在这里他补充了许多舵手与海员。据说是在元朝灭亡时，有位名字叫做伊本·德广贡（YibenDeguangGong）的阿拉伯商人，从泉州逃到了这个偏僻的地方，所以今日所有的村民，都是他的子孙。小村落的位置迎风，只有一些树，难以抵抗暴风雨侵袭。镇上的建筑物紧紧地聚集在一起，全部都是以石头建造，并且装饰彩色的瓷砖，与其说是中国人的村落，倒不如说更像是一个阿拉伯的村庄。在港口停泊着用来打鱼的平底帆船，这些帆船大部分还是用手工器具制造；在港口附近，有一座建于宋代的小型社区聚会所。白奇村的船夫们说，郑和在永乐十五年（1417）来这里时，曾在聚会所里与村民下象棋；其中有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