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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蓠笆遮住。我的对手是能源大亨弗兰克·扎布，他也很长时间没有打网球了。因此我们很幸运没有人在场观战。
每个周六或周日我都会往返纽约——我要给寓所里的植物浇水，还要陪母亲共度时光。这些旅行和生意无关：符合利益冲突规则，我已经完全从汤森—格林斯潘公司的运营中退出来，全权委托他人打理。公司在我的副总裁们手里，她们是凯茜·埃克夫、贝丝·卡普兰、露西尔·吴和临时回来帮忙解决棘手问题的前副总裁朱迪思·麦基。汤森—格林斯潘公司是不同寻常的，因为在这个盈利性机构里，男人们在女人们手下当差（我们总共大约有25名员工）。我雇佣女性经济学家不是因为受妇女解放运动的激励，仅仅是出于良好的商业头脑。我对男性和女性的价值同样尊重，并且发现由于其他雇主并非如此，使得女性经济学家比男性经济学家廉价。雇佣女性有两大好处：汤森—格林斯潘公司花同样的钱做出了更高质量的工作，并且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女性的市场价值。
我总是在周末带上经济顾问团的一些工作来做。周一至周五，我每天会工作10到12个小时。我惯常的做事计划很惬意，从黎明时分泡一个长长的热水澡开始。1971年扭伤后腰后，我就有了这个习惯。作为恢复疗程的一部分，我的整疗医生建议我每天早上泡一个小时的热水澡。我发现自已喜欢泡热水澡。这可是个理想的工作环境。我可以读，也可以写，而且完全不受打扰。一打开排气扇，我就能听到白噪声（译者注：白噪声是各种频率声音的混合，令人平静放松）。我的后腰后来痊愈了，不过到那时，泡澡已经成了一种主动选择。
我早上7点30分出门。我的寓所就在水门大厦，离旧的行政办公大楼很近，我可以间或步行去上班。围绕着白宫的街道要比尼克松当政时期安静得多，以前每次我到访华盛顿都不得不穿过抗议人群。我的日常公事和其他公务人员所做之事很象。白宫工作人员在上午8点钟碰面，经济政策委员会在8点30分聚会，一天的工作就此开始了。我通常会工作到晚上7点钟，其间打打网球或者偶尔玩玩高尔夫球。总统会定期约我去华盛顿郊外的一家名叫燃烧树的乡村俱乐部打高尔夫球，那里后来由于不接待女性而声名狼藉。如今，没有哪位总统可以这么做，但是1970年代早期，很少会有人对此抱怨。我会去参加晚宴或者去参加音乐，一般都坐在总统包厢里，要不就在某个招待会上露个面。我没有真正休过假，但是我并不介意。我一直在做我喜欢做的事。
经济复苏大大地提高了福特在1976年成功竞选的机会。鉴于公众对水门事件的扫兴记忆、尼克松的道歉、通货膨胀和欧佩克问题，很多权威专家开始放言：不管是福特还是哪个共和党人，都没有什么机会获胜。那年夏天，共和党全国大会召开之前，民意测验表明福特落后30多个百分点。然而，由于福特行事谨慎、公正无私——还有他的执政成就——终于赢得尊重，很快缩小差距。
现在的美国国会也是受金融界控制和左右了，我真担心金融街的人摇身一变进了政界，迟早会绑架纳税人其实已经绑过了。
美国金融界或企业界的人，本来就可以随时进入政界。比如：格林斯潘回忆录中提到的美国前财政部长保罗·奥尼尔。或者说政界中的人随时会到企业界做总裁或顾问之类的高级职位。
布什父子的企业背景，在回忆录中也交代得很清楚。美国真是一个国家利益和资本家利益一致的国家，当然也要考虑到普通选民在某种程度上的平衡作用。
美国金融界或企业界的人，本来就可以随时进入政界。比如：格林斯潘回忆录中提到的美国前财政部长保罗·奥尼尔。或者说政界中的人随时会到企业界做总裁或顾问之类的高级
我觉得不是这样的。
进入政界，需要你有政绩的，大部分政客是从大学所学专业开始就参与政治几十年，才能做到议员那个位置。
美国财政部以及美联储，最近的人选都是美国建国以来的例外，而且是有附加声明的， 金融危机时期的暂时负责人等头衔。
布什父子的企业背景，在回忆录中也交代得很清楚。美国真是一个国家利益和资本家利益一致的国家，当然也要考虑到普通选民在某种程度上的平衡作用。
资本利益确实决定着政治利益， 可资本是个很大的范畴，包括石油，能源等领域， 而金融只是其中的一个范畴而已。 我提到的就是金融界还没有像现在这样大举进军美国政界的。
