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有一位，那就是还兼着银行职务的威廉。《滚石》印数为1500份，在当时当地，已算是销数不小了。
《滚石》因为资金周转不灵，仅仅“滚动”了一年。但是上面还是发表了一些较好的文章。欧·亨利后来走红时，还有出版家想起从那里发掘作家的早期作品，收辑出版。
对于威廉·西德尼·波特亏空钱财、出逃以及终于入狱的事情，我国过去的介绍文章里都语焉不详。现根据资料，将具体情况概述如下：
为了将《滚石》维持下去，威廉先是向岳父与朋友借钱，这当然不是长远之计。据一本文学词典说：“最后，他将自己的创作才能朝银行的账本上延伸——因此，至少是，查账人告发了他。他的朋友们同意帮他偿还所挪用的五千多元中的大部分。但是，尽管银行的主管人对这样的做法表示可以接受，查账者却不依不饶，而一个大陪审团也同意确有理由立案审查。在等候审判的状况下，胆小又不懂事的波特认为还是暂时避一避风头为妙。他去到得州另一城市休斯敦为《休斯敦邮报》当了一个时期的专栏作家与画家。1896年夏天，开庭审判期临近了。威廉又往更远的地方躲藏。他先是在新奥尔良呆了几个星期，接着便去了洪都拉斯的港市特鲁希略。不到一年，传来妻子病危的消息，他于1897年1月23日回到奥斯汀。妻子死后，他接受审判，因为挪用公款与潜逃罪被判五年监禁。这已经算是最轻的判决了。虽然波特一直声称自己无罪，也有许多人相信如此。但是看来他确实为了维持《滚石》的出版挪用了银行的一些款项。至于他的出逃更是无可否认的。”（据1982年“Dictionary of Literary Biography”中Kent Bales所写条目）
按说，五千元仅仅相当于小职员五十个月的工资，实在不能算多。当时银行管理混乱，挪用是常有的事。如果波特不出走，应该有希望得到从轻发落的。不过倘若那样，波特先生便会成为众多为还债而苦度余生的小人物中的一个，而美国文学史上就不会有一个叫欧·亨利的写小人物幽默作家了。
威廉的初次得以在全国性大刊物上公开发表的作品是一篇叫《拉伐峡谷的奇迹》，是他在开庭前投出去的。等到1898年9月18日登出时，他已经被关进监狱了。这是惟一的一篇他用本名W．S．Poner发表的作品。他其它的作品都用笔名，笔名中用得最多的就是O Henry。这里需要提醒读者的是，按照他的最初想法，O的后面是并无表示缩写的那个符号“．”的。因此“O”多少表示有点儿惊叹的意思，仿佛一个人与某个叫亨利的人不期而遇，或是听他说了句奇怪的话、某个异想天开的故事，忍不住惊诧地叫了一声：“哦，亨利！”这大概就是我们的作家想要达到的效果了。
关押威廉的地方是俄亥俄州立监狱（位于哥伦布市）。由于具有一定的医药知识，这个囚号为30664的犯人入狱后即被监狱医生选拔为助手，大夫下班后干脆由他来接诊。不久后，因为狱中的工作需要，在很赏识他的那位大夫的推荐下，他又当上了帮监狱长管账的簿记。他在狱中看到了许多命运不济的人，听说了许多悲惨的故事。至于他自己，基本上并未受到什么折磨，相反，还能抽出时间来读书与写作。但是，他始终未能从一种受屈辱的心理中摆脱出来，他还曾考虑过自杀。恐怕还是文学创作给了他一条精神上的出路。他先是将那篇《拉伐峡谷的奇迹》加以重写，改名为《一个下午的奇迹》，投给某家通俗文学刊物，得以发表。接着，在圣诞节即将来临时，他写了一篇应景作品《吹口哨的狄克的圣诞节袜子》，被销路很广的《麦克吕尔》杂志采用。这是他第一篇用“欧·亨利”为笔名发表的作品。他在狱中一共写了十四篇小说。可以说，从此时起，他正式开始了他的文学创作道路。
威廉因为表现良好，服满三年零三个月即被提前释放。出狱后，他在社会上用的名字是“Syd Porter”，发表作品时则用笔名“O Henry”。波特在匹茨堡与岳父母和女儿一起住了一段短时期，于1902年春天在纽约定居了下来。他另又结过
“忧天下 探世变”的巨著
■ 雷 颐
法国历史学家马克·布洛赫在《历史学家的技艺》中写道：“历史学以人类的活动为特定对象，它思接千载，视通万里，千恣百态，令人销魂，因此它比其也学科更能激发人们的想象力。”柏杨先生的《中国人史纲》，便是一部以“中国人”的活动为特定对象的“思接千载、视通万里”之作。
