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奖，为了拿“五个一工程”奖，所以耗费了国家很多的资金，制造出来却大部分是垃圾。而很多很多的作品在它创作的时候并没有想到宣传，但是由于它的创作适应了时代的需求，表达了人们的呼声，结果这些作品真正成为了“主旋律作品”。今天要讲的《雷雨》，就是这样的一部杰作。
今天的题目——“当年海上惊雷雨”，有的同学问是不是我自己杜撰的，不是。“当年海上惊雷雨”是茅盾先生说的，是茅盾先生写给曹禺先生的贺诗里面的一句。七十年前，《雷雨》在中国上演的时候引起了巨大的轰动。近来我每个礼拜在隔壁讲“金庸”，金庸的小说半个世纪以来久盛不衰，能够与金庸作品所产生的巨大轰动效应相媲美的作品并不多，其中就有曹禺的话剧。曹禺的话剧每一次上演，都会形成一个不小的热潮，所以不只是“当年海上惊雷雨”，在当今，也是惊心动魄的。
讲话剧其实并不是我们大学中文系的擅长。话剧是综合艺术，应该在艺术门类的学校来讲，我们讲话剧有自己的局限。最大的局限就是：我不知道在座的各位有多少人经常看话剧，谁来讲一讲，你经常看话剧吗？或者有生以来看过十场以上话剧的请举手。看来寥寥无几，这正是我们这个国家落后的一个原因。我不是说什么事情都是西方的好，但是在这个问题上，你到柏林去，到巴黎去，到伦敦去，看看他们每年看多少场演出，每年看多少场歌剧，多少场话剧，这是个巨大的差异。我们现在老跟人家比，说每年培养多少大学生，发了多少文凭，经济数据怎么样，盖了多少高楼大厦，买了多少汽车，这些都是没有用的。一个国家的人民每年不看上几十场演出，包括音乐会、话剧、昆曲等等，那所有的数据就都是泡沫。就像当年的洋务运动一样，一场甲午战争把所有数据都打得灰飞烟灭。住着大厦、开着汽车，并不代表头脑里就有文化。我相信在座的一定还有这样的朋友，有生以来从来没有看过一场话剧，只在电视里看过。因为我知道：伟大的首都北京有多少演出场所供给大家？很少。我们海淀区拥有中国最高级的20万颗头颅，给我们看多少话剧？很少。在海淀文化节上，海淀领导就提出了这个问题：北大的学生愿意看演出，但是海淀没有提供这样的场所。我们看演出要跑到天桥剧场，跑到保利剧院，很远，晚上打车回来很不方便，所以很多老先生就不去。我看海淀变得越来越“土”，“海”字离得很远。记得原来朝阳区很“土”，但现在是越来越“洋”。我说海淀领导要把海淀建设成知识型的城区非常好，但是落实在哪里？修这么宽的中关村大街连停车场都没有，什么时候考虑过人，什么时候考虑过精神上的人，没有！我只是搞文化研究，别的事情我管不了，也不懂，但是从我的角度上，我建议个别领导人还是多看一点话剧吧。
因为话剧这门艺术到中国虽然说已经很长时间，虽然在中国100多年了，但是如果比喻成一个树种，那么长得并不是很茂盛。虽然有几棵很不错的树木，但是做为森林来讲，这一片森林还是比较幼稚的。因为话剧它和电影、电视都不太一样，特别是当电影、电视出现之后，话剧本身“阳春白雪”的一面就更加突出。很多人都喜欢看电影、看电视。比如说海淀剧院，海淀剧院有时候问他为什么不到我们这里演，他们就说我们这边演戏赚钱不多，如果播放电影赚钱就比较多。如果单是赚钱的理由也不对，因为赚钱的方法只能是门票吗？！如果你们上演很优秀的剧目的话，这些人来并不是光买一张门票进去，他要在海淀消费，要在海淀买书、喝咖啡、找朋友，没准还买房，赚钱都不会赚，只考虑可怜的门票收入。
当年海上惊雷雨：曹禺的《雷雨》（2）
话剧从晚清到民国初年，经过很长时间的积累，特别是经过革命以后，很多人投入了大量的精力，但是一直知名度不高。如果不是学中文系，你们还能说出曹禺之前还有哪个话剧家？以前的形态都是独幕剧，听起来好象也是一个剧，但是20年代的独幕剧的水平还不如现在各种晚会上的小品。如果各种晚会上的小品比较好，比如春节晚会的小品，拿到20年代那就是杰作。20年代的独幕剧，不管怎么说它们很重要，虽然拿到今天来看都是不及格的，都是很差的东西。实事求是地说，是很差的，不是因为我研究这个就要说好。但是他们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任务，就是积累了艺术经验，经过很多次的失败。话剧这个东西和中国人的欣赏习惯一开始是格格不入的，中国人喜欢看有头有尾的故事，中国的戏曲人物，上场先介绍自己的身份。而话剧一开场，故事就已经开场了，再加上外国的背景，外国的语言方式，中国观众就更难以接受。但是经过几十年的积累，到了三十年代，中国话剧终于有了飞跃性的进步。这个进展如果寻找一个显著的标志的话，那就是出现了一位具有世界水平的话剧大师，就是曹禺先生。我们今天老说“与国际接轨”、“向一流迈进”，我们说的“建一流大学”，“树一流校风”等等，我们老有“一流”梦。话剧直到出现了曹禺，才可说达到了一流。当然曹禺背后还有“垫底”的，还有一大批人，田汉、夏衍、郭沫若等。20年代很多剧作家的水平也很高。
