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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嗣、寿元，等等。行长与帐司的命运，就是选择不同的结构的过程。这样，我们的研究表明，命运并非是时间的一元函数。上例中的两个人，可以看成同一个人在不同的环境下的不同表现。也就是说，人在不同的条件下，可以有不同的命运。
守恒定律导致命理推论的多元化发展，显然，它允许命运后天的可变性。所有命理元素，与时间一样，都是变动因素，在某种量值一定的条件下，人有可能选择自己的命运。
举例来说，假设一个四柱，日元强旺，局中财气虚弱，那么请问是钱财的问题？或是妻子的问题？或是父亲的问题？因为财的要素与妻子、父亲以及钱财是处于同一个命理项目之下，概率各占一部分。即便是加上宫位理论，也还是存在不确定性。可以肯定的是，不同的人，即便生辰完全一样，他们的问题也会不同，更何况那些生辰不同的人呢？命理是一个抽象程度极高的理论集合，例如上面提到的“财”的概念，是“父亲”、“妻子”、“情人”、“异性”、“钱财”，等等概念的抽象物。逻辑上说，把“财”的概念推论到“妻子”，或者“情人”的过程，是概念具体化的过程，可以用还原的概念来描述。
命理学目前还没有一种有效的推理方法，来起到还原的精确目的。如果推论者在此情况下，非要在具体的概念中进行还原推理，那么，命理就成了概率。冒险是江湖术士的手段，它引导了社会大众的神秘心理。实际上，与命理一脉相承的中医，也需通过望、闻、问、切，等辅助手段，然后才能确诊，更何况命理推理呢？
《三命通会．论女命》说：“若夫星不旺，或受克制，必嫁夫迟，或嫁夫不明，或夫不济事，或有外情”。这里，有几个“或”字，表达的是逻辑上的并列关系。很清楚，《三命通会》所表述的是或然关系，什幺叫或然关系？就是逻辑上的概率关系。如果强行选择其一，来进行概念还原，也就是从“或”中选择一个，就是概率冒险。
从理论上讲，“夫星不旺”，是一个高度抽象的概念，是一个指向丈夫的贬义的统称。而将这个统称可操作化的结果，就可能有“夫迟、不明、不济、外情”，等等选择。至于现实中究竟会表现在哪个具体方面，则因人、因时、因地不同而不同，绝对没有“天生注定”的绝对道理。所谓“天生有命”，按照守恒定律的理解，并不是说每件具体的事情都由生辰来决定，而是在一个总体的层次上，存在着一个总体的规定，人不能逾越。自然有很多守恒的现象，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人为什幺不可以存在一个守恒问题呢？
守恒理论在命运的不确定的因素之间，寻找一种统筹的东西。在总量一定的前提下，强化某种命理要素，必然以弱化另一种要素为代价。我们常常感叹人生总是不能全美，道理恐怕就在于此。理论上说，我们可以通过试探法则，来寻找一个人的命理结构，就象中医师对病人的望闻问切一样。关于抽象的“财”的概念，如果不是金钱，也不是父亲，又不是身体，那幺，还原到妻子的可能性就显得很大了。
古人说：“每有贫寒之命，生于富贵之家，锦襁绣褓，享用太过。其福不足以当之，则必夭”（转摘自《中国八字评注》，持明居士）。这段话是说，一个禀赋了贫寒之命的孩子，如果生在富贵人的家庭，是没有享福的承受能力的，一定会夭折。据此推论，一个禀赋了相同造化的孩子，如果生在贫寒人的家庭，由于没有福禄的耗费，不一定会夭折。“贫寒”一词有问题，应该是“量值低下”的意思。既然是贫寒之命，如何可以生在富贵人家呢？既然生在富贵人家，又如何称其为贫寒之命呢？这是传统命理的思维方式，认为禀赋与命运是惟一的对应关系。既然同一种禀赋，可以处于富贵与贫寒两种状态之下，那幺，禀赋与命运就不是惟一的对应关系。
由此看来，同样一种禀赋，具有某种同样，或者大致相当的福量。因为所处的家庭环境不同，对其福量的“消耗”也不同，从而命运的过程和状况也不同。这种理论应该可以推广到所有的命理分析中去。命运可以在福量守恒的前提下，因环境不同而呈现出广泛的差异性。
下面的案例来自于纪晓岚的《阅微草堂笔记》，袁树珊在《中国古代命理探源》中也有摘录。
“按推算干支，或奇验，或全不验，或半验半不验；余尝以闻见最确者，反复深思，八字贵贱贫富，特大概如是，其间乘除盈缩，略有异同。无锡邹小山先生夫人，与安州陈密山先生夫人，八字干支并同。小山先生官礼部侍郎，密山先生官贵州布政使，均二品也。论爵，布政不及侍郎之尊；论禄，则侍郎不及布政之厚，互相补矣。二夫人并寿考，陈夫人早寡，然晚岁康强安乐；邹夫人白首齐眉，然晚岁丧明，家计亦薄，又相补矣。此或疑地有南北，时有初正也”。
