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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自想心事的人们在揣摩他们的老板刘长乐。只见他每天来去匆匆,奔走于香港与内地之间,碰了面,顶多慈眉善目地笑一笑,然后擦身而过。他为什么一次会也不开?一次话也不讲?从那时候,凤凰的员工们已经开始称自己的老板为“神秘的大佛”。
开播5个月后,刘长乐才宣布要开一次会。那是第一次由全体管理人员参加的大会。由于台里地方狭小,他们租用了香港一家酒店的会议室。那一天,刘长乐突然高烧38。9℃,脸都烧红了。他敷了一阵冰袋,开始了他的演讲。他的稿子用很大的字写在几页纸上,实际上是一个提纲,是他的政治抱负和理想,他要求他的管理人员与他一起去实现:
一、我们已经做了什么?
一次历史性的整合
一个前无古人的“联姻”
二、凤凰的政治目标:
为中华文化的弘扬
为两岸三地及整个华人世界的融合
为祖国大陆的进步开放
为中华民族的兴盛效劳
三、凤凰三年的经营目标:
财务目标:三年实现收支平衡,力争第四年上市
业务目标:三年内成为除中国中央电视台外最具影响力的华语电视台
四、我们的优势:
地缘优势——地处香港游刃有余
人文优势——三地精英相得益彰
合资优势——实力雄厚后劲十足
基础优势——原体健康市场现成
时间优势——继往开来时逢大运
五、我们要解决的矛盾与问题:
渴望高质量节目和低成本经营运作的矛盾
规范化商业性电视台和不规范、封闭型大市场的矛盾
强化自我宣传和低调谨慎姿态的矛盾
既要迎合观众和又要遵守各种法规、政策的矛盾
要继承更要开始。原始创业时只要挑战公认的正统思想即可,再创业时则须
有挑战本身信念的雅量。
……
在这份讲稿的后边,刘长乐引用了六句著名的中国古训作为他的行为原则:
志不坚者智不达。
(语出《墨子·修身》)
合军聚众,务在激气。
(语出《孙膑兵法》)
大丈夫处世,当交四海英雄。
(语出《零陵先贤传》)
备周则意怠,常见则不疑。阴在阳之内,不在阳之对。太阳,太阴。
(语出《三十六计》)
是故智者之虑,必杂于利害。杂于利,而务可信也;杂于害,而患可解也。
(语出《孙子兵法》)
乐天知命,故不扰。
(语出《周易·系辞上》)
刘长乐虽然发着烧,但是他看得很真切,当他宣布自己的鸿鹄之志时,有一些人在暗自冷笑。估计他们是觉得老板发烧烧昏了头,所以画了一个天大的馅饼。他们觉得,这不过是一些惯常的大话,是在给大股东们讲故事。
刘长乐说,人生无梦,枉过一生。他记下了这种让人心头火辣辣的冷笑,当成自己最好的动力。他想起了中国古代一个造反农民的话:王侯将相宁有种乎?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没几年,现在是我们上场的时候了,亲爱的兄弟们,为什么要冷笑呢?1943年,毛泽东穿一身土布棉衣,坐在延安杨家岭的一个土坡上,兴致盎然地看着他为了打破国民党的封锁,亲手开出的菜地。虽然那时他还是一个吃不饱穿不暖的“非法武装”的首领,却底气十足地对来访的美国记者安娜·路易丝·斯特朗说: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
默多克是美国人,不管他是真老虎还是纸老虎,他还是给了这个中国人——一个并没有真正操作过电视台的年轻人一个很大的平台,这使刘长乐一开始就站在了一个制高点上,避免了万事从头干起的尴尬和无奈。
默多克对凤凰另一个极大的帮助,就是“不管不问”。你摸着石头过河也好,你草船借箭也好,你土鸡变凤凰也好,默多克只是:冷眼向洋看世界。
…
默多克、刘长乐相关言论
…
生产最吸引人的新闻、信息、娱乐并把它们传播到尽可能远的地方。
——默多克把这句话当成新闻集团战略目标的核心。
全球化思考、本土化经营。
全球新闻、西方视点。
同样的游戏、全新的态度。
——支撑默多克大举进行新闻扩张的理念。
凤凰卫视的确是应运而生,我们把握住了大运。所以有人说我“是一个典型的弄潮儿”。我的确很喜欢游泳,而且是蛙泳二级运动员。恰如其分。
——刘长乐对“时势造英雄”这句中国老话的理解很到位。
我觉得我们这一代人,都是在还没有来得及准备去承担大任的时候,这些大任就砸到你脑袋上了。
——刘长乐在解释这句话时说,比如“文化大革命”期间我们去串联,才十四五岁就跑遍了全国。十五六岁的时候父母又突然被抓起来,当成“革命”的对立面被揪斗,我们的心灵很小时就受了刺激。然后又经历了很多,工农兵学商,各行各业都干过,这些经历是最宝贵的财富。
我喜欢“2”,我的电话号码都有“2”,我的手机号码也有“2”,我在我们家也排行老二。这倒并不见得我不想名列前茅,不想争第一。我的意思是我喜欢低调做人,低调做事。
