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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从1967年尼克松竞选总统时开始参与公众事务的。此前，我一直在私下里写一本经济学教科书，是和哥伦比亚大学一位名叫马丁·安德森的金融学教授合作的。马蒂（译者注：马丁的昵称）在保守派圈子中很有口碑，因为他写过一本名叫《联邦推土机》的书批评城市改造，受到尼克松关注。我们原计划合写一本书描述自由资本主义制度；有点讽刺意味的是，我们决定让马蒂这位学者撰写有关商业的章节，而我这位商业顾问则负责理论部分。不过，我们这项合作开始没多久，尼克松就请马蒂加入他的总统竞选班子，作为他的国内政策首席顾问。
他一加入竞选班子，就问我能否帮他们的小班子出谋划策写写讲稿。那时候除了马蒂只有4位高级幕僚：幕僚长帕特·布坎南、威廉·沙费尔、雷·蒲莱斯和伦纳德·加门特。莱恩（译者注：伦纳德的昵称）是我惟一认识的人，尽管自从二十年前在亨利·杰罗姆管弦乐队同台演出之后，我们很少见面。当时，他是尼克松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该事务所在纽约，全称是尼克松—麦基—罗斯—古斯瑞—亚历山大—米切尔。我们六个人出去吃午餐，顺便讨论我能为竞选做点什么。他们喜欢我的某些想法，最后，布坎南认为，在大家进一步行动之前，我应该先见见候选人。
两天后，我去尼克松办公室见他。我很奇怪他在政治游戏中落于人后。和每个人一样，我记得他在1962年角逐加利福尼亚州长失利后，曾在告别演说中挖苦记者，说新闻界一直和他对着干：“先生们！您们将没有机会糟践尼克松了，因为，这是我的最后一次记者招待会。”
尼克松在尼克松—麦基—罗斯的办公室里塞满了纪念品和签名照片——我有一种感觉，仿佛有一个曾经举足轻重的大人物被冷落在这间小屋子里，满眼往事旧忆。不过，尼克松穿着考究，并不只是打份得象个成功的纽约资深律师，其做派也是如此。他没花时间闲聊，上来就用经济学和政策方面的高深问题来套我的话。当他陈述问题时，巧舌如簧天衣无缝，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在后来的竞选中，我有时必须在尼克松和媒体见面前，就某个问题向他通报一下，他也会同样地严阵以待，表现出事实为导向的律师风格。对于一件他不怎么了解的事，他只要听上5分钟——比如突发的新闻事件——就可以出来说话，听上去象教授一样博学。我该说他和比尔·克林顿是我迄今共事过的最聪明的总统。
尼克松竞选总统委员会在帕克大道和第57大街的街角、美国圣经学会旧址里设有办公室。刚开始，我每周工作两个下午，随着竞选活动紧锣密鼓地展开，便增加到4个下午、5个下午，乃至更多时间。他们任命我为“经济与内政政策顾问”，但我自始至终是个彻头彻尾的志愿者。我密切配合马蒂工作，他向哥伦比亚大学请了假，全职投入到竞选这架飞机上了。我的部分工作是协调各种问题的诸多反应：我们赶着汇总必要的研究结果，连夜传真给尼克松和竞选团队。尼克松希望给人见多识广的印象，我协助组织经济方面的工作小组。这些工作小组的主要任务，就是把选民带进尼克松行营。当时在美国，注册选民资格的民主党人差不多是共和党人的两倍*，尼克松需要尽其所能地囊括每一个人。每个工作小组都会和尼克松会面，小组成员把他们的想法告诉他，人人都笑哈哈地握手拍照。不过，我最喜欢的工作，同时也是我最独特的贡献，却是整合州和地方的民意调查。在2004年的竞选活动中，政治家们可以上互联网，每天都能根据五十个州内的民意调查得到最新的选票计数。1968年那会儿没有这种技术，但是我搞了个尽可能类似的东西。我把所有能找到的各州计票结果，和过去的投票模式及投票趋势联系起来，研究还未举行投票的各州情况——所有这一切用来预测普选和选举团的投票
*当时的选民分布情况，据美国选民研究中心称：1700万已注册的民主党选民，对900万已注册的共和党选民。