“奇验”、“半验半不验”以及“全不验”，讲的是推命的准确性问题。同一种推理手段，为什么会推出有三种不同的结果呢？这幺严重的理论漏洞，居然没有得到认真的对待，这真是不应该的事情。显然，纪晓岚提出了两个重要的概念：一是命理守衡概念（“贵贱贫富，特大概如是”）；另一是差异补偿概念（“乘除盈缩，略有异同”），守衡是互补的前提。两位夫人具有完全相同的禀赋，所以她们具有相同的福量。由于后天的差异，二人在寿元、子嗣、钱财以及丈夫的爵禄方面，明显存在互补现象，说明一种恒定的因素，在起约束作用。
我们可以做一个理想实验：两位夫人的时辰一样，理论上可以看成是一个人。因为命理是关于时辰分析的学说，既然是同一个时辰，那幺，理论上她们是一个人。她们的命运，可以看成同一个人在不同的环境下的不同过程。这表明人的命运在后天是可以有差异的，这种差异并非全部由先天来决定，而是后天的环境，或者是自己的选择来决定。例如，如果选择爵，则可能付出禄的代价；选择子，则可能付出寿的代价，等等。每一个人在后天都在一定程度上的选择权利，从而，理论上说，每一个人都可以缔造自己的命运，自然，人们的命运就可能偏离传统命理的逻辑过程。先天的禀赋强迫人遵循一种守恒规定，但不强迫人遵循惟一的展开逻辑，或者说宿命逻辑。
为了考察地域和时间对命理的影响，纪晓岚又例举了案例如下：“余第六侄与奴子刘云鹏，生时只隔一墙，两窗相对，两儿并落蓐啼。非惟时同刻同，乃至分秒亦同。侄至十六岁而夭，奴子今尚在。岂非此命所赋之禄，只有此数。侄生长富贵，消耗先尽；奴子生长贫贱，消耗无多，禄尚未尽耶？盈虚消息，理似如斯，俟知命者更详之”。纪晓岚的记述，是罕见的命理案例：不但同辰，而且同地。此二人的命运毫无相同之处，但是守衡的概念可以对他们的命运作出合理解释，而且只能如此。这就是所谓“全不验”的情形。
对于上面两个人，理论上可以理解成同一个人。是因为人在后天具有完全不同的环境，导致了他们完全不同命运。显然，守恒定律肯定人的后天环境对人的命运具有重要的影响力，同时，也为这种影响提供了一定的模式。一般命理强调格局的重要性，即，具有相同格局的人具有相似的命运。这虽然是命理现象的主流，但决不是命理理论的全部。一旦发生纪晓岚所说的“全不验，或半验半不验”的情形，格局理论将经受严峻的考验。如果命理逻辑展开的惟一性值得怀疑，那幺，它应该是一个可能性的集合。好比是一个多元方程组，具有多元的可能解法，不是吗？
我认为，惟有将守衡定律引入命理理论，才能确立命理学的真正基础。命运，按照命理的解释，是一个客观的禀赋和过程。不同的流派，有不同的理论模型。例如，宿命就是一种典型的命理模型，在这个模型之下，命运的展开过程是时间的一元函数。
下面我们将依据守恒原理，来建立一个新的模型。假定存在一个常数，是量的概念。每一个人都拥有一个这样的量值，自然，相同的禀赋拥有相同的数值。这是可以接受的假定。我们换一种表述：常数=总量守恒 假定这是天地给予每一个人的规定。依照这种描述，我们可以尝试建立命理模型如下：命理常数=妻＋财＋子＋……＋禄设：命理常数为C，妻为XQ，财为XC，子为XZ，禄为XL，寿为XS，其它为XX， 有：C=XQ＋XC＋XZ＋XL＋XS＋XX
以上是一个六要素命理模型，前提是：X系列是可变因素，并假定X系列之间是简单线性关系。
命理守恒和新的模型，可以解释一系列传统命题：
1，“吃亏是福”。按照命理模型理论的解释， “获得”是命理模型的消耗指标，而“吃亏”则正好相反，。例如，抑制木炭的燃烧速度，则必然延长它的燃烧寿命。由于命理常数的存在，“吃亏”所产生的某些要素值的减少，必然导致其它要素值的增加。这里所谓的“福”，是指的某种属性的转移，而不是总量的增加。命理与宿命的根本区别就在于，宿命否认这种转移的可能性，而命理则肯定它。人的生命的积极意义，在于让这种转移更具有价值。
2，“破财免灾”。按照五行生克理论的解释，“灾祸”是一种客观现象，也是一种必然现象。宿命的观点认为灾祸是不可避免的过程，然而，依照命理模型理论的解释，灾祸虽然不可以避免，但却具有转移的可能性。“灾祸”是某种命理要素的一种值的改变，通过将这种值的改变，转移到钱财方面，也就是“富”的减值过程，则可以达到某种消灾的目的。
3，“贪财坏印”。以公职人员为例：如果一个公职人员的命理常数一定，但在钱财上过于贪婪，即所谓在“富”上获得过多，则必然拖累其在“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