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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长乐：最近美国普林斯顿大学一位学者写了一本关于如何认识中国的书，其中提到这样一个观点：你不应该光看到中国共产党执政这样一个事实，你还应该看到在共产党执政的中国，实际上在很大程度上采纳了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运作的体制。他举了一个例子，目前在中国的工业产值当中，国有企业总产值只占到28％。这个数字在过去是不敢想象的。所以我们除了要看形式，还要看内容；除了看表面的包装和体制，更要去看它实际发展的内涵。
默多克：我想世界上一些人对中国的理解有误区，中国正在取得很大成就。很多国家媒体认为中国很落后，而且缺乏自由，这是因为忽视了了解。在美国，有100万学生学习法语，而只有4万学生学习中文。我不知道这是为什么。因为在世界上讲法语的人口远远低于讲汉语的人口。我们应该更多地了解中国，不单是语言，更重要的是它的文化。中国欢迎更多的旅游者去那里，应该鼓励更多的人了解中国。
刘长乐：在民主化方面，我主张中国用渐进的办法来改良和不断调整。因为中国毕竟有13亿人口，毕竟有着非常悬殊的贫富差别，有9亿多农民，文盲很多。中国人的文化教育水准，即便与一些发展中国家相比，也处于非常低的水平。
考虑中国的民主化进程应该有不同尺度。这与美国政府考虑伊拉克的选举情况有类似之处。尽管美国人崇尚“一人一票”的人权观念和民主概念，但是面对伊拉克的现状，美国政府和联合国都不主张马上开展“一人一票”式的直选。我觉得这就是承认客观现实。
默多克：我对刘先生讲的非常同意。美国有最强的民主模式，但是也有很不完善的地方，我们对它的运作可以提出很多批评。像英国这样的国家，民主也是慢慢发展而成的，达到这样的民主程度花了100多年。虽然现在英国有投票的权利，但也有些阶层阻碍民主的实践。在民主方面，英国也有它的问题。所以，我们对中国民主化进程，应该耐心一些。相信随着中国不断进步，能够解决民主发展的问题。
欣赏美国文化是美国人民的权利。那么，亚洲、欧洲以及其他地区更悠久的文化正在被美国文化淹没，又是根据什么样的民主机制决定的呢？这种现象能不能受到控制？应不应该受到控制？人们是否比从前有了更多的选择机会？这是一个非常新的现象，这样的问题还无法回答。但是提出这些问题很有必要。我认为，即使是自己的对手，也必须有他们说话的自由。
刘长乐：你提到的这个问题非常重要，全球化过程中的文化对抗与冲突已经越来越强烈地提示人们，必须促进文化的交流与共融。最近这些年，我先后走了60多个国家和地区。我体验到，越来越多的中国人与所居住国家或地区的文化沟通得非常好。但是，我也注意到海外一些舆论，对中国有相对片面的理解，导致了沟通的困难，同时也造成话语战争。现在中国加入了WTO，争取到了2008年奥运会的主办权和2010年世博会的主办权。这说明了什么呢？说明中国正在积极融入全球化。在中国，有些人对加入WTO有很多疑虑，认为没有必要。但是，中国领导人还是排除了阻力，勇敢地推进对外开放，迎接全球化时代的到来。从这个角度看，在中国这个古老的国家，每一个进步都来之不易。就目前情况而言，观察中国问题的一个重大前提是，美国和其他一些发达国家已经进入后现代化时期，而中国正在进入现代化。中国与发达国家相比，各方面存在着很大差距。因此，我们要历史地看待中国的进步与发展。西方人如果具有这样的历史感，看问题就会比较客观一点。有些西方人缺乏这样的历史感，对话就比较困难。比如说究竟怎样看待中国的民主发展，就是一个课题。我主张应该用一种历史的眼光和发展的眼光来看待这个问题，不能立刻就把中国与发达国家作横向比较，然后说你这也黑暗那也黑暗。这就是缺乏历史感的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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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话之四（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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默多克：刘先生讲得很好。目前世界上一些国家对中国的理解存在一些误区。一些国家的媒体对中国做出了非常负面的报道和评论。我看了以后觉得很难过。最近20多年，我多次去中国访问，每一次，都看到中国的进步。有些媒体报道说，好像全世界的建筑吊车都集中到中国来了。这是讲中国基础设施建设热火朝天。但我看到的，不光是高速公路的延伸和高楼大厦的崛起，中国在其他方面也取得了很大进步。比如中国人获得了比过去多得多的自由，这包括迁徙、选择职业、私营经济发展、出国学习和旅游、农民打破户口限制进入城市工作，以及媒体逐渐开放等等，每一年都有突破。这是使我感到很受鼓舞的。我经常和我的妻子谈到中国的这些变化。我们应该更多地了解中国，不单是语言，更重要的是它的文化。我的看法是，不管你喜不喜欢这一点，中国都终将胜过世界上的其他国家。当然，这需要时间和耐心。
