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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史》的谭载喜也在他的修订本《西方翻译简史》中增加了当今仍在流行的西方翻译研究学派的理论内容。
方华文教授在写该书之前心里有一个蓝图，他想使这部著作达到以下几项要求，（一）内容丰富，含金量大，让读者有较大的受益；（二）通俗易懂，朝“大众化”方向努力；（三）争取当教材用，故尔必须条理清晰，便于归纳；（四）必须与社会发展衔接，从而便具有厚重感和使命感；（五）必须鲜明、生动，让人看得见，摸得着，故应在书中加译文选段，可供读者鉴赏：（六）资料性强，即为从事翻译研究的人提供翔实的资料；（七）重点突出，具有代表性，如所选择的译者、译作应产生过影响；（八）努力描绘中国传统译论的构建情况，使读者了解中国译学发展的脉络。
对一本书来说，若能兼具如许的特点可谓不易，令我们高兴的是《20世纪中国翻译史》基本达到了方华文教授预期的要求，而且有的方面做得很突出。
（《20世纪中国翻译史》，方华文著，西北大学出版社2005年2月版，35。00元）
回望“抒情年代”
■ 吴小龙
一般说来，“抒情年代”这样的字眼，能够让我们联想到的应该是无忧无虑、幸福但是不免有点浅薄的时代。你很难把这个字眼与没完没了的政治运动、残酷而无休止的阶级斗争、乃至于席卷全国的动荡和武斗联系在一起，更难把它与上山下乡以及那穷乡僻壤的艰困生活联系在一起。如果你把这些东西叫作抒情年代，人们一定会把这当作一种反讽、挖苦，当作黑色幽默吧？然而，那却是真实，是这块土地上曾经有过的“现实”。那年头还确实是一个“抒情”年代，举国在抒情，人人在抒情，其中既有虚幻也有真实，既有环球革命的理想也有个人生活的追求，既有痴迷和故作姿态，也有清醒和执着……大家在抒情所激起的热切中走向灾难，又在抒情的悲悯中自我安慰，在抒情性的严肃的浪漫中寻找出路。
潘婧的书写的就是这一段：在革命的狂热退潮、献身的理想幻灭之际出现的、成为那一代年轻人赖以生存下去的支点的“抒情”——那个时代的革命罗曼蒂克哪怕在它的“理想”破灭的时候，也还是遁人抒情。生活的场景在华北平原的一个水乡、一个小岛渔村展开。而一个被命运抛到这儿的城市姑娘，对自己的命运困厄之地的感受和记忆竟也是如此的抒情：“那个被笼罩在绿树中的村庄坐落在华北平原的美丽的湖泊中。我永远记得那里的清晨和黄昏，早霞和晚霞热烈而宁静，像燃烧的冰，把湖水染成点着碎金的景泰蓝；有时阴天，黑云沉重的快要落下来；大雨把整个世界融为辽阔的灰色，水，天，岸和远处的芦苇荡被夺去了色彩。笼罩我们青年时代的是灰色的天空。但是青春不会有真正的绝望。朦胧诗就产生于那个浪漫的湖泊，产生于湖边默默无语的夜晚，天与水融为一片浑厚的空间，像创世纪的洪荒；璀璨的星空静寂得令人恐怖。”这是不是太罗曼蒂克了？这种情感恐怕大大的不合那位送他们到农村接受“再教育”的伟人的初衷吧？无疑，他们从农村这个环境所得到的一切，都与伟人的期待毫不相干。对于一个人来说，能记住那“寂静得令人恐怖”的“璀璨的星空”，也许就是一生最宝贵的财富——从来只生活在城市的钢筋水泥建筑中的人绝不会有这种体验，没有理想主义作底色的心灵，在穷山恶水间也不可能产生这样的体验。那一代人的经历使他们能够得以这样接触自然、感触自然，并在人生的困顿所激发出的生命力和顽强思索与追寻中贴近自然，与大自然产生一种心灵的交汇，并通过它而直面上苍；或许正是在这个过程中，某种精神力量会在不知不觉之中渐渐注入灵魂，使人再生。我曾猜测，每一代人，可能都固执地保存了一些什么来支撑自己活下去、走下去：或者是步步趋潮的“现实感”，或者是大而无当的革命“理想”，或者是一往不谏的浪漫情愫，或者是别无旁骛的追求自我价值……也许，这中间浪漫情愫最值得玩味？
就是在这种环境中，孕育出了一个后来在当代中国诗坛留下了自己的痕迹的诗派。当然，我们关注的焦点并不在这里。我们更关注的是这一代人在命运面前的挣扎。借助大自然所给予人的力量，他们在绝望中形成了自信，在挣扎中感受到美好，在孤独冷漠中体味着温暖和深情……这是何等不可思议的悖谬，但，它存在过。而且以这种方式造就了一代人，这是一代在现实中极为匮乏可怜、而在精神上却用残损的翅翼奋力高翔的人——其心智、情怀直接上承俄罗斯。你看这里的描述：“淡青色的冰面上，弥漫着一层灰色的薄雾，在寂寞的寒冷中，天空也仿佛凝冻了，在天与冰的遥远的汇合处，是一轮悲壮的红日。”“青灰色的冰原，殷红的落日，金黄的芦苇垛，弥漫于天地之间的薄雾，这是我对冬天的湖的记忆。……那时我们喜欢唱的歌是《三套车》，这使我们意识到内心的隐隐的凄凉；冰、雪、严寒，令人联想到旧俄罗斯的广阔的忧郁……”——我怀疑，这是当时的真正感觉，还是已经被俄罗斯化了的记忆？
