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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个学者，头脑中一定有各种范式，各种理念和各种“应该”的想象，到农村调查，就往往会忽视社会各个方面的内在联系，而将现象纳人到自己的想象之中。这样就会用调查者头脑中的理论逻辑来切割现实本身的逻辑，这样的调查不能获得关于农村社会的真知识，而是在强化调查者头脑中已有的知识，这样的农村调查不是真正的调查。为了防止这种情况，人类学家建议，调查者在进入调查现场之后，要让自己无知，而进人事实本身的逻辑中去，而且，调查者要有长期的小社区生活经验，熟悉调查社会的各种关系人等，让自己成为社区的一分子，只有这样，才可以知道所调查社区的真实逻辑。人类学还要求研究者选择一个异文化社区来做深入调查，这样才可以体验到不同文化之差异，从而真正理解调查的异文化社区，又反观反思自己的文化。
家乡社会学的麻烦在于缺乏比较，自以为熟悉，而不自觉；自以为确知，而不奇怪。因此，家乡社会学一定要进行比较研究，不只是在自己家乡进行社会学调查，而且要与其他地区进行比较。有比较才有鉴别，才知道农村之间的差异，才会奇怪，才会反思，才会将常识变成知识研究的对象。不过，以家乡社会学为基础做比较调查，仍有难以克服的困难：对家乡的全方位了解及自以为了解，很容易将比较调查农村的特殊性凸显出来，而没有意识到，比较调查的农村与家乡农村事实上相差不多。在家乡社会学对面的比较农村，是一幅异常的被家乡社会学所凸出（或定义）的特异图像，不仅比较调查的农村不是真实的，而且家乡社会学本身也是建构起来的。
中国人类学尤其是所谓汉人类学的一大弊病是缺少比较的视野，这种比较，往往是以一个家乡社会学（一个人类学家长期调查熟悉的小社区，也构成类似家乡）来与各种文本进行比较，无论这些文本是国际还是国内的，都是另一些人类学家的作品，这些作品，也正好构成了家乡人类学（借用一下）建构自己作品和想象的基础，这样建构出来的想象，已经远非事实本身的逻辑。其后果往往是，看起来构成不同社会根本差异的那些行动逻辑，只是在不同场所，不同时机，或不同约束条件下，同一种行动逻辑的不同表达。我们看起来构成不同社会根本差异的那些东西，只是一些表面现象，我们没有抓住社会本身的深层逻辑，甚至没有在此方面着手。因此，不是以家乡人类学与文本对比，而是有更多不同的经验研究，就变得十分重要。
人类学是一门严谨的学问，有自己严格的方法，这些方法克服了以上所说大部分难题。但在当前中国农村研究中，这个严重的现象，甚至很少被人意识到。即使以不同农村的比较研究来建立对农村事实的认识，我们也是通过差异来建构这种认识，并因此忽视了农村本身运作逻辑的问题。我们以为把握了农村社会的要害，其实看到的东西无关痛痒。
不仅存在认识的问题，而且存在表述的问题。我与申端锋讨论过荆门农村的灰社会问题，我讲了一些灰社会的例子，申端锋说，这类事情在山东农村不大可能发生。原因很简单，山东农村存在强有力的小亲族，个别地痞若想通过灰色手段来榨取村民的利益，村民会组织起来反抗。但荆门农村，农民非常分散，一个不要脸又不怕死的地痞，就可以明抢暗偷，在村中作恶，危害一方乡邻。也因此，荆门农村“两劳”释放人员都成了人见人怕的“狠人”，并从中获取收益。申端锋听到我描述的荆门地痞和狠人做的坏事，说没有想到荆门农村如此黑暗。但事实上，尽管荆门农村有这些地痞、狠人在做坏事，但并非已暗五天日，荆门农民也并非就生活在黑恶势力的水深火热之中。问题是，申端锋从我的叙述中，自然而然产生了荆门农民的生命安全朝不保夕的印象。这当然不是荆门农村的真实情况。我想起自己小时候以为美国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中的印象，又想起到香港访问时，一个很少到大陆农村的香港学者以为大陆农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中，以至于到农村一走，随时可能有生命危险。我对香港学者讲，我在全国二十多个省市农村调研，从来没有遇到他所想象的农村，他并不相信。我还想起《中国农民调查》叙事中存在的有意无意的误导。简单地说，即使我可以真实客观地将荆门农村的灰社会描写出来，由于读者头脑中的知识预期并不真实、客观，这样的客观文字，在缺少足够背景知识的情况下，就会被引申发挥，将一个虚构的农村呈现在读者的头脑中。而如果读者恰是政府官员，要制定农村政策，那么，依据这种被他自己虚构的农村来制定出的政策，又如何能够合于农村社会真实的逻辑，又如何能够真正解决农村的问题？且还不说不同农村的区域差异。