这里首先介绍一下曹禺的生平。“曹禺”这个名字很好，凡是很好的作家名字，都要怀疑他是不是原名，很漂亮的一个名字。曹禺不是老曹家人，不是曹雪芹的后代。曹禺的名字原来是比较俗的，很像我刚买的一个热水器的名字。他叫“万家宝”，是一个很商业化的名字，很可能出一个牌子叫“万家宝”，像“万家乐”一样。我原来有一个学生叫“高姿”，我说你的名字很可能出现在广告里，结果真的出了这么一种化妆品。万家宝出生在天津。天津做为一个文化城市的地位，始终没有得到应有的认识，很多人没有感觉到，其实天津是非常有文化品位的城市。天津人的文艺欣赏水平是非常高的，北京的演员必须得到天津群众的认可才能火，像马三立，还有很多京剧演员，在天津火了才会火。全国文艺界很多的人都是从天津出身或者是天津人，或者是在天津混出来的。曹禺的父亲是一个旧军官，后来地位比较高，做过民国大总统的秘书，他和上层的人物，军官、政府人员来往密切。但是很多军官其实都是文人，越是高级军官越是文人。他父亲能够写诗，做文，还能够写戏曲，是这样的一个文职军官。这个家庭对曹禺产生了非常深的影响：一方面使他接近文艺，他的母亲们每天都要看戏剧，使他有很好的艺术修养；另外一方面也使他对上流社会有了独特的了解，别人不可能有的了解。曹禺从小就非常聪明，思想上、言语上非常有才华。有一次，黎元洪要决定一个小的战争打不打，他们举办一个活动：挂一个白布上面什么都没有，找童男童女，让他们说看到什么，相信童男童女看见什么就是什么。问万家宝，万家宝就说他看见大总统骑着大马非常威风，刚刚打了胜仗。黎元洪非常高兴，送给他一块金表。事后他父亲问，你真的看见了？他说我什么也没有看到，就是挑他高兴的说。这就奠定了他“虚构”的本事，当场表演不露痕迹。后来在1922年，他12、13岁的时候，曹禺就进了南开中学。南开中学是中国非常有名的中学，出了很多的人才，特别是在戏剧方面出了很多的人才，包括周恩来。周恩来当年也是热衷于戏剧表演，而且擅长扮演女性角色。在这里，曹禺喜欢阅读外国的一些作品，特别是喜欢法国作品。曹禺也是在求学期间参加过很多戏剧演出。那个时候为什么都是男性来扮演女性角色？因为风气虽然开了，也有很多女学生要求两性平等、妇女解放，但是演戏在中国还是很忌讳，谁都不愿意演个性解放的女子，虽然心向往之。如果演的话会受到很大的压力。一个背叛家庭，背叛自己丈夫的女性，一般的女生不敢演，这样的角色一般都是由男性来担任。
当年海上惊雷雨：曹禺的《雷雨》（3）
从小一直到上中学，曹禺的内心世界一直都是比较忧郁的。他虽然生在一个锦衣玉食的大家庭中，受到百般的宠爱，但是每天谈的都是国家大事，谈的都是很成人化的事情。他一个小孩子生活在一个空荡荡的深宅大院之内，其实没有知音，没有小朋友来往。所以你说到底是曹禺的童年好还是老舍的童年好，这很难说。跟捡破烂的小朋友在一起好，还是在大院里看京剧咿咿呀呀比较好，各有所得。一个小孩没有什么朋友，没有什么知音，但是早早听到很多大人的事情，这就促使他早熟了。早熟的结果就是他心里面经常有一种特别的情绪，他后来回忆说心里经常有一种莫名其妙的忧伤。在生活上特别无忧无虑的人，往往会有一种莫名其妙的忧伤。你发现生活上不满足的人，每天忙着挣钱吃饭的人没有忧伤，他们只有快乐。从中关村往那边走，看卖光盘的人，他们挺快乐的，老问我要不要VCD，我想问他们一句：“你忧伤吗？”我发现忧伤的是我，无聊的也是我，他们很充实。曹禺这种人就很忧伤，他心里有一种遥远的空想，他从小就养成了一种喜欢向远处想的习惯。“远处”或者是“远方”，这对于曹禺是很重要的一个概念。像这种人，他不喜欢自己当下的生活，他很喜欢投入另外一种生活，用昆德拉的一句话说，就是“生活在别处”，可是他又不得不生活在这里，就像我们不得不生活在现在一样。其实很多人都想方设法既生活在这里，又生活在别处。其实我们有的时候追求的就是这样一个情况，只是我们自己说不清楚。我们生活在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