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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文化的弘毅之士。他们反孔反传统，是在根本否认精神文化的价值，哪里是基于浪漫观念？
如此，今昔北大学生这两个学生运动，看来平行相似，其实对比对立。吴柱国叙述的现今美国闹学潮情形，和“五四”也有相似处，例如都放火烧建筑物，都和警察打架。可是其胡闹与无目的之性质，和五四运动的固定理想互相比较，也是十分明显的对照。
作者这种以“平行法”（parallelism）达企对比反讽的技巧，在《冬夜》里还可找到其他例子。譬如余教授和拜伦，同样跛足。可是他早已在现实逼迫下丧失了浪漫精神，哪能再和拜伦相提并论？吴柱国“五四”时和警察打架，“把眼镜也打掉了”；今日和余教授谈话，“卸下了他那副银丝边的眼镜”。今昔同样，眼镜离了眼睛，可是过去打掉眼镜，暴露出来的是耿直进取的面目，今日拿开眼镜，揭晓的是尴尬颓废的面目。贾宜生今昔都破过血管，以前是“割开手指，在墙上写下了‘还我青岛’的血书”，现在是“上半年他摔过一跤，摔破了血管”。陈雄当年“穿了丧服，举着‘曹陆章遗臭万年’的挽联，在街上游行”，后来居然自己变成日本大汉好而遭枪毙，当然也是绝大反讽，仿佛他早先就是在替自己吊丧似的。
我曾多次提过，白先勇取用小说人名，常赋予暗示含义。余钦磊、吴柱国、贾宜生等名字，就富有暗示性的讽刺意味。“磊”一字，形容正大光明，心胸朗阔。“余”，即我，所以这个名字，可解为“我是一个浪漫主义者”。这，完全适合年轻时代的余教授，但今日，就真正是“有名无实”了。吴柱国最爱国，他年轻时代的理想，就是改造中国命运，使中国强盛起来。可是他做到了吗？柱起中国了吗？没有，所以他姓吴（无）。贾宜生的生活最困苦，死得十分悲惨，那里是“宜生”？所以，当然，他姓贾（假）。
人名之巧妙选用，并不限于上面几个重要角色，一般人通常把英国浪漫诗人翻译为“拜伦”，作者把“伦”改为“仑”，就不单是音译，也有了意义。“拜仑”，比如崇拜昆仑山，暗喻崇拜精神之高升。这当然就是这位诗人所代表的浪漫主义之真谛。此外，“陆冲”可解为“与大陆犯冲”，“陈雄”可解为“过去的英雄”，“俊彦”则亦显然有反讽的意思。
《冬夜》情节里，另一反讽，即两个主角最后无形中的身分对换。余钦磊在台湾教了二十年书，现在打算出国，吴柱国在美国教了二十年书，现在打算回来，而两人的动机，都是现实生活的问题，和理想无关。余教授是因为要积钱还债，吴柱国是因为“颖芬不在了，饮食很不方便，胃病常常翻”。
关于这篇小说的反讽，还有一点，我觉得应该说一下。我们讨论过这么多篇《台北人》小说，早已知道《台北人》作者是一个十分尊重中国传统和痴恋中国文化的人，如此，我们不难想像，五四运动的某些面，恐怕不是他所能完全同意的。大概就因如此，作者让余、吴二人追叙五四运动，特别只强调浪漫精神和爱国情操，却对打倒孔家店、提倡“赛先生”等方面，以反讽口气略提而过。谈到陆冲被清算的事，
“只是人生的讽刺也未免太大了，”吴柱国啼嘘道，“当年陆冲还是个打倒‘孔家店’的人物呢。”
谈到现在男孩子都出国学理工，
“从前我们不是拼命提倡‘赛先生’吗？现在‘赛先生’差点把我们的饭碗都抢跑了，”余教授说着跟吴柱国两人都无奈的笑了起来。
如此而已。此外，余教授的腿伤，西医西药完全无效，针灸一治，才能起身走动，中国膏药一贴，也就能减轻麻痛，亦是作者有意的反讽。五四提倡“赛先生”，主张全盘西化，中医中药被列为落伍象征之一。鲁迅就为文痛低过中医。可是中国人的病（身体的病或象征性的病），西洋方法不一定治得好。如此，余钦磊的脚伤，对他本人，和对五四运动，都是一种讽刺。
显然的，在白先勇心目中，五四运动的光荣，主要就是“精神”——追求解放的高阔胸怀，和耿直爱国的憨勇情操。
以上，我们已经相当详细地讨论了《冬夜》里的对比和反讽，并得知此篇小说之反讽意味及效果，多靠对比与平行技巧而产生。然而此篇之反讽，异于《永远的尹雪艳》之反讽，一点“刺”都没有，一点也不“冷”。是低回的，缓和的，谅解的，带着无限惆怅的。“无可奈何”四字，可以说是作者写作此篇时对人生的基本感触，和要表达的意思。余、吴二友谈话间，三番四次“无奈的笑了起来”；笑的时候，吴柱国或摇摇头，或低下头，而余钦磊则摇一摇或搔一搔“他那十分光秃的恼袋”。这种温和压抑的描写笔触，就是作者有效控制小说气氛的一个例子。