1968年7月下旬，就在共和党大会一个星期前，尼克松召集高级幕僚在古尔尼旅馆开会，那是一个位于长岛最东端蒙涛克小镇的海滩度假胜地。大约有15个人出席了这次会次——包括我好几个月前就开始共事的那帮人在内的所有幕僚。尼克松已经知道有足够的票数获得总统提名，所以这将是一次工作会议，将大致定下他想在提名演讲中着力阐述的主题。可是，当他在会议桌前坐下时，却不知为什么一脸怒容。他撇开我所期待的政策讨论，一上来就强烈谴责民主党如何如何地使坏。他声音不高，但是措词激烈，说着令托尼·索普拉诺（译者注：美国电视剧《黑道家族》里的黑帮老大）也要脸红的粗言秽语。我大吃一惊：这可不是我打过交道的尼克松啊！当时我没有意识到：自已所看到的正是尼克松个性中突出的另一面。我无法理解一个人怎么会有如此不同的两面性。过了一阵子，他平静下来后，会议才接着往下开，但是从那以后，我对他的看法改变了。这使得我在竞选结束后非常不安落，当我被邀请加入白宫幕僚时，我回答说：“不，我更愿意回去干我自已的老本行。”
五年后，随着水门事件中录音带的公布，尼克松粗俗下流的一面果然大白于天下。在录音带中，他这个表面上看起来极其聪明的人，却不幸是个疑神疑鬼孤芳自赏愤世嫉俗的家伙。克林顿政府曾有人指控尼克松反犹太人，而我说：“您有所不知：他不单单反犹太人，他还反犹太人，反意大利人，反希腊人，反斯洛伐克人。我不知道他喜欢过什么人。他恨所有人。他可以一面说着亨利·基辛格的坏话，另一面却任命他为国务卿。尼克松离开白宫时，我松了一口气。你不知道他会做出什么事来，而美国总统这个职位掌握着大得令人生畏的权利——很难让一个宣誓捍卫宪法的军官开口说“总统先生，我不干了。”
当然，尼克松是一个极端例子。但我开始明白：政坛上层人物真的是与众不同的。杰瑞·福特是总统中最象常人的，但是他不是竞选上来的。多年来我矢志不渝地推动一项宪法修正，未竟其功。这项宪法修正说的是：“任何欲登美国总统大位、愿做必行之事者，不得就任总统。”我只是半开玩笑噢。
尽管我没有在尼克松政府做固定工作，华盛顿还是成了我生活的重要部分。在尼松克宣誓就职前，我作为预算的临时指导者，协助筹划了尼克松的第一个联邦预算。我在各种工作小组和委员会中做过事——其中最重要的是总统委员会，那是由马丁·安德森精心策划的清一色“志愿军”，该委员会在国会里为废除草案（译者注：该草案反映了自由市场派经济学家的观点，和下面所述的管制经济大不相同，所以被废）铺平了道路*。后来，随着朋友和职场熟人纷纷担任经济和内政政策方面的政府要职，我发现自已花在环城快道（译者注：指包围华盛顿DC的州际高速公路，也指美国政界）上的时间越来越多了。
*尽管安德森组建了总统委员会，但是他没在里面做事。主事者是曾在艾森豪威尔总统任内担任国防部长的小托马斯·S·盖茨。
由于商业深受越战和国内动荡形势的影响，经济表现得阴晴不定。为了帮助支付战争费用，在约翰逊总统任内，一项强行增收10％联邦所得税的政策拖了好久之后终于严格施行，该政策在尼克松任内继续实行，给经济造成了不良后果。1970年，我们在不知不觉中陷入衰退，失业人员上升到6％——大约500万人没有工作。
与此同时，通货膨胀似乎自行其是。它没有按所有预测模型预期的那样下降，反而以5。7％的年率快速上升——比起随后的通胀还算是低的，但按今天的标准来看，已经高得岌岌可危。从当时盛行的凯恩斯主义经济观点来看，失业和通胀就象跷跷板上的两个孩子：一个上升，另一个则下降。概言之，当时认为失去工作的人越多，工资和价格上涨的动力就越小；反过来，失业人数下降，劳力市场趋紧，工资和价格便倾向于上升。
可是，凯恩斯主义经济模型解释不了为什么失业和通胀会相继上升。这个现象，后来被称为“滞胀”，搞得决策者们不知所措。经济工具在十年前令御用经济学家看似颇有先见之明，事实上，并没有好到能令政府微调经济的地步。（几年后的一项调查显示，大众把经济学家的预测能力和占星家混为一谈。这让我怀疑占星家做了什么错事，以至于被人和经济学家相提并论。）
（从当时盛行的凯恩斯主义经济观点来看，失业和通胀就象跷跷板上的两个孩子：一个上升，另一个则下降。概言之，当时认为失去工作的人越多，工资和价格上涨的动力就越小；反过来，失业人数下降，劳力市场趋紧，工资和价格便倾向于上升）
现在美国，乃至世界经济就处于失业高通胀低时期，看来正是典型的凯恩斯主义经济。
大家如何看待这个现象？讨论一下看？下一步，经济会如何变化？
要求政府当局解决这些问题的政治压力越来越大。阿瑟·奥肯曾是约翰逊任内的经济顾问团主席，以诙谐的幽默感名噪当时，他发明了“不安指数”来描述当时的窘境。不安指数只是失业率和通胀率简单相加。当时，不安指数达到了10。6％，而且自1965以来，一路上升从未下降过*。
*不安指数后来改名为痛苦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