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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因此，离开对宏观环境的理解和把握，就绝难得到对乡村问题的正解。本着这样的认识，本书即试图主要分析和理解政府尤其是地方政府的治理行为及其相关政策，并以此视角解读其对乡村建设的实际影响，而这正是构成“地方治理之实态与绩效”的重要内容。
显然，在这里，我们是将“地方治理实态与绩效”的研究当作一个经验性论题来处理。有实证研究经验的人士大体会承认，在公开性尚不高的当今中国，观察和研究政府的治理行为总会有一个“准入”的难题，难以做到真正“走进现场”。所幸的是，在本书作者中，除了本人已不是“政府体制内”成员外，其他的皆为体制内成员，有的甚至是位居要职的领导干部。这种身份让我们不仅能自由地进人现场，更能借着对工作的切身体验和感受来研究。换言之，本书正是对作者们自身工作的写实描述和分析，对自己主政区域（或县或乡）的案例研究，或对亲自组织或参与的事件的案例研究。不过，我们的研究虽源自感受与体验，但绝不是仅限于感受与体验，而是力图走向系统、深层和独立，在全面把握实态的运作中理解其内在的规则和逻辑，因此，书中既有大量的现实案例，更有详实的可靠数据，以及对现象本身的分析。
本书涉及了以下论题。
一、乡镇工作实态与政策损农
本书的上编曾以《透视农民负担——来自基层的报告》为题，贴在数个有关“三农问题”的网站上，也为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所办的《中国研究论文库》转载。作者署名“风云一号”，显然不愿表露身份。实际上，除了该文的人员外，本人或许是它的第一读者。
2001年，本人在调离江西省委政策研究室之前的某天，收到一封厚厚的信件，打开一看，那是来自省内一位乡干部寄来的名为《透视农民负担——来自基层的报告》。读罢夹附的短信，方知他是我曾重点采访并研究过的“民选村长”徐国富（参见《民选村长访谈录》，载肖唐镖《转型中的中国乡村建设》，西北大学出版社，2003）的朋友李昌金。浏览他简易装订的报告，说实话，“农民负担”的标题及其充满激情的前言并未引起我的兴趣，因为农民负担于我已是一个十分熟悉的话题，而充满激情的言说往往会缺失应有的客观和理性；但正文中有关乡镇工作实态和上级政策损农的描述和介绍，却引起我的高度注意，那正是本人那些年一直关注的兴趣点。
1990年代中期后，由于对农民收入逐减与负担加重、基层财政日益困难等新问题的关注，本人十分注意了解和把握乡村工作机制的新变化，找寻影响农村形势变化的因素及其发生机理。在数年逐步深入的调查中，得悉其中一些奥秘，如基层政府与组织所面临的前所未有的压力和困难，以及他们加重农民负担的种种花样，应付性地完成上级财政任务中的“买税”、“引税”、“空转”等手段，上级政策是如何抽空农村基层资金、并向基层施压，等等；并由此撰写了有关论文和一系列对策报告（部分已收录于《转型中的中国乡村建设》）。李昌金的这份报告，较为详细地描述了乡村工作的实际运转状况，如经济工作、税费征收、创收等等，特别是描述了县、乡、村财政运转的实况，如面对县里下达的逐年刚性递增的财政任务，乡村的“缺口”越来越大，乡村组织怎么办？他们“完成”任务的办法，罗列起来竟有11种之多：用国家专项资金填；用乡村提留统筹款填；用乡村组织自有收入填；银行贷款；向私人借高利贷；乡村干部用自己的钱填；变卖乡村集体的房、山、地、企业；“化缘”；“寅吃卯粮”；“空转”；“买税”等。他还描述了这些年来一些法律和政策在农村所产生的负面效应，其中包括林业政策和《森林法》、投资政策和粮食政策等，并提出：“一些法律政策的实施效果可能走向立法精神的反面；一些法律政策在某些地方、某些时候可能变成经济发展的桎梏和羁绊。从某个角度看，每一部涉农法律的出台都是给农民头上加了一层紧箍咒；都是给一些执法部门提供了一种向农民收钱罚款的工具；都是对农民利益一次（多次）或大或小的侵占。政策亦如此。这或许可以说是法治的悲哀！”这样的乡村景况，这样的尖锐话语，笔者尽管并不陌生，因为在基层调查中常有胆大且富于智慧的干部也会说起，但由一位基层干部这样较为系统地表述出来，却是第一次。可以说，该文应能帮助人们较为系统地了解中西部地区县、乡、村三级政府和组织的实际运行状况。
