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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文，都阐释其创作背景和本事、典故，指明作意，欣赏警句，引导读者步入高妙深微的艺术境界。钱先生极注意作家和作品之间的内在联系，善于开掘作品的闪光点，深入浅出，抉其精华，传其神韵；又不时穿插与作家写作相关的趣闻佳话，娓娓而谈，清畅活泼，毫无学院派文章的拘谨板重。不论是评说作家还是鉴赏作品，钱先生都参考了大量文献，既引用古人精当的议论，又采纳近现代学者诸如王国维、夏承焘、唐圭璋、缪钺、钱锤书、钱仲联、叶嘉莹等人的学术观点，广取百家英华，足见视野之宏阔、用力之勤奋。故本书在理论方面亦通贯古今，植根深固而具有时代的新色彩。
再次，图文并茂亦是本书的特色。钱先生自幼热爱绘画，受过美术方面严格的专业训练。有此长技，以作者对文意的深切把握，亲笔为《演义》精心绘制了八十多幅插图。图中以传统线描方式塑造文学家们的形象，线条简洁明快，传神写影，栩栩如生，与文中的描写珠联璧合，相映生辉。浓郁的诗情，葱茏的画意，令人赏心悦目。
人文学者的重要责任，便是阐扬优秀的民族文化，弓J导大众不断提高欣赏文学艺术的品位。《中国文学史演义》通俗而典雅，堪称深入浅出，提升大众文艺修养的佳作。余英时先生曾论及人类学上“大传统”和“小传统”之间的关系：“大传统必须从各地小传统中吸取养料，这是中国古人早就懂得的真理”。“另一方面，中国古人也自觉地要把大传统贯注到民间，以改造小传统，这便是历史上所常提到的礼乐教化与移风易俗”（《文史传统与文化建设》，）。这里的“大传统”指高层文化、精英文化，“小传统”指民间文化、俗文化。学术界不少大师级学者都意识到传播精英文化之重要性，例如钱锺书编写《宋诗选注》，钱仲联编写《宋诗三百首》《清诗三百首》《清词三百首》《近代诗三百首》，注释详明，评鉴精到，内容晓畅易懂，又保持很高的学术水准，颇受广大读者的欢迎。《中国文学史演义》出版十年，经过时间考验和广大读者检验，被识者誉为“文史经典”，可说是一座沟通传统与现代、高层文化与大众文化的桥梁，钱先生作为人文学者的建设之功，是有目共睹的。
《中国文学史演义》1994年由上海文艺出版社首版印行，至1996年第三次印刷后，在大陆已断版多年。但该书被海峡对岸的台湾正中书局购得版权，陆续推出中文繁体字的一卷本、三卷本、豪华本，几年之内竟然重印三十多次，畅销到日本、泰国、新加坡、香港等地，乃至纽约、华盛顿、伦敦各大图书公司。美国俄勒冈大学哲学、宗教学教授卢找律致函钱先生，说读此书颇受中国文学的熏陶，而更多的收获是领略了大作家的心灵智慧和气度风采。更令人惊讶的是，此书经台湾多位专家学者反复审核评比，在多种文史专著中脱颖而出，被选为台湾高中的国文课补充教材，学校为此书制订了课程安排、试卷和测验时间分配表，连续在三个学期内开课讲授，正正规规地考试。这一举措的主要的原因是本书体裁新颖，注重写文学家的精神风采，阐释作品化艰深为生动浅易，用于教学会收到良好的效果——学生不必花费过多的心力，就能掌握丰富而系统的古典文学知识。由此可见台湾教育界不拘一格、注重质量的务实作风，对大陆的人文教育不无启迪。而这种“墙内开花墙外香”的现象，已引起海内出版界的注意，几家名牌出版社皆与钱先生协商，争相再版其修订版。结果安徽教育出版社“近水楼台先得月”，获得版权，于2004年5月同时推出32开普通版本和16开珍藏版本，以满足不同层次读者的需要。
行文至此，笔者想起史学大师钱穆先生名著《国史大纲》中关于民族文化的精辟论述：“一民族文化之传统，皆由其民族自身递传数世、数十世、数百世血液所浇灌、精肉所培壅，而始得开此民族文化之花，结此民族文化之果，非可以自外巧取偷窃而得。若不然，自古可以无亡国灭种之祸，而悻生之族、偷存之国，将充塞于天壤间也”。《国史大纲》著于抗战期间，在民族文化生死存亡的关头，钱穆先生发出悲怆的呼号，护持传统，至今读之仍撼人心魄。近百年来中华民族屡经浩劫，知识人士创痛尤深，而精魂不死，火种犹存，实有赖于文化底蕴之深厚。今日面临全球化的挑战，当然不是闭关锁国、抱残守缺的时代，但如何继承传统、融化新知，在走向世界的进程中使华夏文明勿丧真元，生生不息，是知识界无数次辩论却尚未解决的重大课题，或主“文化守成”、或倡“全盘西化”、或言“中西互补”，纷争未已。钱念孙先生是学养广博，视野宏通的学者，所著《文学横向发展论》《朱光潜与中西文化》《重建文学空间》皆着重论述东西方文化交流发展的关系，极具前瞻性、战略性眼光；同时又写出《中国文学史演义》《中国诗歌》等著作，表彰民族文化，可见立足终在乡邦，自有其矗立中流之品格。陈寅恪先生说：“其真能于思想上自成系统、有所创获者，必须一方面吸收输入外来之学说，一方面不忘本民族之地位。此二种相反而适相成之态度，乃道教之真精神，新儒家之旧途径，而二千年吾民族与他民族思想接触史之所昭示者也”（《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下册审查报告》）。这也是我读钱先生著作最深切的感受。儒道两家之宇宙人生哲学，为吾民族思想、学术之主要根源，历史上已形成博大兼容的体系，今日仍在更新发展之中，并未因西方文化的强势冲击而萎靡不振。钱先生治学善于取精用宏，开拓创新，固非儒道之旧学所限，区区此文，妄为比附而已。谬误之处，敬待钱先生及四方博雅之士批评教正。
（《中国文学史演义》上下册，钱念孙著，安徽教育出版社2004年5月版，78．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