——刘长乐用“2”告诫自己懂得江湖险恶,时时小心谨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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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勇敢者的游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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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句古老的波斯谚语有点意思:“当一个人不得不跳过一条河时,如果他知道河有多宽,他不会跳;如果他不知道河有多宽,他会跳过去,而且十之八九他会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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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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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句古老的波斯谚语有点意思:“当一个人不得不跳过一条河时,如果他知道河有多宽,他不会跳;如果他不知道河有多宽,他会跳过去,而且十之八九他会成功。”
一位西方作家则这样写道:“大部分普通人都生活在自己的茧壳里,就如同蜜蜂生活在蜂巢里。”
大多数人安于现状,而只有少数人敢于打破茧壳。
他们是梦想家,是冒险者,是赌徒,是疯子,是野心家,是颠覆者。他们走出茧壳,要么摘取胜利的果实,要么舔舔失败的伤口。
默多克视商场为战场,赢得胜利才是最重要的。正如《经济学家》所说的那样,新闻集团令人惊奇之处是“征服一切的雄心以及它是一个人奋斗的产物”。
大头大耳、面目和善的刘长乐除了一个“神秘的大佛”的称号之外,还被人称作“疯子”。他带领他的团队左右突围,不仅在境外媒体视为畏途的中国市场站稳了脚跟,而且获得了长足的发展。
赌徒也罢,疯子也罢,也许正是赢的激情和冒险精神保证了他们的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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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话之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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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话之二:狐狸型的人和狮子型的人
默多克:意大利经济学家帕雷托说,每个社会都是由狐狸型和狮子型这两种类型的人组成。狐狸型的人大胆、有冒险性,他们把谨慎二字抛在九霄云外,靠闯荡和机灵过日子。他们为了最高额的利润而甘冒风险,迷恋于一个又一个创新计划。狮子型的人则踏实、保守,珍视传统和旧的习惯,喜欢倚重实力,不大依靠机敏。他们有固定收益,他们的经济生活的特点是谨慎、节俭,满足于稳当的小量投资,不愿进行赌博。我不知道为什么帕雷托把敢闯敢干的人称为狐狸型的人,而把谨慎守旧的人称为狮子型的人。因为很多人可能觉得狮子是敢闯的那一种类型。我这里不纠缠帕雷托的分类法,总之,我觉得我自己是前一种类型的人,或者按帕雷托的说法,是狐狸型的人。
帕雷托说,这两种类型的人都可能成功。这要看当时社会上是哪一种需求占上风。在社会需要改组,需要创新,需要重新整合的时期,第一种人就会得势,他们代表了改革。当稳定因素占上风时,就把第二种人推向前台,代表了维护秩序的需求。
我的看法与帕雷托略有不同。我认为,即使在稳定发展时期,也不能缺少第一种人。因为社会是在动态中获得平衡的,不可能死水一潭。如果处于死水状态,民族就会退化。社会需要的是鼓励创新和维护稳定两种因素交相并用,这样才能获得真正的动力,真正的平衡。我们看美国社会,一直是比较稳定的,但在这个社会中勇敢创新的人很多。我的勇气一直保持不衰,尽管有的人说我是赌徒,我也不在乎。新闻集团的事业之所以发展到今天,与我的勇气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
刘长乐:当然,这是世人有目共睹的。我在凤凰提倡过“疯子”精神,媒体上对此也有报道。大家不要误解,以为提倡“疯子”精神就可以乱来,我可以用中国著名的文学作品打个比方。鲁迅的小说《狂人日记》写了个疯子,那实际上是个叛逆者。疯子是外表,是一个象征。鲁迅通过这个形象,对当时的中国社会展开了猛烈的批判,提出了几千年来的历史是“吃人的历史”,要掀翻这个“人肉的宴席”等等。鲁迅笔下这个疯子的形象,代表了五四狂飙突进的文化批判精神。我在凤凰所提倡的“疯子”精神不是这个意思。我想举出另外一位文学家徐迟写的报告文学《哥德巴赫猜想》。这个作品描写了中国年轻数学家陈景润以巨大勇气和毅力,全力以赴攀登数学高峰,研究如何解决“哥德巴赫猜想”这个著名的数学难题。当时是“文化大革命”时期,陈景润这样做要冒很大风险,他只好躲在小黑屋子里偷偷地搞,不敢告诉任何人。当时科研设备也很落后,连电脑也没有。他成天茶不思饭不想,就靠一个脑袋一支笔,写了几麻袋算草纸,设法解决这个难题。“哥德巴赫猜想”是全世界数学家攻关多年未能解决的大难题,就靠着陈先生这样的环境和条件,能解决吗?在外人看来,简直就是个疯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