对于那个时代的“过来人”，或者与它有着不解的精神联系的一代人，我想，书中所涉及的两个生活场景或许最能引起他们的回忆与思考。那就是上山下乡和文学沙龙。不知现在年轻的都市白领们会不会把当年的上山下乡想象成一种“苦休闲”。他们可能永远无法理解那场“运动”所包含的惊人的浪漫幻想和同样惊人的残酷与卑俗。如今看来，那当然是一场悲剧。它只是那位伟人面对着自己为了权争而掀起的滔天巨浪所冲毁的社会秩序时，不得不采取的一个无奈的权宜之计。其中似乎有着他对于自己青年时代的农村运动经历的执迷，却没有任何抒情性可言。但是，“抒情年代”的年轻人还是“带着书，带着相似的梦想”去了。当那个时代的城市，以政治话语的压抑——而不像如今，是商业气息的喧嚣——令年轻的心灵无法忍受的时候，不少青年是把去农村看作一种解脱和解放。而更多的人则是在命运面前的无可奈何。在那个年龄，生命对于环境的困苦还有相当的承受力，对精神世界、对思想自由的渴求还是一种强烈而单纯的冲动，于是他们能把目光投向农村，当他们“带着书，带着相似的梦想”义无反顾地走向那个“广阔天地”时，对艰苦生活的思想准备（似乎其中还有一些自以为是的、不无做作的期待）和对田园诗的憧憬奇特地混搅在一起，而最终，他们却无一不是从那儿逃离。从《蹉跎岁月》到《大林莽》，从《今夜有暴风雪》到《南方的岸》，我们看到过他们对“逃离”前后的生活经历的记载。可以说，无一例外，那上山下乡中的生活，那广袤辽阔而又荒僻贫困的农村地区的经历，都给他们留下了难以回首和难以忘怀的深情。无论是白洋淀还是“大青湖”，是戈壁滩还是大草原……永远会有一些人，一旦提起某些地名，与那个时代相连的一切情感和情怀都油然复生：憧憬和向往、痛苦和绝望、自信和悲哀、浪漫和消沉……《抒情年代》回避了那宏大的历史场景，而把落笔处放在了个人的心理成长和精神发展史上，或许，正是这对于“个人”——无论是作者还是读者，才有更值得深玩的意味？
还有另外一个场景：文学沙龙。“沙龙”当然不是“文革”的专利，而“文革”中的沙龙却有它的奇特性。“‘文革’是乱世，动乱造成了空隙，就在这些窄缝一般的空隙中，形成了一下不再与政治或政权有关的小社会，那时我们称之为‘圈子’。”这“圈子”是一种变态的“沙龙”，它的气氛，与其说像是正常年代中文学圈内高谈阔论的聚会，不如说更像是沙皇专制下青年知识分子的地下活动。现在已经很难设想在那疯狂而专制的年代竟然能够有那么“自由”的聚会。自由确实产生于秩序的废墟之中——当然这种“自由”的头上也始终高悬着达摩克利斯之剑，沙龙的参与者们随时都会有灭顶之灾；也很难设想革命话语泛滥成灾的岁月里会有那么小布尔乔亚的情调——其实都只是为了填补那有形无形的闲暇时光。一些从理想主义到现实主义的思考者就从这里起步，一些所谓“民间思想群落”（有的论者把他们称为“68年人”）就在这里形成。时过境迁，尽管他们之中有的依然宣称着“坚守”，但更多的则已经灰飞烟灭。潘婧似乎带着一点不屑提到，“如今的研究者在描述当年的‘地下文学’的时候，考据一般地说到几个著名的文学‘沙龙’，我已经不能确证他们的存在。当年随意的聚会，夹杂着平庸的龃龉与琐碎，如今已成为一本正经的历史。历史或许就是这样，在不经意之中形成。”当
轻扣昔日少年心扉 触摸沉重历史一页
■ 孙家洲
青年人生活在对明天的憧憬中，老年人生活在对昨天的回忆里。虽说记不清是谁说的大意如此的话，但它描述的应该是一种常规。所以，述说往事、撰写回忆录，通常是老者的“专利”。从唐代诗篇所见的“白头宫女在，闲坐说玄宗”，到今天数不胜数的回忆录，莫不如此。而且所回忆的内容，大多与高层、大人物有关。这一常规，随着《红底金字——六七十年代的北京孩子》一书的出版问世而受到冲击。这是一部中年人写的回忆录，追记了“北京孩子”在那个充满激情与荒唐的年代里的生活，包括他们“复课闹革命”的学习插曲，课外活动，各种自得其乐乃至于不乏恶作剧的“玩”法，由电影、小人书、字书构成的“精神食粮”，以乒乓球、自行车、游泳构成的“三大运动”，简单而又酸甜兼备的日常生活，以穿戴、打群架、烟酒“享受”构成的当年“时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