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在上面一段中，我们概述了一项异常结果是否值得我们作进一步考查和解释的最低判断标准。可是，读者对于自己是否有能力运用这些标准去判断超常现象的报道，恐怕还是没有把握。普通读者多半不易读到原始出版物，只好依靠第二手资料。在后一种情况下是否有什么原则可以遵循呢？尽管没有什么办法能够真正代替仔细阅读原始报道，然而有些原则还是很有帮助的。至少，根据下面这几个问题就能把通过一般信息渠道公之于众的许多哗众取宠的报道筛除掉：
1。资料来源的可靠性如何？
一躲讲，有两种资料来源：熟人的辗转传闻和宣传工具的报道，即所谓第二手资料；有关科学家对他所认定的超常现象的直接报道，即第一手资料。克鲁克斯关于他与弗洛伦斯·库克搞的那些降神会的报道，只在唯灵论的杂志上刊登过，他未曾打算在正规的科学期刊上发表。在这种情况下，原始杂志的性质对有关报道就很不利，因为科学家一般都不翻阅那些杂志。不过，关于尤里·盖勒的匣子内骰子实验的报道是发表在《自然》上，那是一份资格很老的极有声望的科学期刊。这对于有关报道当然十分有利，因为这意味着有关报道曾经过三位独立的科学家的审定。
《纽约时报》、《科学美国人》和大众广播作为第二手资料来源，多半要比五花八门的小报、充斥街头巷尾的各色杂志和商业广播可靠一些。当前者声明有关报道是转引自科学期刊或者某次科学会议上的报告时，那至少已经过初步地甄别。但是，如果原始材料来自别处，也不必认真对待。如果第二手资料来源本来就是小报和商业广播，那就根本不必理会。
2。报告所依据的研究工作是以前做的还是最近做的？
一个外行人，对于根据不到一年以前的研究工作所断言的超常现象的报告应特别持怀疑态度。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有些科学家在正统的科学领域总要等待一年以上才肯公布自己发现的一种新现象，可是他们却急着根据一两次短期实验公开表示支持超常说法。而不愿花时间仔细考查他们所见到的现象。如果第二手资料报道的是几年前就开始进行的一系列研究，那么有关结果就要可靠得多。遗憾的是，新闻工具喜欢渲染“新的”和“最近的”突破，这正是“新闻”的特点。恰好是那些最近发现的尚未搞清楚的成果，新闻工具认为最值得报道，在多数情况下，经过一段时间的深思熟虑和进一步考查，最初看起来象是超常的现象得到澄清，不再具有神秘色彩，这时新闻工具也对它失去了兴趣，而去赶时髦，另外寻找起来自实验室的热门新“奇迹”来。
3。原来的研究者是否能重复做出他的发现？
克鲁克斯至少还报道过在好几个不同场合凯蒂·金显灵的事件，而其他所报道的通灵人的特异表现，许多都只不过出现过一次。不知什么道理，塔格和普索夫再没有重复做过猜骰子实验，按说那种实验非常容易。
4。有关现象是否由其他实验室另外的研究者重复发现过？
如果一位科学家宣布他发现了一种新的化学元素，整个科学界只有在其他一个或几个实验室独立地证实了这一发现之后，才会对其进行鉴定。对于声称难倒了一切自然定律的事件，我们对它的要求自应更加严格。可是，有关这个问题的报道，没有一个例证是被不同的实验室证实过的。
5。原始报告是否符合观察人类行为应遵循的标准？
关于这个判据的内容，前面已经详细讨论过了。这个判据，是在我仔细分析过的已完成的一些报告中最容易被忽视的。有关的描述不仅不符合客观性、可靠性、有效性和明确性中的任何一条，而且总是写得非常简单，不合规格。这一类描述所依据的实验条件没有现成的观察标准和记录标准，所以它们本应比通常的科学报告写得更详尽一些。可惜，实际情况总是正好相反。
我们再来看尤里·盖勒的猜骰子实验。对于这样一项有可能十分重要的实验，细节描述竟然残缺不全，粗略得简直不值一提。我们只是被告知，“把一粒3/4英寸大小的骰子放在一个3X4X5英寸的钢匣子里。”关于骰子的成分等其他情况，则只字未提。事实上，原来的报告非常含混，我们甚至不知道在所有十次测试中使用的是不是同一粒骰子。塔格和普索夫后来在他们的一本名叫《心灵研究》的书中谈到这项实验时又有所补充，即提到那粒骰子和所用的匣子是由斯坦福研究所提供的，骰子上还编有记号。如此看来，在所有十次测试中使用的应是同一粒骰子了。可是另外一个叫威尔核姆的人，他曾花相当多时间与那次实验的有关人员交谈过，却又写道：“使用了许多粒不同的骰子，每一粒上都蚀刻有一个供辨认的记号，以防暗中偷换。有时候，实验者用的还是一粒透明骰子，以担保盖勒没有用一粒内部藏有微型发报机的特制骰子。”