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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也是不含酸性毒性的，很令人觉得有趣的。而这份自嘲，是构成她的——与作者的——喜剧语调之重要因素。例子俯拾皆是，举之不尽，我们随便选几个看看。
金大班望着化妆镜，把嘴巴使劲一咧，眼角子上便现出几把鱼尾巴来。她想着：
四十岁的女人，还由得你理论别人的年纪吗？饶着像陈发荣那么个六十大几的老头儿，她还不知在他身上做了多少手脚呢？这个把月来，在宜香美容院不知花了多少冤枉钱。拉面皮，扯眉毛——脸上就没剩下一块肉没受过罪。每次和陈老头儿出去的时候，竟像是披枷带锁，上法场似的，勒肚子束腰，假屁股假奶，大七月里，绑得那一身的家私——金大班在小肚子上猛抓了两下——发得她一肚皮成饼成饼的热痱子，奇痒难耐。
她想起上海时代同她一样大出风头的舞女吴喜奎，来台后竟改头换面，成了个大佛婆。因而想到自己：
孤鬼一个，在那孽海里东飘西荡，一蹉跎便是二十年。偏她娘的，她又没有吴喜奎那种慧根。西天是别想上了，难道她也去学吴喜奎起个佛堂，里面真的去供尊玉观音不成？作了一辈子的孽，没的砧辱了那些菩萨老爷！她是横了心了，等到两足一伸，便到那十八层地狱去尝尝那上刀山下油锅的滋味去。
金大班在舞厅，与几个在洋机关做事的浮滑少年，敷衍调情，说着低级趣味的笑话。
正当小蔡两只手不规矩的时候，金大班霍然跳起身来，推开他笑道：“别跟我闹，你们的老相好来了，没的教她们笑我‘老牛吃嫩草’。”
她回想到当年替月如怀了孕，她母亲狠心在面里暗下一把药，把胎儿打了下来。
一辈子，只有那一次，她真的萌了短见：吞金、上吊、吃老鼠药、跳苏州河——偏他娘的，总也死不去。
金大班的口头咒语“偏他娘的”与“娘个冬采”，很有喜剧味，令人觉得好笑极了。同时亦显示金大班出言之鄙俗不雅。她的言语之“粗”，与她的性格之“俗”相伴，到处都表现着。就以她骂朱风的几句话为例：
你倒大方！人家把你睡大了肚子，拍拍屁股溜了，你连他鸟毛也没抓住半根！
既没有那种捉男人的屄本事，裤腰带就该扎紧些呀。
怕痛？怕痛为什么不滚回你苗栗家里当小姐去？要来这种地方让人家搂腰摸屁股？
怕痛？到街上去卖家伙的日子都有你的份呢！
金大班不但性格粗俗，言语粗俗，她的动作也粗俗不堪。譬如她和洋机关做事的浮滑少年调笑对答时，“一屁股便坐到了小蔡两只大腿中间，使劲磨了两下”，后来又暗伸下手去，“在小蔡大腿上狠命一捏，捏得小蔡尖叫了起来”。又譬如，当萧红美赌气不肯去陪周董事长时，金大班“乜斜了眼睛瞅着萧红美，一把两只手便抓到了萧红美的奶子上，吓得萧红美鸡猫子鬼叫乱躲起来”。之后，她倚在舞池边一根柱子上，“一面用牙签剔着牙齿”，一面望着萧红美妖妖娆娆走向周富瑞。她私下赞赏萧红美的“心黑手辣”，想着“那个姓周的，在她身上少说些也贴了十把二十万了，还不知道连她的骚舐着了没有？”
然而，如我已提到，金大班这种照理应该使人觉得厌恶难耐的粗俗，在她喜剧性的人生观笼罩下，以及作者喜剧性的语言语调影响下，变得有趣可笑，而不令人憎厌。
颜元叔先生在《白先勇的语言》一文中，论到《金大班的最后一夜》；他认为这篇小说在语言的使用上，可以说完全成功。但他接着说：
惟一的一段败笔，便是接近篇尾时，金大班回忆初得月如的童贞。从“当晚她便把他带回家里去，当她发觉他还是一个童男子的时候”，直到“她又禁不住默默的哭泣起来了”，完全不像金大班的气概。太软，太浪漫！“可是那晚当月如睡熟了以后，她爬了起来，跪在床边，借着月亮，痴痴的看着床上那个赤裸的男人”。虽说这是回忆，而当年的金兆丽可能不如现在的金兆丽之硬且辣；但是，回忆的行为发生在现在，怎么一点没有被“硬且辣”所沾染呢？
我很高兴颜先生提到这一点，因为这实在是一个非常值得推敲的问题。不错，乍看起来，颜先生提到的这一大段金大班对初得月如童贞的回忆，在语言与语调上，好像与全文非常不调和。但至于这是不是作者的败笔，就值得进一步研究。我觉得，这一段的这种写法，除了语言语调，还牵涉到许多别方面的问题——特别是主题。为了说明这一点，我必须先谈一谈这篇小说的“严肃面”。
我已在上文提到，这篇小说的轻松面，分量重于严肃面，而我这篇论文的讨论重心，也在于《金大班的最后一夜》之喜剧成分。但我们绝对不能就此忽略了确然存在于这篇小说里的认真严肃的一面。这认真的一面，呈现出《台北人》的一贯主题，亦反映作者本人对人生的一些看法。