刘长乐：默多克先生的体验使我很感动。我亲身经历、亲眼看到了中国的每一个变化。我这个人的感觉是很敏锐的，因此对中国的变化体验得比较细。在我的脑海里，常常把20多年前的情况和今天的情况对比，不光是宏观的经济数字对比。如果仅仅是数字对比，即使没到过中国的人也可以做到。我的对比要深入得多。每一条街道面貌的对比，我的亲人、同学、同事、朋友们前后生活的对比，人们所获得的信息情况的对比，商业活动自由程度的对比，以及默多克先生谈到的公民权利的对比等等。这样回过头去看的时候，真觉得今非昔比。每一个在中国长时间生活的人，都能体会到这些进步和发展的沉甸甸的分量。中国人曾经经历过太多的苦难，经历过那些让人透不过气来的窒息。我们现在确实已经迎来了改革开放的春天。2004年8月22日，是邓小平先生100周年的诞辰，为了制作邓公的节目，我去了他的家乡。我非常敬重邓小平，觉得是邓小平使中国人真正地富了起来，能够在世界上与其他民族、国家的人民一起，平起平坐地谈论生活和幸福。
我听说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的学者正在撰写多卷本的巨著《邓小平时代》。主要内容是写邓小平改变了中国。我觉得，像这样研究中国是很有意义的。邓小平运用高超的领导艺术，说服中国的官员和民众，抛弃闭关自守的思想，丢开姓社姓资的意识形态争论，一门心思搞现代化。邓小平提出，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大胆采用发达国家先进的技术和管理经验，大胆引进国外资金，引进了股份制，并且提出政治体制改革的要求。其中，最具创造力的是关于社会主义也可以实行市场经济的思想。在此之前，全世界都陷入到一个传统的怪圈中：资本主义等于市场经济，而社会主义等于计划经济。是邓小平打破了这个传统观念，从而使中国真正步入现代化时代。
当然，现在中国的很多问题都是不容回避与否认的。如贫富分化、金融坏账、法治观念淡薄等等，都是客观存在的。怎么办？我认为，要在保持稳定的基础上通过不断地推进改革来解决问题。有些人预言中国将要崩溃，而且对此还带着快意，这就不能令人接受。中国崩溃对谁有好处呢？对谁都没有好处。
默多克：我们期望在中国的变革中能扮演积极的角色。媒体正在日益全球化，传输技术日新月异，我们不做，别人会来做。你必须非常谨慎地迈进中国，中国领导人充满智慧而且富于自豪感，目前非常关注如何在急剧的社会变化中保持社会的凝聚力。这是可以理解的，但同样应该得到理解的是，我们新闻集团也可以在其中发挥建设性作用，帮助中国解决前进道路上的问题。这是我们的初衷。
刘长乐：现在，中国在经济上提倡用跨越式的、跳跃式的方法来发展，因为世界先进的科学技术和先进的管理方法，许多可以直接借鉴过来。但是，在民主化这一部分，我个人主张中国应该用渐进式的办法、用改良的方式来不断地调整。中国毕竟有13亿人口，有悬殊的贫富差别，农民的文化水准还比较低。在这样的一个水平上考虑中国民主化进程，应该有更宽松、更包容的尺度和标准。现在中国的领导人，对于民主化进程有着非常深刻的理解，他们理解他们的目标在哪里，他们也理解他们的步伐应该是稳健的，渐进的。这里我要谈一点，就是对话与沟通的问题。针对西方一些媒体对中国的误解，应该加强华语媒体的声音，介绍中国的进步与发展，也包括介绍亚洲的进步与发展。这也许要发生话语争夺战，但这样的争夺战，有助于世界人民获得更全面的信息。
默多克：我这一生，就是在话语争夺战中度过的，所以我对刘先生的提议很感兴趣。中国的话语要走向世界，世界的话语也应当走进中国。这是一个双向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正像刘先生所指出的，可以增进人们的相互了解，减少误会，促进合作。新闻集团正是把这一点当成自己的重要任务。
刘长乐：我想，在未来的中国媒体开放的进程中，凤凰卫视和新闻集团将扮演更加杰出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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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与故事（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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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媒体世界大战
一只取名史瑞克的新西兰绵羊，为了维护自己的尊严，逃避剪羊毛，在阿尔卑斯山的山洞中“隐居”了6年；两只暂时还没取名的英国小猪，为了证明维护“猪权”的重要性，勇敢逃出屠宰场以捍卫自己的生命；最终唤醒了人类的良心与怜悯……这本是两件微不足道的小事，但是，经过媒体特别是卫星电视的传播和炒作，顿时成为世界超级新闻。在这个充满了战争、残杀、敌视的世界上，这种新闻是对善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