经过几天的仔细评阅后，按照书信中所附的电话号码，我直接与李昌金通上话。询问完基本情况后，约他在方便的时候到南昌细叙。不久，我们如约见面，我系统地谈了对该文的看法，提出了进一步修改和完善的意见，主要在准确度、具体化和系统化等方面，并建议强化描述色彩。此外，还建议他围绕县、乡、村之间的互动关系，乡村干部的收入与工作状况，选举与村干部的管理等问题，根据自己的观察和体验做些补充调查，再写一些篇章。后来，收到他通过电子邮件传来的修改稿，其中增加了较多的数据和案例，我做些简单校正后便回传给他。这便是人们在网上读到的文字。建议中的其他篇章，也收到他传来的几个较为简单的初稿，我读后传去修改意见，但因他表示为难后作罢。
如今，本人将该文再做必要的修改后作为本书的首编，不独因为上述这段交往，更因为它切合本书的主题——“政府行为与乡村建设”，而且也因为它所描述的事实——乡村工作运行机制与国家涉农政策和法律——依然在以巨大的惯性运作，并未成为历史素材。此外，还因为其中涉及的一些问题至今仍未曾为研究
萧伯纳的吊诡
■ 王纪潮
萧伯纳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到上海访问可以说是当时中国知识分子界的一件大事情，鲁迅、蔡元培、林语堂、邹韬奋、郁达夫等知识分子和文化精英们都有一种期待，希望萧翁能够为积弱的中国诊断一下，开出一个社会主义治疗的药方来，而萧伯纳本人似乎也有这样的自负。当周围的华人文化精英们阿谀说：“萧先生，你真幸运，可以在上海见到太阳！”萧伯纳立刻回应说：“不，是太阳幸运，可以在上海看见萧伯纳！”有人曾在文章中以此为话题谈到了这件往事（胡学常：《太阳有幸见到萧伯纳》载《中华读书报》2005年，第526期）。在我看来，“太阳有幸见到萧伯纳”的调侃固然是典型的萧式幽默，但实质却反映出萧氏对中国之行的游戏心态和中国文化精英们的无奈。作者在文章结尾还专门提及当时中国的右翼学人对萧伯纳的来访不无挖苦之词。客观地讲，这多少是指出了左翼们希望萧伯纳这个外来和尚可以念好中国经的幼稚。最近，我读《陈君葆日记》（香港商务印书馆1999年4月出版），里面刚好有一段记载萧伯纳来港访问的事情，时间正是他到上海之前。萧伯纳在港对听众也发了一通议论，其中的一些记载可以为胡文做点补充。
陈君葆（1899～1983）是香港闻人，长期担任冯平山图书馆馆长，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与大陆来港的知识分子过从甚密，日记中有不少趣闻。萧伯纳是1933年2月11日到港，据作者记载，香港的学界对他的到来无动于衷，甚至没有派一个代表去迎接。13日的萧氏在香港大学讲演，仍然没有教育界的人物捧场，这和大陆知识分子成为鲜明的对比。结果萧伯纳大讲了一通“青年要做革命者，要与时俱新”的话，还说“毁灭文化的是教育”、“课本不是好东西”、“学校里将来的智识能够完全忘记最好”等等。这是不是萧伯纳意气用事，故意发泄对香港学界的不满？不得而知，但萧伯纳讨厌学术圈子的态度是非常明显的。
作者在日记中记录，萧伯纳在演说中给学生的指示是明确的，就是成为一个革命者。萧伯纳说：“如果二十岁的时候你是一个赤色的革命者，那到了四十岁你还可以有不落伍的希望，但是若果在二十岁你不是一个赤热的革命者，那么到了五十岁的时候你便会成为不堪设想的化石了。”陈君葆因此很受鼓舞，认为萧伯纳是一个“时代的指示者”。针对萧氏要去中国游览长城的舆论，作者断言：“他哪里有闲空看那‘了无用处的万里长城，跳跳过去又过来呢！’”（2月14日）不幸的是，萧伯纳在2月25日的确去看了“了无用处的长城”，而且还有一段与他这个“时代指示者”身份颇不符合的言论：“我来是向中国吸取新的指示，并没有什么诏示给予中国。”（2月25日）可以说，此话不但是使陈君葆失望，而且使整个中国的左翼知识分子界都感到了失望。这也就是说，1933年的太阳在上海看见的萧伯纳不是一个什么社会主义革命的鼓吹者，而不过是一个地地道道的旅行家或美食家。那么多严肃的中国革命问题都被他用幽默左推右挡化解掉了，从陈君葆的日记来看，这大概是有意为之。
陈君葆在2月14日的日记中记载了萧伯纳在香港讲演中的一段很重要的话，也可以证明萧伯纳本人对来华发表演说的游戏心态。萧伯纳说：“……今天的几句话你们听了，在你们能够统通忘掉最好，便是在此后和一个礼拜当中略将它们咀嚼细味一下往后也要将它忘记掉。这不是趣语，而实有许多回味在里面。”我们不禁要想，萧伯纳的这番话包括不包括要求青年做革命者的言论？当时在场的每个人可以有自己的判断，陈君葆恐怕认为是不包括的。只是在事隔七十年之后再来看它，萧伯纳在煽起青年们的热情之后，又来这么一个急刹车，我认为这不是他的幽默，而是此翁的狡黠。我们知道政治学界有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