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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小学是在保卫大队也就是铁家屯毕业的。铁家屯离我们家4华里，上学时连跑带闹的就到了，也没感觉到有多远。上中学就不一样了，要走8华里，而且路还不好走，尤其是雨天就更难走了。从村子里出来，要先过四道沟子：一节沟子，二节沟子，三节沟子，四节沟子。我的家乡是丘陵地形，所谓的沟子就是在两座丘陵之间的低洼地带，被雨水冲刷形成的自然的沟壑。沟子是一点一点形成的，在岁月的冲刷中，沟子把路阻断了，人们为了走近路，只好过沟子。每道沟子大约有十几米深，先下去再爬上来。下雨天沟里有很深的水且水流很急，就不好走了，要绕很远的路才能过去。过了四道沟子就是张大晃屯了，然后上铁路，顺着铁路走到东边井车站，过供销社、兽医站、公社、卫生院，再走一段沙石路就到了学校。每天路上要走一小时，往返就需要两个小时。春夏秋三季中午带饭，冬天由于天短中午休息时间也短所以就不带饭了，吃两顿饭。冬天上学真正是“披星戴月”了，早晨走的时候天还没亮，晚上放学到家已经天黑透了。那时上学也真的辛苦，冬天天寒地冻，滴水成冰，比现在冷多了。我们的手脚多数都有冻伤，有时耳朵也冻得流脓。我们上学要往北走，而冬天多数刮北风，再加上下雪就是“顶风冒雪”了！那时雪下得非常大，平地有时没膝深，洼地就能到腰那么深，走起路来的难度可想而知。遇到冷天衣服都冻透了，浑身上下像没有穿衣服一样，冰冰凉。写到这里时我还能感觉得到那时的寒气一阵阵袭来，让我浑身打颤。
再说中午带饭的事。那时不知是什么原因，好像是人生来就是为了挨饿的。我从有记忆时开始，除了过年就没有吃过一顿像样的饭，能吃饱的时候很少。所以带饭就成了一个难题，没有什么可以带的。冬春还好说，刚分过粮食，家里还有一些可以带的，无非就是一些粗粮和玉米碴子、小米饭、咸菜等。可是一到了春天种完地的时候，粮食就没了，也就没有什么可以带的了。一般的那时候我都是每天带4个土豆，洗干净了放在铝制的饭盒里，再放一点酱或者咸菜，中午学校热饭的时候放在大锅里蒸熟就是一顿饭了。那时吃土豆吃得成天反胃吐酸水。等到了秋天玉米成熟的时候，饭盒里的4个土豆就变成了4穗玉米。直到打完场分完公粮才能有像样的饭菜可以带了。母亲那时已经去世，家里没有女人，也不会调整伙食，所以也就只好因陋就简，有什么带什么，也有什么都没有不带的时候，中午就只好饿着。饥一顿饱一顿的生活，就像我那时的人生。好在农村人生命力强适应性也强，什么样的生活都可以面对，什么苦处都可以咀嚼，什么难处都可以变成营养，所以也形成了我今天的不求上进、随遇而安、知足常乐的性格。
在这里需要特别提到的是公社的所在地：东边井。它和火车站是一个名字，人们说去公社或者去车站都说去“东边井”。它是我们公社的经济、政治、文化中心，他掌握着全公社几万人的生活和命运。那时我以为东边井就是世界上最繁华的地方了，一进入东边井地界，自东向西，首先是火车站。那是一个三等小站，一座房子，似乎是二层楼，杏黄色，很显眼。一间候车室，我们叫它票房子，其他是办公的地方。有三排铁路，只停慢车。在以后的经历中我曾经无数次路过或者到过这种小站，我都暗自和东边井对比，但是都不如东边井亲切、祥和。我曾经无数次地路过那里，直到我中学毕业才真正的从那里去了一次县城，坐了一次火车。过了火车站就是供销社了，一排十来间房子，砖瓦结构，气派而富有。那时是供给制，什么都凭票供应，在这种情况下供销社就很有权势了，因为谁都要生活谁也离不开生活用品，比如豆油、火柴、香烟、肥皂，等等。过了供销社是兽医站，我中学毕业参加劳动之后，曾经牵着生产队的马去那里给马配种。尴尬的是在兽医站附近遇到了我中学时的一位女同学，她问我来干什么，这个问题让我难以回答，也让我感到很尴尬。过了兽医站要往北走一段路，然后就是公社的办公地了。院子很深，两边有高高的树木掩映，走到头就是一座两层小楼，楼的门楣上有一个醒目的红色五角星，那就是我的父母官所工作的地方。当年，生活的窘迫和日子的艰难，我不知道他们是否有能力改变？他们是否可以让我们的生活能顺利一些？但是我知道，他们是“官”，是我辈所不能企及的。我所能见到他们的时候就是催缴公粮和农忙的紧要关头，他们来的时候就像是钦差大臣一样，不同的就是没有列队和衙役。但是他们的威风一点也不减当年的钦差大臣，指手画脚，喝斥教训，然后是大吃大喝一顿走人。直到我中学毕业参加生产劳动时，依旧是这种情况，我对当官的抵触情绪就是那时留下的。