小说从头至尾，笼罩在一层无止无尽的惆怅气氛里。绵绵下绝的冷雨，便是一个极好的象征。在台北这个下着绵绵冷雨的冬夜，一对相别了二十年的老朋友，得以在一栋残破却温暖的大学宿舍短时相聚。他们二人，在年岁和现实生活逼迫下，都早已搁下了年轻时代的理想，但他们心怀慰藉，以为放下理想的只是自己，以为对方的精神依然如故，一直做着有意义的工作，过着有意义的生活。可是，在谈话过程中，这最后的慰藉，最后的幻想，也一点一点被剥开，被夺走，于是他们不得不面对彼此赤裸裸的真况，和尴尬处境。
两人相互的醒悟和失望，引起的不是怨懑，却是无限的惆怅和压抑的感伤。大概，他们终于明白，人生就是如此。现实总是赢的，一切无可奈何。
今日这个时代，是现实的，冷酷的。精神理想已经枯萎，肉体物质决定一切。被迫活在这样一个世界，我们还有救吗？人类还有救吗？
《冬夜》的作者，虽然满怀低回的感伤，对此问题显然尚未绝望。是的，人类还能得救。还有机会得救。而得救的惟一方法，就是保留下一点点人间相互的关怀谅解，和对过去理想的记忆。
就只一点点的“情”——奢望是无用的。然而人类只要不“绝”情，留下一点儿，给人一点儿，那么，纵使在现实逼迫下所能给出的是那样微少，那样无济于事，却也对灵魂进行了赎救。
这，就是《冬夜》小说的最终主题。而此主题含义，作者细心织入小说之叙述语言，十分和谐地化溶在全文惆怅无尽感伤绵绵的迷漫气氛里。特别值得注意的一点，即此篇小说中“冷”与“暖”的温差对比，和其他有关温度的意象使用。让我们看看小说头一段：
台北的冬夜，经常是下着冷雨的。傍晚时分，一阵乍寒，雨，又渐渐沥沥开始落下来了。温州衔那些巷子里，早已冒起寸把厚的积水来。余钦磊教授走到巷子口去张望时，脚下套着一双木屐。他撑着一把油纸伞，纸伞破了一个大洞，雨点漏下来，打到余教授十分光秃的头上，冷得他不由的缩起脖子打了一个寒噤。他身上罩着的那袭又厚又重的旧棉袍，竟也敌不住台北冬夜那阵阴湿砭骨的寒意了。
这里面，“冬夜”、“冷雨”、“乍寒”、“冷得他……打了一个寒噤”、“阴湿贬骨的寒意”等文字，都一再的强调屋外巷子里气温之寒冷，影射今日现实世界之冷酷无情，而余教授身上罩着“又厚又重的旧棉袍”，暗示他是一个背负着过去之记忆，不忘旧情的人，可是这件“旧”棉袍，竟也“敌不住……阴湿砭骨的寒意”，又暗示他虽然怀念过去，保留记忆，却“敌不住”现实环境的冷酷逼迫。他“撑”伞御雨，含义亦相似。那把伞破了一个大洞，所以也挡不住冷雨，使他在现实的冷酷中打了个“寒噤”。如此，就这么几行看来别无他意的描写文字，已经暗中道出了《冬夜》的整个故事。
和寒冷的台北街巷（现实世界）对立的，是余教授“栖住”的这栋温州街大学宿舍。首先，“温州”二字，就有暗示性和预示性。吴柱国这次回国，探访二十年前的故友，固然有了觉悟和失望，但，由于从现实生活的繁忙中拾得了这么一两个钟头的时间，得以和旧友再度分享过去光荣的记忆，得以揭下平时不愿也不敢取下的面具，而知道会得到谅解，他心灵上的得偿，总还是多于损失吧！
吴柱国有幸，艰难履步于此寒冷世界，得暂时驻足在一小片“温州”。
小说里的“冷”“暖”意象对比，随着情节动作的进展，十分一致地持续下去。细细审察作者之用字，我们不禁又一次拍案惊叹，白先勇怎能这样高妙地在看来只是流畅写实的文字里，赋予此般深刻的双关暗示含义。白先勇的象征和意象，运用得如此自然，如此含蓄，如此不露凿痕，许多读者根本就没发现到它们的存在。绝大多数的人认为，白先勇既然写得出这样一手流利好文句，他就没花费心思，也没必要花费心思，去探索有关单字效果变化的可能性问题。这是一般读者对白先勇小说写作技巧的最大疏忽和误解。然而，正如庄子之：“郊丁解牛”，最高等的技巧原是不见技巧的技巧。民国以来，另有几个小说作家，十分擅长于意象文字之使用。张爱玲就是最有名的一位。可是张爱玲的意象或象征，固然确实生动有力，花样百出，却常过于华丽炫耀，匠痕显露，而且多半时候只是诉诸读者的感官（视觉、听觉、味觉等），和使文字丰润多彩，不见得总是和小说主题有必然的关联，这是我的看法。
话转回来，让我们继续看一看《冬夜》里，作者如何把“冷”“暖”之意象对比，与小说最终主题十分一致地，贯彻运用到小说的结尾。
吴柱国湿淋淋冷冰冰地抵达余教授家，脱下大衣，揩干头脸，就把寒冷差不多都关在门外了。即刻，“余教授将自己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