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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的总方针是：在完全控制通胀率之前，不做其它事。”
美国联邦储备系统——在法律上独立于白宫——似乎仅仅映衬出卡特的犹豫不决。我的老导师亚瑟·伯恩斯和他的继任者比尔·米勒一直努力寻找一个妥协方案，指望利用货币政策理顺各种互为冲突的经济需要。他们不想让信贷过于宽松，以免推动通胀进一步飙升，但他们也不想让信贷过于从紧，免得阻碍经济发展，导致再次衰退。从我所见的情况看来，他们孜孜以求的妥协方案是不存在的。
可惜我是少数派。在大多数人的眼里，给经济带来危险的东西并未明朗。华盛顿有一种共识，以为通胀率的降低必将带来更多的失业，因此误以为降低通胀率是不划算的。
左派和右派的一些人士甚至开始认为：高到一定水平的通货膨胀，比如一年6％，是完全可以容忍的——就象巴西的情况一样，我们可以制定工资指数，把通胀考虑进去。（正如优秀经济学家所预见到的那样，后来巴西的通货膨胀最终达到了5000％，经济完全崩溃）这种踌躇满志的心态甚至扩展到华尔街。这一点，在债券市场里看得再清楚不过了，虽然与其人声鼎沸的堂兄——股票市场——相比，头条新闻要少得多，但是其规模更为庞大*。10年期的国债利率，是反映投资者长期通胀预期的最好指标之一，相当稳健地一路上升，直入1979夏天，但也仅仅略高于1975年的水平。这暗示投资者们仍然把赌注押在美国经济的抗通胀性上——而且相信通胀问题在某种程度上来说就要不见了。
*根据证券业和金融市场协会的数据，美国债券市场在1980年的总市值为2万2千400亿美元，与之相对照，股票市场为1万4千500亿美元。2006年末，这些数字分别为27万4千亿美元和21万6千亿美元。
天然气管道一声吼，把每个人都震醒了。伊朗的阿亚图拉上台掌权，随后，伊朗—伊拉克战争爆发，石油生产一天锐减数百万桶，结果，加油站缺油，形成可怕的连锁反应。减产抬高油价，足以进一步推升通货膨胀，而且，高油价迫使银行回收更多的石油美元，进而加剧不稳定性。通货膨胀暴升，终于逼得卡特总统出手了。1979年7月，他对其内阁大为光火，同时，任命保罗·沃尔克接替比尔·米勒担任美联储主席。当保罗还是新鲜出炉的普林斯顿大学毕业生时，我就认识他了，从那以后多年来，他一路迁升，成了联邦储备系统最重要的银行——美联储纽约银行——的总裁。后来有了这样一幕：直到任命沃尔克为美联储主席的时候，卡特总统都还不认识他。戴维·洛克菲勒和华尔街的银行家罗伯特·鲁萨此前曾向总统极力举荐，将他作为安定金融世界的不二人选。沃尔克在就职仪式上发言时心事重重：“我们的确面临超出我们经验的特殊经济困难，我们失去了15年前曾有过的幸福感觉，失去了管理经济的一切已知答案。”
我和沃尔克没有什么私交。他是6英尺7英寸的大个子，永远叼着雪茄烟，给人的印象鲜明生动，但是在交谈中，我却总是觉得他相当内向和孤僻。他不打网球和高尔夫球——而是喜欢一个人独处，用假蝇钓鱼。他对我来说有点神秘兮兮。当然了，懂得运筹帏幄守口如瓶是一位中央银行家的强项，在那副古怪的外表下，毫无疑问，保罗拥有极其巨大的人格力量。在职业生涯的大部分时光里他只是名公务员，并没有积下多少钱财。在他身为美联储主席期间，他一直让家人生活在纽约郊区的房子里。他在华盛顿只有一套极小的公寓——1980年代初，他曾约我去谈谈墨西哥债务危机，那里堆满旧报纸和一个单身公寓里所能见到的其它乱七八糟的玩意儿。
沃尔克从宣誓就职的那一刻起，就知道他的工作是他后来所说的“斩首通胀龙”。没有太多的时间容他作好准备，他就任美联储主席仅仅两个月就爆发了一场危机：世界各地的投资者们开始抛售长期债券。10年期国债利率在10月23日大跌近11％。猛然间，投资者们脑海里浮现出一条由石油短缺所引起的通胀螺旋上升线，担心由此导致贸易崩溃、全球衰退，乃至出现更加不堪的情形。当时，沃尔克正在贝尔格莱德参加一个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会议，他本来要在会上发言的，这一切骤然爆发。他只好提早结束了行程——多年后的1987年，股票市场崩盘，我在那个黑色星期一也作如是反应——匆匆赶回来，在周六早上召集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举行紧急会议。
那个周六，他主导了堪称50年来最重大的经济政策变化。委员会在他力促之下，决定不再主要依赖短期利率调整经济，而代之以控制投放给经济的货币总量。
