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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篇幅上看，杨书仅收与古汉语有关的词条，以一人之力编成，全书就收词目4000余条，72万字；《语言学卷》多人执笔，分为普通语言学、文字学、语音学、音韵学、训诂学、词汇学、语法学、语义学、语用学、方言学、修辞学、应用语言学等12个分支学科，收词目却只有3300条，67万字。
从具体分支学科上看，杨书“训诂学”部分，收260条，《语言学卷》收200条；杨书的“修辞学”部分收和修辞格有关的条目179条，而《语言学卷》只有76条。这样，大量的很有备查价值的词条就被遗漏了。
《语言学卷》的“训诂学”部分仅训诂术语就失收“属、别、丑、醜”等表示事物种类的词语，收了“用于以解释具体解释抽象……”的“谓”，没有收“谓之”和“之谓”，而这两个术语和“谓”的用法不尽相同。
“普通语言学”部分收了语言起源的“手势说”和“感叹说”，但一般语言学概论书上经常提到的“社会契约说”、“劳动叫喊说”、“摹声说”均付之阙如。
“文字学”部分收了表文字排列顺序的“下行”，未收“上行”、“环行”。
“词汇学”部分未收“词的内部形式”、“词的理据”这样重要的条目。
“语言学人物”部分没有收列一些历史上很有影响的学者，如三国魏初的张揖，宋代的郑樵、陆佃、宋庠等人，明代的兰茂、梅膺祚、方以智等，虽然在后面“著作”类中提到了其中的部分学者，并且做了简单的补叙，但毕竟不便于查检，而且没给他们应有的地位。
至于“修辞学”部分遗漏就更多，以辞格为例，现在能独立设格的修辞方式有上百种之多，如1989年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出版的《汉语修辞格大辞典》收入277个辞格名称，其中正式的117个，内含小格121个，不能独立或待探讨的39个。而收辞格数目最多的是汪国胜等编的广西教育出版社1993年出版的《汉语辞格大全》，共收辞格名称691个，其中独立的辞格就有231个。当然，这些辞格名目许多还有待于研究，加之《语言学卷》不是专科的修辞学辞典，自不必收列如此众多的辞格名目，但是，一些在修辞学中已经得到公认的辞格未收就有些不妥，如“仿拟”格除了“仿词（仿拟词）”外，还有仿语、仿句、仿篇、仿调等四个二级辞格，又根据所仿意义是相近还是相反可分为近仿（类仿）和反仿，不应只收“仿词”一个二级辞格的名称。
综上所述，《语言学卷》在篇幅上只是对《辞海》稍有扩充，但要满足“文化层次较高的读者”对《辞海》查检提出的“更高的需求”只能是部分实现了。据笔者愚见，《语言学卷》收词应该在五六千条，篇幅在一百万字以上，才能配得上《大辞海》的“大”字。也许有人说，整部《大辞海》有不同的分科，要出一二十卷呢，合起来就“大”了，但是《辞海》原本就含有几十个学科的内容，新出的“大辞海”就是要弥补《辞海》的局限性而编的，如果《大辞海》每个分卷本收词并不比《辞海》多，解释不比《辞海》详细，要《大辞海》干什么呢？
二、《语言学卷》中存在着大量不准确不精细的解释以及缺乏照应的条目
现代科学发展的一个方向就是学科分类越来越细，对理论的阐释也是越来越准确精细，但《大辞海》的许多解释却不能反映出语言学科的新发展和新变化，如“文字学”部分对“战国文字”的解释，只用了不到一百个字：“战国时期所用汉字的通称……书系不一，变异交错，反映了秦始皇实施‘书同文’以前‘文字异行’的实际。参见‘东土文字’和‘西土文字’。”战国文字是这些年文字学界比较关注的现象，它有什么价值，只字未提，在“东土文字”和“西土文字”条目中也没提及。但《实用古汉语知识宝典》的解释，就充分说明了“战国文字”的价值：“战国文字上承甲骨文、金文，下启小篆、隶书，古文字阶段至此接近尾声，后代文字则开始萌芽，因此是汉字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阶段。”《大辞海》这一类的解释不深不透的现象挺多，不一一列举。
《语言学卷》中还有不少很容易就发现问题的词条。
如“词汇学”部分“同音词”条曰：也叫“同音异义词”。声音相同而意义不同的词。……有的写法相同……如“打”（打人，动词）和“打”（一打铅笔，量词）。
按：举例错误。“打人”的“打”声调是第三声（上声），而“一打铅笔”的“打”声调是第二声（阳平），声调不同就是声音不同，怎能是同音词呢？像“花钱”的“花”与“花朵”的“花”这样的读音完全相同而意义不同的词才是同音词。
“词汇学”部分“俗词源学”条云：又名“通俗词源学”。从民间传说考究词语来源及其发展过程的学科。如北京西面的门头沟被解释为“馒头沟”，说因门头沟周围的山状如馒头而得名。
