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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星公司问：何用？
办电视台。
卫星公司顿时面有难色，这……这，我们做不了主啊。
原来，当时适合刘长乐办电视台的卫星只有亚洲一号。可是，上面的转发器大部分都被默多克租用去办香港星空卫视（StarTV），默多克还掌握着亚洲卫星公司三分之一的股权，亚洲一号的控制权实际上已经握在默多克手里。默多克的条件是，凡有来租用亚洲一号者，如果是搞电讯，可以随便租。出什么价格，用多长时间，卫星公司都可以做主。但是办电视，得经过他，他不同意不能批。
刘长乐就这样与默多克撞了个正着。自从默多克买下李嘉诚家族的香港卫视并改名为StarTV后，刘长乐就知道，自己早晚是要与默多克碰面的，但没想到，自己还没出山，人家已经横刀立马，拦在眼前了。
刘长乐时年43岁，比默多克小了整整20岁。他1951年出生于中国的上海，后在西北长大。初中毕业时适逢“文化大革命”爆发，父母被揪斗，他下放到甘肃武都农村劳动，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后回城当工人。1970年，政治局势缓和后，刘长乐选择入伍参军来改变自己的命运。当时，中国的大学全部瘫痪，不能正常招生，而军人的政治地位是最高的。解放军的军帽、军衣、军鞋、军用挎包是70年代最时尚的服饰，中国的优秀青年大多通过进入军营来改变自己的命运。1980年，29岁的解放军营级军官刘长乐调入位于北京的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初涉记者行当。那一年，雄心勃勃的默多克正在为成为世界传媒大亨而奋斗，大举进军美国市场。而刘长乐则在此后不久进入北京广播学院学习，从新闻理论的ABC开始学起，一砖一石地搭建他日后走向世界的舞台。毕业后，他回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并很快成为最年轻的部门负责人之一。自1989年起，刘长乐出国到新加坡经商，从事房地产和石油等贸易，在赚取了第一桶金后，他重回传媒业的企图心又开始蠢蠢欲动。他有两个“90％理论”：个人90％的财富来源于非传媒产业，个人90％的精力都用在了办传媒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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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例与故事（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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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长乐骨子里是一个记者，他说，遇到大事发生，每次我都恨不得自己是站在第一现场的那个人。刘长乐骨子里又是一个爱国者，他对中国在世界传媒格局中的弱小地位是不甘心的，他说，我要向世界发出华人的声音，哪怕仅仅是一声叹息。
身在商海却一直关注着传媒发展的刘长乐注意到一个有趣的现象：在新加坡，虽然官方语言是英语，但在两个主要的电视台——英文台和中文台之间，后者的广告收入远远高于前者。刘长乐为此想了很长时间，终于领悟：分布在全球各地的华人，最感亲切的仍然是自己的母语与华人的文化。身为华人，他们不是“拥有”一种自己的文化，而是代表着自己的文化。他们的信念与经验是共同的，甚至连表情和动作都能被人一眼认出。
这家新加坡电视台的状况使刘长乐萌生了办一家面向全球华人的卫星电视频道的想法。
仰望天空，不会飞的刘长乐思想跟着卫星跑。也许，从天空俯视地面，会看到许多以前看不到的机会，会看到许多以前看不到的事情。他希望通过卫星电视来个一箭双雕，既传播文化理念，又赚取金钱。这，也许是野心，也许是雄心，但不论是什么心，对华人世界来说，有益无害。
那么，默多克会给刘长乐这个机会吗？
％％％4从StarTV中文台到凤凰卫视
刘长乐要租卫星办环球华人卫视的事儿传到默多克耳朵里，职业敏感立刻使默多克警觉起来。新闻集团于1993年从李嘉诚的儿子李泽楷手中收购香港卫视后，一直赔钱，如果再从自己眼皮底下站出一个强劲对手，办一个与自己的卫视中文台相似的电视台，岂不是与自己为难？
香港卫视原是李泽楷在父亲的支持下，于1991年3月创办的。李嘉诚任卫星电视公司主席，马世民、李泽楷任副主席，具有多年电视经验的陈庆祥任行政总裁，总投资为4亿港元。1991年4月，卫视开始试播；到年底，卫视已用5个频道播映节目。李氏家族占有亚洲卫星公司三分之一的股权。
李泽楷野心勃勃，欲做传播大王。对于他的心高气盛，美国《华盛顿邮报》1994年1月24日的一篇文章中说道：“莫看香港只是一个繁荣的小都市，当中不乏自命不凡的青年才俊。在芸芸众子中，最瞩目而又最惹众人羡慕的，当算是香港首富李嘉诚27岁的次子李泽楷。这位身材瘦小，神情紧张，头发修剪得极短的富家子弟，讲英语时带着极夸张的腔调，使他本身看来像富贵圈中骄纵的小公子。”