那时的货币供给量由一个叫M1的统计数字来衡量，主要由流通货币和活期存款构成，比如支票帐户。当货币供给过快，超出货物和服务的生产总量——换句话说，太多货币对应着太少货物——之时，每个人的钱就要开始贬值了，就是说，物价要上涨了。美联储可以通过控制以通货和银行储备为主的货币基础，来间接控制货币供给量。象闻名遐迩的弥尔顿·弗里德曼这样的货币学家曾经长期认为——除非限制货币供给量，否则就无法驯服通货膨胀。但是，忠言逆耳，人们很难听得进去。在通货膨胀降下来之前，没有人知道贷币基础上的缰绳该勒多紧，或者说，没有人知道相应的短期利率该上升多少。限制货币供应量几乎意味着更多失业，很可能带来深度经济衰退，乃至社会骚乱大爆发。1980年春，卡特总统支持沃尔克，声称通货膨胀是全国人民的头号敌人。当时正在和卡特角逐总统之位的参议员泰德·肯尼特灵机一动，借此抱怨政府当局对穷人不够关心，无意减税措施。到了10月份，随着大选日的逼近，卡特自已出尔反尔。他也开始谈论起减税措施，并批评美联储在货币紧缩政策上过于孤注一掷。
沃尔克的所作所为真的需要异乎寻常的勇气——我当时这么想，而当我自已成为美联储主席之后更是对此深信不疑。尽管他和我都极少讨论他在这件事上的遭遇，但我想象得到：对他来说，把美国推入1980年代初的残酷衰退，多么难受！
沃尔克政策，后果之严重远远超出他本人预计。1980年4月，美国公开市场的利率上升幅度超过20％。车子卖不出去，房子未完工，数百万人失去工作——1980年中失业率高达近9％，冲向1982年后期的近11％。早在1980年，失业者的来信就大量涌进沃尔克的办公室。建筑商向他和其他官员送上2英寸厚4英寸宽的木材切片，代表他们无力建造的房子。汽车经销商则送上钥匙，代表卖不出去的车子。不过，到了这年年中，通胀率高达近15％之后，开始慢慢下降。长期利率也缓缓下跌。再过三年，通货膨胀才达到完全受控水平。经济灾难伴随着伊朗人质危机，葬送了卡特的1980年竞选。
经历福特任总统的那几年后，我理所当然地成了资深共和党经济学家——这类人都担任过高阶位公职。于是，很自然地，我被卷入了罗纳德·里根的竞选团。4年前，福特和里根角逐1976年的共和党内总统提名，这次也没啥不同。我的老朋友和同盟军马丁·安德森加入里根竞选团队——尼克松下台之后，马蒂在胡佛研究所做研究员——而我也在竞选团中发挥和以前相同的作用。马蒂是国内政策首席顾问，全职参与竞选团的工作，我则是全体幕僚的免费兼职顾问，这与1968年我和尼克松竞选团的关系很相似。
我主要在纽约工作，偶尔飞出去和竞选团呆上几天。我对罗纳德·里根竞选的最大贡献，也许正是在8月末的这样一次外出中弄拙成巧。那时他已经得到共和党提名，正加紧对卡特政府当局的批评。他在俄亥俄州的一个运输工人午餐会上演讲，声称劳动人民的生活已经被“新的萧条——卡特萧条”所拖累。当然，从专业角度来讲，这样说是不正确的——演讲的大部分内容是我写的，原文是“过去50年来几次大幅萎缩中的一次”。里根在匆忙中把原话给改了。当天下午，我和马蒂费劲地向记者解释说：州长口误了，他的本意是说“严重的经济衰退”。
里根感谢我们摆平此事。但他还是一如既往地重犯口误。民主党人开始挑他的刺，他和记者说道：“对我来说，衰退和萧条的界限是不能用严格的经济学家术语来度量的，而应该用普通人的话语来表达。我们的劳动人民——包括失业者——不得不忍受自1930年代以来最大的苦难，他们认为这是萧条时期，所以我认为我们应该承认这一点。”他能够自如地把口误转化成政治上的优势，我对此永生难忘。
我以为此事到此为止了，但是很明显，这一幕在里根的头脑里扎下了根，触类旁通。他在下一周的政治演说里加进一句新的妙语。他开始告诉听众说，卡特总统过于咬文嚼字。“如果下面是他要的定义，那我就送给他，”里根继续说，“衰退是你的邻居失业之时，萧条是你丢了饭碗之时，复苏则是卡特下台之时！”
听众喜欢听这句话，此话成了他最常被引用的句子。你是得把这句话交给里根来处理。尽管卡特总统实际上并没有纠正过里根的经济学知识，再说，妙语的前两句只是哈里·杜鲁门的旧日笑谈，但是，里根还是把它们变成了既风趣又威力巨大的竞选故事。
从福特政府回到纽约后，我继续和1975年在华盛顿期间结识的芭芭拉·华特丝约会。我是在副总统纳尔逊·洛克菲勒举办的一个午茶舞会上和她相逢的。第二年春天，我帮助她通盘考虑了一个非常棘手而又备受瞩目的事业决定：要不要离开NBC的《今天》节目、加盟ABC的《新闻》栏目？她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