那座两层小楼神秘、孤独，像是一座古城堡，安静而又有些压抑地坐落在我的心中，直到今天。过了公社就是卫生院了，也就是公社的医院。因为受条件限制，设备简陋，医术也不高明，能看一些简单的诸如头疼脑热的病，有了大病就要往县里送。从医院再往西走大约500米就是我求学的地方——东风中学。那是给我知识，让我初步认识社会的地方，至今我依旧对它心存感激。那时基础教育是10年制，小学6年，中学4年，即初中两年高中两年。我上中学的时候是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正是文化大革命如火如荼的时候。虽然农村受到的冲击很少，但是大环境谁也没法改变。那时语文都是学习毛主席语录和“老三篇”、“老五篇”，毛主席诗词等等，数学、物理、化学我还都学完了，只是没有学习过我最喜欢的地理、历史。现在回想起来我中学时代的老师，教语文的陈连成和黄文兴，依旧让我难以忘怀。我今天能从事文字工作，他们功不可没。陈老师衣着整洁，不苟言笑。他讲课严肃认真，说话刻薄，但是他不会糊弄我们，即使是那个年代他上课也极为认真。我记忆最深的是上课的时候，如果有哪个同学说话或者是不认真听课，他会一直看着你一言不发，直到课堂肃静了他才开始讲课。因为他的严厉和认真，我们都很怕他，他的工作态度一直是我的楷模。他的古代汉语很好，文学修养也不错。而黄老师则幽默诙谐，为人很随意，对我们极为友好，从不摆老师的架子。他古代文学和文言文的功底很深，讲起来头头是道。
再一个我要特别提及的是我教育的启蒙地铁家屯，那是我们大队所在地。我们大队共有四个生产队，铁家屯有两个，分别是是一、二队，三队在我家前屯庄玉，四队就是我家所在的殷德功了。铁家屯整个屯子有三趟街，大约有100多户人家，姓铁的人家很多。学校坐落在铁家屯的中间，它的东邻就是大队部、卫生所。当时我们学校有6个班，每年级一个班，学生也就100多人，老师10来个人。在这里的6年中，是我苦难童年中最美好的时光。
因为年龄小，还不知道生活的艰辛，虽然生活贫困，但是童年的欢乐一直伴随着年轮，刻进了记忆里。那种发自内心的原始的快乐是从心里发出的，不带一点杂念。现在可以回想起来的为数不多的快乐记忆都是那时留下来的。小的时候妈妈有病，因为治病家里留下了许多债务。妈妈去世后我们就一直在还债，使得本就艰难的生活更加的艰难。记忆最深的就是每到开学初要交学杂费时，老师都得多次催缴，而我只能一拖再拖。那是我最难受的时候，如果不是爸爸天天催我上学我几乎要辍学了。至今我依旧感谢我的一个大字不识的爸爸，他那么强烈地坚持让我们每个孩子都上学接受教育。如果不是爸爸坚持让我上学，我至今也许还在殷德功种地为生。在文革结束恢复高考我考入大学之后，我曾经问过爸爸，为什么那么强烈地坚持让我上学？爸爸说，多识字总是有用的。就是这么简单的道理，至今还有那么多的人不明白，我不知道是社会的悲哀还是个人的悲哀？好在那时还没有教育产业化这一说，学费很少，只是几元钱，家里卖几个鸡蛋也就够了。如果像现在这么多的学费我是无论如何也不能上完学的。学校的后面是一座小山，有许多树木，还有一些可以结果子的。比如山梨、山丁子、山里红、山葡萄、榛子等等。每到秋天，我们中午不回家，就到山里去采野果。那段时间的生活真的是很快乐的。后来大了，知道了生活的艰辛，想得也多了，愁滋味写到了脸上，无奈和忧虑渐渐的代替了欢乐，童年就这样不适时宜地过早地结束了。
离开家乡已经30多年了，繁忙和劳碌使许多本该记住的东西忘却了。心灵渐渐被污染，嘈杂和喧嚣使得生活浮躁不安。但是无论什么时候，殷德功，总是在我失意或者得意的时候出现在我的眼前。安静祥和的村落，不言不语垂直升起的炊烟，朴实善良又有些狡黠的乡亲，随遇而安的鸡鸭，不张扬不气馁的老榆树，弯弯曲曲的村路，大片大片的庄稼，一眼望不到边的田垄，所有这些都曾经是我真实的生活，也多次出现在我的梦中。那是一段经历，也是一段生活，它已经深深地刻在我的生命里了。即使我忘却了我是谁，我也不会忘却那是我的出生地，我的生命萌芽和成长的摇篮，虽然她依旧贫瘠落后。
殷德功，一个地图上无法找到的名字，一个给我生命给我营养的村子，一段成长的经历，一个记忆深处无法抹去的名字，一个灵魂深处的家园！
新疆行（三首）
■ 张永健
博斯腾湖
博斯腾湖，为孔雀河的源头，孔雀河被称为塔里木的母亲河。
蓝蓝的天幕映入博斯腾湖心，
湖面幻化出难以言喻的美景：
茫茫的湖水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