但是，谁也没有料到，李泽楷会把香港卫视卖掉。
1993年7月23日，李泽楷被邀至默多克的一艘泊在科西嘉海面的豪华游艇上密谈。7月26日，新闻集团宣布：以5。25亿美元（约折40。6亿港元）的价格，向李嘉诚家族购入香港卫视63。6％的股权，一半以现金支付，一半以新闻集团的股份支付。据行家估计，成交价是原有投资的6倍。
默多克显然是买了个烫手的山芋。明眼人都知道他买的是进军亚洲、进入中国的跳板，但是，跳板必须马上把人弹射到想去的地方才行，不然，它就会从摇钱树变成无底洞。有人替他们算了一笔账，5个不赚钱的频道一年下来差不多要花掉1亿美元。
从这个意义上说，刘长乐来得正是时候。默多克抓牢亚洲一号卫星的控制权，是不希望上面有一个他的对手，当然他也不希望租用卫星的人是连租金都付不起的窝囊废。他想找那种既不会成为对手，又不会付不起钱的人。于是，他们请了非常专业的公司来调查刘的业务经历、人脉关系，甚至他的背景，一概要弄清。
默多克是不会轻易认同什么人的，他认定刘长乐是一个有前景的人，证明了他的眼力。刘长乐说，当时StarTV做得不是很好。进入21世纪后，默多克在中国内地取得了一定的成功，有人说这与我有关。这话虽然有点调侃，却也不无道理。我与新闻集团的合作，使默多克借助我对中国问题的了解，少走了弯路。同时，我花了很多时间向他讲述中国的一切：让他理解中国的概念和中国市场运作的哲学，包括儒学和道学。默多克对中国政府、中国社会、中国文化的了解，有一部分是通过观察凤凰的节目和凤凰的运作得来的。
也许有人认为，刘长乐和默多克并不是一个级别的对手，因为，无论从哪个角度看，刘长乐的成就和资历都嫩了点。但是，难道对手之间只能是“数量”“体量”的交锋，而不能是“意志和智慧”的比拼吗？真正的合作伙伴往往是那些有资格做你对手的人。
于是才有了艰苦的50多轮谈判。默多克一直在彷徨犹豫，从亚洲卫星的角度来说，转发器一定要租出去，不租给刘长乐也要租给别人，他要么同意，要么不同意。当然还有第三条路，就是走到一起。中国老话讲，不打不成交。最后，默多克从商业角度考量，与这个前来租转发器的人成了合作伙伴。双方商定，将StarTV的中文台更名为凤凰卫视中文台，交由刘长乐经营。
1995年的春夏之交，北京颐和园就要闭园的时候，一艘可容纳200人的龙船只坐了7个人，就驶入昆明湖中央，构成一个谈判的理想环境。刘长乐与默多克的谋臣，时任StarTV行政总裁的戴格里开始了整个谈判中最关键的一次会谈：股权分配。谈判的成功，使双方都松了一口气。实际上，在船上的大部分时间里，刘长乐一直在为戴格里讲解颐和园的历史掌故。中国文化的故事让双方眉飞色舞，也生出许多沧桑感和责任感，为双方最后的签约加上了一枚含金量十足的砝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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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例与故事（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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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判的结果如下：不论StarTV中文台以前的有形资产和无形资产是多少，从凤凰卫视开播那一天起，双方共同支付运营资金。凤凰卫视的股权双方各持45％，另外10％为一家中资公司所有（凤凰卫视在香港创业板上市后，刘长乐控有的今日亚洲与新闻集团旗下的星空传媒各持股37。6％，华颖国际持股8。35％，其他股份为股民所有）。而对StarTV以前数额不小的亏损，凤凰卫视一分钱的债务也不用背。
从历史上看，中国的传媒市场一直比较封闭。不少中国人认为，近代外国报刊传入中国伴随的是侵略战争和丧权辱国的惨痛记忆，因此，官方和民间对西方媒体保持着特殊的警觉。新闻集团自觉不自觉地重复了当年外国传教士办报的方式：以香港、澳门为基地发展。默多克采取的是渠道进入、外围渗透的方式。重视频道落地，试图以蚕食的方式，从获得珠江三角洲地区的有限落地开始，渗透内地。而外围的渗透，就是以香港为基地，并购电视频道，从而越过政策壁垒。
这次签约的意义，时间愈久愈显出其弥足珍贵。
交换合约文本的当晚，刘长乐宴请默多克的儿子拉克兰·默多克，主宾十分尽兴，各个开怀畅饮。
第二天，拉克兰、戴格里与刘长乐一行去了雍和宫，在那里，拉克兰第一次烧了香。他神秘兮兮地说，此时此刻，我有一种前所未有的神圣感，一种油然而生的敬意。当时参与谈判的戴格里现已退休，但这位早年当过排字工人、卖过报纸的人依然与凤凰卫视保持着良好的关系。他说，催生凤凰，是我传媒生涯中最值得骄傲的事情之一。
5默多克与刘长乐的“通病”
默多克与刘长乐不同的出身、不同的文化背景、年龄上的代沟，似乎都为他们的交往设置了障碍。然而，如果仔细研究一下他们的经历与性格，就会发现他们身上其实有不少共同的东西。
●“自恋”者
两个人都自视甚高，宽以待己，认为自己生来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