我说的小毛病举个例子：83页，原文“如果下面他要的定义”，似乎“如果下面是他要的定义”更为合适。这样的小毛病很多，需要完善译本。但总体来说，译得不错，读起来很流畅，没有有些翻译的东西那种桀倨骜牙难以卒读的感觉。本身的内容也很吸引人，捧起来就想一直读下去。前面这些部分是格氏职业生涯的描述，能了解到不少东西，后面似乎是格氏对世界不同地区的评论。楼上有说没提到尼克松废除金本位，这可能和尼克松当选后格氏拒绝了加入白宫幕僚的邀请，回到纽约他的公司远离华盛顿圈子有关。这本书我觉：关于您说的“进入政界，需要你有政绩的，大部分政客是从大学所学专业开始就参与政治几十年，才能做到议员那个位置”，说的是实情。但是，恰恰是这“大部分”政客不能主导美国国策（虽然他们也很重要），他们往往是被争取的对象或者风吹两面倒的墙头草，常常被美国权力核心的人物借助新提案或政治事件所操纵，这些政客在很大程度上确实代表了选民利益，操纵了他们，也就操纵了美国选民，操纵了美国国策。当然，这种操纵不是无限放大的，由于美国宪法很稳定，加之美国人的参政议政意识和能力相对来说很强，这些政客及其所代的选民利益还是能得到较大的保障。
那么与这些“大部分政客”相对应的美国权力核心人物，是哪些人呢？看看小布什的上升之路吧，这决不是偶然的。再看看希拉里吧，她是做了几十年的政客，但是她差点儿成为美国第一任女总统，这决不是因为她努力了，也不决不是因为她有才华。看看历届美国内阁，也就是所谓总统幕僚的上升之路，我们也就明白“一人得道，鸡犬升天”或者“藤拉藤，线牵线”的情形在美国政界是相当普遍的，决不是在国会“死做几十年”就能走向权力巅峰或权力核心的。
既然美国政界如此“黑暗”，如此多的“裙带风”，为什么美国还标榜是最民主的国家？世界上大部分人似乎也承认美国是最民主的国家？第一个问题好回答：自说自话嘛！第二问题也好回答：美国的自说自话，相比于世界上很多其它国家，还是比较有分寸的，相对来说“最民主”了。美国权力核心的这些人物，往往有着强烈的精英意识，在精神层面抱成团，扮演保护美国人民拯救世界的角色，在他们看来，他们的利益，就是美国人民和全世界的利益，反过来，美国人民的利益或全世界的利益就是他们的利益。所以，他们可以悍然出兵伊拉克，也可以在看似和他们没有直接利益的事情上硬插一手。这些人看似党派不同，甚至在美国制度中处于互相制衡的位置，其实，骨子里是一路货。他们的职位可以“轻松互换”：白宫幕僚长眨眼间成为国防部长，商界人士立马成为财政部长，白宫幕僚长和财政部长职位对调，财政部长成为国务聊，昔日总统经济顾问成为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甚至在其回忆录中对此过程有生动描述：
1987年3月，我接到杰姆·贝克打来的电话。贝克时任财政部长——做了四年紧张兮兮的白宫幕僚长之后，他的工作来了一个不同寻常的大变换，1985年，他和唐·瑞根对调职位。我和杰姆在福特时代就是朋友了，他接任财政部长一职时，要为通过参议院听证做准备，我曾经助他一臂之力。他让助理打电话问我能否前往华盛顿，去他府上一晤。这让我很意外——为什么不在他的办公室里见面呢？不过，我还是答应了。
第二天，一位华盛顿司机把我送到贝克府上，那是一幢乔治殖民时代的房子，古色古香，座落在福克斯豪尔路边的幽雅之地。我惊讶地发现，等待我的人，除了杰姆，还有里根总统的现任幕布僚长霍华德·贝克。霍华德开门见山：“保罗·沃尔克可能会在今年夏天任满之后离开，”他说，“我们现在不能委任你这个工作，但是我们想知道，如果可以的话，您会不会接受该任命呢？”。
一时之间，我无语以对。数年之前，我从未想过自已会是美联储主席的潜在人选。1983年，沃尔克第一次任满的时候，华尔街的一家公司进行了一项快速的民意调查，看看如果沃尔克离任的话，有谁可以取而代之。我的名字赫然出现在名单的最前面，这让我着实吃惊不小。
哪怕我和阿瑟·伯恩斯过从甚密，美联储对我来说也一直是个黑盒子。亲眼看到伯恩斯为此备受煎熬，我觉得自已无法胜任这个工作。我似乎远远没有足够的知识去为整个经济体设定利率。这个工作看起来变幻莫测，就算掌握所有知识，做起来也是极易出错的。预测象我们这样复杂的经济，对错之比可不是90比10。如果能达到60比40，就要谢天谢地了。话虽如此，挑战之大实在令人难以拒绝。我对两个贝克说，如果真会任命，我愿意接受挑战。
我有很多机会可以打退堂鼓。接下来的两个多月时间里，贝克会打电话给我，说些“还未议定”或者“沃尔克正在考虑是否留任”之类的话。我心神不定，一会儿觉得此事大有可能，一会儿，又觉得有点儿难成。阵亡将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