在《白先勇的小说世界》一文中，我曾谈到，在《台北人》世界里，对过去的爱情或“灵”的记忆，是对肉性现实的一种赎救，金大班年轻时候在上海，与一个名叫月如的年青男子有过一段短暂完美的爱情。主要就是对于这段真情的记忆，使得她在惟利是图、现实粗俗的环境里，还能保留某种内在气质，偶然迸发出高贵的人性光辉。我们注意到，金大班在这最后一夜的两次“心软”，都起源于对这段爱情的回忆。朱凤的遭遇，使她联想起自己当年替月如怀了孕时的种种傻念头；于是忿怒转变为同情，她慷慨卸下钻戒给了朱风。第二次的“心软”，就是小说最后一景：一个坐在舞厅里旁观的羞涩年轻男人，使她联想起多年前把童贞给了她的月如。于是她心里涌起一股柔情，日常的粗俗气息突然消失，她开始温柔地教起他舞步来。
我们若把《台北人》这本书，当一个整体来研究，就会发现，所有作者给予同情的角色，不论是拒绝接受现实的悲剧人物，或像金大班这种能够接受现实的非悲剧人物，心里都珍藏着一份对“过去”的记忆。这份记忆的内容性质，随人而大异，有的与国家历史攸关，有的只涉及个人私情。然而却有一个共同点：即这份记忆，是坚固的，完整的，不被时间冲淡的。当无情的岁月逐渐腐蚀他们的肉身，他们却牢牢卫护着这份记忆的完整，不肯让它受到时光的污损。《台北人》里许多角色，每天就这样拥抱着“过去”度日，顾不得现实，不接受现实。金大班却不同，她并不时常回顾，差不多时间她都在现实中混着，和现实妥协得很好。然而，在她偶然回顾时，这份记忆却还是完整的，未受时间侵蚀的。
《台北人》里有些角色，所珍惜的记忆，可能囊括多年。但金大班珍藏在心底最深处的记忆，却只是一夜——她得到月如童贞的那夜。当然，她和月如，并不是一夜缱绻之后就分离；在月如被他那“大官老子”派来的几个卫士从“他们徐家汇那间小窝巢里绑走”之前，他们可能已经同居几周或几月了。然而固定存在于金兆丽心底深处的永恒记忆，却只是那个晚上的月如，和她自己当时的感动与感激。这就是为什么当金大班想到别的时候的月如，她虽然也会心软，但她整个的思想意识，语调不变；她还保持一贯的喜剧式之观事态度，与轻松的自嘲（譬如“偏他娘的，总也死不去”）。但在颜元叔认为“败笔”的篇尾那段，因为勾起的记忆是那个晚上的月如，她的“硬且辣”就完全消失。她的粗俗也消失。她的喜剧人生观也消失。她的自嘲能力也消失。间隔她与这份记忆的二十年也消失。留下在舞池里，和一个陌生年轻男子跳舞的金大班，突然之间，是一个青春已逝，肉体已遭时间侵蚀，但心灵变回二十年前那样敏感那样脆弱的女人。
所以，这段结尾表面上语调之不协和，在我们考虑到作者赋予此篇小说——与《台北人》整体——的主旨命意时，就变得十分合适，十分妥当。如果不是这种写法，金大班就不是作者要表现的金大班了。作者显然认为，像金大班这么一个从现实的污泥中打滚出来的人，女踝不是靠着这一完美无缺、不被时间冲淡的记忆来“赎救”，就不可能保留住她那份人性，与做人的尊严。（这“救赎”主题，我们甚至可从小说里含有高度喜剧性质的情节段落获得隐约暗示。作者藉用金大班观点，对“大佛婆”吴喜奎的描写，语调内容都十分诙谐有趣，可是话题亦触及罪与罚的严重课题。而金大班，早年“下海”当舞女，就好比“下”人人生苦“海”；今日离开风月场，就好比离开孽海，获得解脱。这些都可解释为作者对“救赎”主题的一点暗示。）
然而这篇小说的结尾也含蓄着悲怆的反讽。因为，金大班这一瞬间的感受，到底只是幻觉，片刻就会消逝。眼前这个眉清目秀，腼腆羞涩的青年，到底不过是月如的幻影；而二十个年头已经过去，她年华已逝，逐渐衰老，那里真还是个心灵敏感的年轻女人？
当然，这一片刻过去后，金兆丽会继续在现实中过活。昂着头过活。对人生的种种不如意事，她会照样啐那么一口，骂声“娘个冬采”，然后接受它，适应它，反转过来享用它。第二天，当然，她会照样打趣自己，打趣别人，高高兴兴当“老板娘”去。
《梁父吟》影射含义的两种解释
在《梁父吟》里，白先勇又一次采用全能观点的第三人称客观叙述法，也再一次藉用人物的对白托出小说情节之大部分。然而这篇小说最引人注意的特点，是中国文学典故的采纳与运用，以及这些典故赋予这篇小说的特殊影射含义。
情节动作（action）发生在一个深冬午后的短短数小时内。地点是台北近郊天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