如果是这样，那么在实验中是用了好些不同的骰子。为什么原来的实验者不在一开始就告诉我们这一点呢？原来的报告只是说，盖勒是在实验者或盖勒本人知道匣子里骰子哪一面朝上以前写下他的猜测。可是，谁打开匣子验看里面的骰子，原来的报告中提也未提。威尔赫姆的叙述要具体一些，实际上也更有利于原来的实验者。他告诉我们，是盖勒画出他猜想的骰子朝上一面的点码，然后展示在电视摄象机前。可是，塔格和普索失根本未提及曾用电视录象机录下过实验过程，无论在《自然》杂志上的文章，还是在他们的书中，都没有。很可能，并非每次测试都录过像。他们的“科学”报告没有提到谁是观察者，谁是摇动匣子的研究者，以及他们又怎样确保盖勒无法偷看。（针对别人的批评，他们在他们的书中断言盖勒没有机会偷看到匣子里的东西，却没有告诉我们他们采取了什么措施去防止他偷看。）关于那次实验的物理安排，诸如实验的具体地点，盖勒坐的位置，等等，他们也是什么也没有说。读者自然会以为，那次实验是在斯坦福研究所的一间实验室房间里坐着进行的。可是令人惊奇的是，在威尔赫姆的叙述中又有如下的一段：“有几次测试是在盖勒下榻的客房中进行的，由盖勒本人摇动骰子。当问及这样的测试安排漏洞很大，他有可能控制骰子的滚动时，普索夫回答说、盖勒把匣子摇动得很凶，以致不可能在摇动中作假。”
我们还获知，盖勒在猜想骰子哪一面朝上时，有时把双手按在匣子上。所有这一切都使我们强烈地感到，原报告的作者不仅未能向我们提供一份科学的报道，反面是作了极不合适的，使人迷惑的描述。
我想，上面给出的一些简单判据已足以盖住科学家支持心灵说的差不多全部报道。在过去125年中竟没有一份这一类报道经受住严密的科学检查。这一点真可令人清醒。当我面对公众分析黑尔、华莱士、克鲁克斯和策尔纳这些人的事例时，听众中有几位物理学家对我说，由于自然科学已走过很长的路程，我们现在已经懂得更多的东西，今天已不可能再出现这样的错误百出的报告了。然而，事情仍然十分糟糕。今天由训练有素的科学家提出的关于尤里·盖勒、特德·塞罗斯以及其他当代通灵人的报告，在其科学的严密性方面一点也不比一个世纪以前他们的前辈们强多少。相反，克鲁克斯的那些关于他与丹尼尔·霍姆进行的实验的报告，尽管漏洞不少，就提供科学证据而言，恐怕比后来发表的支持心灵说的报告还要高明得多。
对于那些愿意研究所谓的通灵人的说法的科学家，我无意同他们过不去。的确，这些人甘愿冒毁誉的危险，不怕讥笑，大胆进行研究，对于科学的长期进步恐怕还是好事。问题似乎在于，这些科学家没有认识到，为了使他们的研究植根于一种科学的根基之上，他们应该做些什么。作为科学研究必不可少的标准化研究程序、仪器设备、变量、控制办法、概念、数据分析等等，都必须一切从头拟定和设计。经过试验、调整来确保其可靠性。这当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恐怕还不是一两个人能够单独完成的。在打好这样的基础之前，企图动摇现有科学体制的科学家就不应责怪他们的意见被人不屑一顾。因为，要求他们的科学界同行在当今科学文献浩若烟海的情况下花时间去认真对待他们报告的奇迹，就是要求科学界丢弃使科学成为今天有力的智力工具的那种一贯的努力。
作者简介
雷·海曼，美国俄勒冈大学心理学教授。他毕业于波士顿大学，于1953年在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取得硕士学位和博士学位，他的专业是实验心理学，但当过魔术师，曾靠表演心读法和催眠术赚钱读完中学和大学。因此，他经常充当顾问，协助通讯和杂志社对所谓的通灵人（其中就有尤里·盖勒）进行研究。他得到过各种荣誉，曾被授予富尔布莱特奖学金。
（王鸣阳 译 张龙 校）
九、论双重标准
巴厘·辛格
1962年，J·V·麦康内尔和他的同事宣称，虫子吃了被碾死的同类以后会因此获得死虫的记忆。麦康内尔试验的具体做法是，每发出一次光线就紧接着对涡虫进行电击。这样反复进行多次后，虫子就会在一旦感到有光线照射时立刻蜷缩起来防御电击。继之，把这些虫子碾死喂食别的涡虫（涡虫是一种有同类相食习性的虫子）。后者在吃了同类以后一天内便显示出有了蜷缩身躯的习惯，虽然它们自己未经训练。
这些戏剧性的结果使科学界，特别是研究脑功能以及记忆的科学家们大吃一惊。它似乎表明记忆是作为一种化学型而非结构型的代码储存在脑子里。但是，对特定的化学变化竟能产生特定的记忆这一点，许多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