柏杨先生不是“学院”内的历史学家，能写出这种洞察古今的史学巨著，不能不说与他的特殊经历大有关系。在二十世纪六十·七十年代台湾尚未“解严”时期，他曾受十年无妄之灾，几乎被枪决，所以有人说他是一个“看过地狱回来的人”。这部《中国人史纲》是他十年牢狱生活中有关中国历史研究丛书之一种，在卷帙浩繁的中国史册中认真爬梳整理、凝炼而成。他自述道：“丛书是我在火炉般的斗室之中，或蹲在墙角，或坐在地下，膝盖上放着用纸糊成的纸板和着汗珠，一字一字的写成。”确担得起“字字看来都是血，十年辛苦不寻常”之誉。老黑格尔曾经说过：同一句话，从未经世事的年轻人口中说出和饱经风霜的老人口中说出，涵意大不一样。那末，对更加丰富万端的人类历史，不同人、不同经历者的叙事，涵意则更不一样。长期艰难的狱中生活磨炼，使他对历史上各种制度的优劣、政策的得失、社会的兴衰、人心的向背、人性的善恶有着超出常人的洞察力。而这部血泪之作的历史洞见，恰是许多高头讲章式的历史教科书所缺乏的。
与大多数“中国通史”一样，《中国人史纲》不能不从没有信史的远古的神话、传说开始，然后是半信史时代，最后从公元前九世纪的信史时代详细说起。“信史时代”以百年为一章，一直写到二十世纪初年，清王朝崩溃前夕。不以“王朝”或重大事件为单元而以“世纪”为单元，表明作者有心将中国放在世界的大脉络中研究论述。而且，作者在每章都以“东西方世界”结尾，使读者对中外历史的对比更加直观，更易看清什么时候、什么方面中国或曰中华文化灿烂于世，什么时候、什么方面大不如人。不仅显示了柏杨视野的开阔，更开阔了读者的视野。
这部通史不叫“中国通史”或“中国史纲”之类，而名之曰“中国人史纲”，表明其重心是“人”，是对历史发展产生过相当影响的重要人物。此书对重要的文化、艺术、学术、科学、技术成就都有精彩的叙述评论，但其重点无疑是政治史，是国家、朝代兴亡的缘由；是制度、政策对百姓生活的种种影响。
中国历史上政权更迭、王朝更替屡见不鲜。但有的政权能长治久安，而更多的王朝或政权却“稍纵即逝”，刚刚夺到的“江山”就得而复失，十分短暂。通过对这些长短不一的王朝、政权的考察，本书提出了“瓶颈危机”这一值得重视的重要概念。柏杨认为，中国历史上每一个王朝政权都要经历这种类似的场面。“这使我们发现一项历史定律，即任何王朝政权，当它建立后四五十年左右，或当它传位到第二第三代时，就到了瓶颈时期。”“在进入瓶颈的狭道时，除非统治阶层有高度的智慧和能力，他们无法避免遭受到足以使他们前功尽弃，也就是足以使他们国破家亡的瓶颈危机。历史显示，不能够通过或胶着在这个瓶颈之中，它必然瓦解。”而发生瓶颈危机的原因很多，各种偶然因素都可能使新政权轰然坍塌，因为“新政权就好像一个刚刚砌好的新砖墙，水泥还没有凝固，任何稍大的震动都会使它倒塌。一旦统治者不孚众望，或贪污腐败，或发生其他事故，如外患内哄之类，都是引发震动的炸药。不孚众望往往促使掌握军权的将领们兴起取而代之的欲望。贪污腐败则完全背叛了建国时的政治号召，跟当初赖以成功的群众脱节。外患内哄之类的伤害，更为明显。”
以秦始皇之雄才大略本想传之万世，但却未能渡过“瓶颈危机”。秦王朝虽是由历史悠久的秦国演变而来，但统一的秦帝国却是刚刚建立，正进入危险的“瓶颈期”。恰在这时，秦始皇暴毙出巡途中，于是长子扶苏与幼子胡亥之间展开继位之争。最后胡亥取胜，把秦始皇遗诏毁掉，继任帝位。但胡亥耽于享乐，自私任性，任用宵小，不容任何不同意见。“于是，几乎是刹那间，帝国巨舟脱离了航线，驶入惊涛骇浪的浅滩，向着狞恶的礁石上撞去，谁都无法拯救。”一个偶然的事件，就使这个肇建未久的帝国土崩瓦解。同样，弑父杀兄的隋炀帝杨广继位后骄奢淫逸，连年征战，当然未能通过“瓶颈危机”的狭窄通道。相反，以“玄武门之变”杀兄逼父的唐太宗李世民却顺利通过。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李世民大帝和他的政府正确方向的领导”，因为“再大的船舶，掌舵的只有一人，负责航行的只有少数人，这少数人即国家领导人”。幸运的是，“李世民大帝和他的干部房玄龄、杜如晦、魏征随时随地都用杨广作为警惕对象，每一件措施都求其跟杨广不同，使他们成为一个战斗团队，互相勉励督责，兢兢业业从事国家建设。在人民尊重和信任的支持下，推行廉洁政治，获得空前成功。”有时，客观条件对统治者渡过“瓶颈危机”也起重要作用。在清军入关前，满清政权也面临着严重危机。1626年努尔哈赤逝世后，皇子间争夺异常激烈，最后由第八子皇太极继位。1643年秋皇太极逝世，由第九子福临继位。这种反常的继承，说明彼此争夺的激烈。事实上，皇太极的亲军曾包围决定，由谁继位的皇室会议，以如果不立福临当皇帝他们都只有一死相威胁，以致各亲王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