按：释义不全面。有的“俗词源”可以从民间传说中考究，但是很多词语的来源和民间传说没有关系，如“梨花大鼓”，本为“犁铧大鼓”，因伴奏时用“犁铧”伴奏，后讹变为“梨花大鼓”。像上引“馒头沟”也与民间传说无关。张绍麒先生认为社会因素、语言系统发展（如汉语语音变化、语素更替、内部组合形式变异）等都可能导致流俗词源，而有些流俗词语可能导致民间传说，但是很多词语并无民间传说伴生（见语文出版社2000年版《汉语流俗词源研究》）。故词条可以根据高名凯、石安石主编《语言学概论》（中华书局1987年版）的相关看法释为：人们根据语音的相似，既不考虑语音的历史发展，也不考虑词义的演变过程，而去牵强附会地推测出的词源，称为俗词源。研究俗词源的语言学科叫俗词源学。
还有“词汇学”部分的“同素词”条释作：又称“同素反序词”。一种语素相同而结构次序相反的词。
按：“同素词”未必都是结构次序相反的词。武占坤、王勤《现代汉语词汇概
李健吾
一
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5月整理出版了李健吾先生当年以“刘西渭”笔名发表的《咀华集》和《咀华二集》，以《咀华集·咀华二集》的书名，列为该社“大师谈文学”丛书之一。虽然很早就已经知道李先生的这两本名作并且读过其中的几乎所有篇章，但我一直没能买到一册，所以这次很高兴终于能得到此书。
新书人手，自然乘兴再读，不料忽然发现一个过去一直不曾注意到的问题。
本书卷首的《出版说明》中说：“《咀华集》出版于1936年，《咀华二集》出版于1942年。”《咀华集》没有什么，《咀华二集》的出版时间却显然有些儿不对。
《咀华二集》所收八篇评论，其中固然多数都写于1942年之前，但最后三篇，《〈清明前后〉》文末注明写于“一九四六年”（顺便说一句，印象中一般选本里用的是民国纪年，想来原书如此，我一直对这种擅改为公元纪年的做法不能同意），《三个中篇》写于“一九四六年七月二十八日”，《陆蠡的散文》写于“一九四七年三月五日”，均在1942年之后。而且，茅盾的《清明前后》剧本1945年发表出版；三个中篇中（乔）穗青《脱缰的马》1943年12月重庆自强出版社出版（为该社“新绿丛辑”之一），郁如《遥远的爱》初刊1944年《文阵新辑》，同年4月由重庆自强出版社出版，路翎《饥饿的郭素娥》1943年3月由桂林南天出版社（一说希望社）出版，——这三个中篇的出版时间（及出版者）此处所写不一定准确，但也不会有太大出入；——写陆蠡的一篇写到他的被害，说他失踪那天是1942年4月13日，显然也不可能是写于1942年之前。此外，作者在《咀华二集》的《跋》中还曾说到，书中关于朱大栅（有的书中写作“柟”或“枏”）的那篇的写作已经是“将近十六年了”，而书中《朱大枬的诗》文末所注的写作时间是“一九三一年五月”，如是，则此《跋》当写于1947年5月稍前，也就是书中最后一篇《陆蠡的散文》写成稍后。如此，则《咀华二集》的出版时间应是在1947年5月前后，而绝不可能是在1942年。
二
起初我以为就是复旦大学出版社在本书的《出版说明》中写错了出版时间，于是随手查阅了述及此书的几本著作，想看一下对此书出版时间的准确记录。不料这一查竟然又发现了一个令我非常吃惊的现象。
首先查阅的是钱理群、温儒敏、吴福辉合著的《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修订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7月第1版），该书在各章之后附有“年表”，颇便查阅。翻读一过，未曾见到对《咀华二集》的记录，只在第221页第九章的“年表”中提到，1936年12月，“刘西？胃批评论集《咀华集》由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本章在第207页提到了李健吾：“刘西渭能够容纳、理解不同艺术个性的作家，他的批评集《咀华集》所评论的对象中就包含了政治倾向和艺术流别彼此不同的作家：曹禺、卞之琳、朱大柟、沈从文、废名、夏衍、叶紫和萧军，等等。”所说到的八个作家，倒有朱大棉、夏衍、叶紫、萧军四个是在《咀华二集》中才论及的，而关于夏衍的那篇《〈上海屋檐下〉》写于1942年1月，《叶紫的小说》一篇则写于1940年，均在《咀华集》出版的1936年之后。而这个第九章所讲的是“1928~1937年6月”之间的“文学思潮与运动”。——我所据的《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是1998年12月第2次印刷的本子。这次特意到书店去看了一下，此书最近的一次印刷是2005年7月第21次印刷，版式、装帧与旧本不同，内容则似乎全未更动，故这个错误还是一仍其旧。
在中国现代文学馆编的“中国现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