农村是复杂的，这种复杂尤其是面对着我们这些被学科武装起来的所谓学者，就更加隐秘。问题是，我们这些有了一些学科知识的所谓学者却又自信，以为可以将农村分割开来进行研究与表述，而缺少对这种研究与表述的反省。农村本身的完整结构和内在逻辑，被我们这些学者分割开来，纳入到自己的分析框架中。在这个分析框架中，农村本身被切割为诸多碎片，自己不再能够说话，而我们接受了足够多已有的自由主义的、保守主义的、左派的、右派的话语和理念的学者，就可以从无灵魂的农村材料中任意选取自己需要的材料。我们因此可以用这些材料论证我们愿意讨论的任何东西。农村调查资料成了理念的装饰品，实证研究成为一种新的意识形态手法。
学者若只是做做学问，其虚假的、存在问题的农村实证研究的危害还不会太大。更大的危害是从事实证研究的学者可能会误导政策（及误导社会）。那些制定农村政策的政府官员，也往往以为自己曾有过农村工作经验（挂职当过三年副市长），在农村呆过（当过知青），或就是农村出生的，而格外自信自己对农村的了解，也因此格外相信制定的政策合于农村实际。这真是天大的误解。不说农村本身的区域性差异，就是一个深入调查过的农村，也会有着多种面相，没有对农村多种面相的全方位了解，不将农村作为一个逻辑整体来把握，那些影响农村政策制定的学者，更不用说那些自以为是的农村政策官员，就会犯下大错。李昌平不久前与我谈到北京影响政策的学者及制定农村政策的官员，很有些担忧他们对农村的不了解，焦虑于他们制定农村政策时的想当然。李昌平有过长期农村工作的经验，近年又在上面跑过，应该说他的担忧不无道理。
真正了解农村并不容易，以为只要到农村一走，就可以为农村政策开出药方，是当前农村研究领域中存在的严重弊病。如何深入地长期地进入到农村实践中，如何将农村本身作为一个实践的整体，来寻求其中的逻辑，并不断地允许再批评和再表述，不断地发现过去研究中的不足，从而一步一步推进对农村的认识，这不仅是建立中国本土的社会科学的基础，而且于有9亿农民的中国的发展有重大意义。也许，完全地理解和表述农村（哪怕是一个村庄）是不可能的，因为凡是表述出来的真实，都是不同于真实的建构。但是，在今天的中国农村研究中，尤其是政策研究中，我们理解和表述出来的中国农村，离真实实在太远，且被学科与理念分割太多，这样的农村研究会误导政策，会损害农民，会影响中国的未来发展。我们这些做农村研究的人，意识到理解与表述农村的难题，会有助于我们以谦虚的心态，防止过强的理念妨碍我们对农村真实的认识。让我们不自信，让我们来说我们不了解农村，来说我们对农村的一知半解，来发现自己对农村的无知。从而，让我们来做深度农村调查吧！
撩开面纱看乡村建设中的政府作为
■ 肖唐镖
近年来，作为社会热点的中国农村问题，已成为众多研究者热情关注的领域，研究成果日众。在与农村研究同行的交流和讨论中，大家对此在欣慰之余又均有强烈的紧迫感，以为当下紧迫的问题是应考虑“怎样突破瓶颈、将研究进一步深入下去”。笔者以为，这种深入需从多方面人手，既需要有研究工具和方法的更新，也需要有研究范式和理论视野的提升，更需要有对多样性乡土国情的深入观察和比较。《中国乡村调查——政府行为与乡村建设研究》一书作为我们近五年来研究的新成果之一，正反映了自身在这方面的尝试和努力。
前些年，我们对农村问题的研究，更多的精力放在乡村内部的微观层面，如乡村组织、乡村干部和乡民，农村宗族、文化和乡村治理，农民生活、乡村财政和农村经济等等，试图把握和理解乡村社会自身运作的实态及其规则。在此同时，我们也关注到影响乡村社会的宏观体制和环境等外部因素，如城乡二元体制，“分税制”改革对农村发展的影响，政治体制、政府行为对村民自治和基层民主的影响等等，但严格说来，对后一种宏观体制和外部层面因素的关注依然严重不足。不幸的是，这种欠缺同样发生在当今中国农村社会的研究中。在非学术圈的民间社会里，这种现象更为严重，如近年极引人注目的《中国农民调查》一书，对乡村问题的溯源即仅到地市政府而已，根子更多是指向县、乡政府和基层干部。然而，随着对乡村问题观察和理解的推进，我们日益感到：在当今内外“一体化”、上下“一元化”的中国，乡村社会尽管有其自身的运作逻辑和特色，但就总体而论，仍不过是宏观棋盘上的一个小卒而已，无不受着宏观体制和环境的制约。因此，离开对宏观环境的理解和把握，就绝难得到对乡村问题的正解。本着这样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