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胀率为个位数的原因——这是自19世纪30年代放弃金本位实行法币或纸币以来的罕见情形、也许是绝无仅有的一次。无心插柳柳成荫，这一系列力量最耐人寻味之处便是同时出现在二十一世纪初。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并不是通货膨胀和长期利率持续下降的根本原因，但是我们中央银行家们确实有意调整政策，最大化这种全球金融结构性变化所带来的长期好处。然而，我还会在稍后略述，由于某些原因，这些力量似乎没有哪一个会长久存在。法币世界里的通货膨胀是难以抑制的。
过去二十年来，实际长期利率（剔除了通胀影响）不断下降，这和日益上升的股票市盈率、房地产以及所有赢利性资产互相连动。结果，1985年至2006年间（2001年至2002年明显例外）世界资产总市值的增长速度比世界名义GDP还要快。于是造成世界流动性显著上升。股票和债券价格、家用任宅和商业地产、美术收藏和大多数别的玩意儿全都参与其盛。很多发达国家的房主在入不敷出的时候，可以利用不断升值的房屋净值（译者注：房屋净值指住宅市价和未偿贷款之差额）进行超前消费。特别是在美国，家庭消费不断增长，吸纳了大部分发展中国家迅速扩张的巨额出口。正如《经济学家》在2006年末的评论：“世界经济从2000年开始以年均3。2％速度增长，迈向最辉煌十年的征程已然过半。如果不出意外，将会超过传说中田园诗般美妙的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市场资本主义——这一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经济发展的引擎，看来运转良好。”就总体而言，这些发展向来范围广大、影响积极。在过去的四分之一世纪里，数以亿计的世界人口得益于市场开放和自由贸易的恢复而摆脱贫穷。诚然，地球上还有很多人处于水深火热之中，但是全世界发展中国家里，有大部分人口终于体验到什么才叫富裕，开始向往这个所谓发达国家的专利。
如果说过去25年的故事有一条情节主线的话，那就是重新发现资本主义的威力。市场资本主义在19世纪30年代失败后被迫撤退，国家干预主义因此在整个19世纪60年代甚囂尘上，其后，市场资本主义以强大威力逐渐卷土重来，70年代就已初现峥嵘，时至今日，它已在不同程度上进入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商业法规的普及，特别是对财产权的保护掀起全球性创业热潮。这反过来产生了种种机制——即斯密所谓“无形之手”的国际版本——如今暗中引导着这一参与日众的人类活动。
结果就是政府对老百姓日常活动的控制减少，市场力量逐渐取代一些原本由国家掌控的重要权力，很多明令限制商业活动的法规已被取缔。二战刚结束的头几年里，国际资本流动是受控的，汇率完全由财政部长们裁决。那时中央计划在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中普遍盛行，欧洲的早年中央计划经济遗痕至今依然清晰可辨。市场需要国家干预才能有效运作，这在当时被奉为金科玉律。
20世纪70年代中期，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的经济政策委员会，由来自24个国家的决策人物组成。在经济政策委员会的多次会议上，只有我和西德的汉斯·提特梅耶极力主张制定基于市场经济的政策。我们在庞大委员会里只是微不足道的少数派。当20世纪30年代的经济大萧条和斯密的设想的经济模型背道而驰时，英国伟大的经济学家约翰·梅纳德·凯恩斯的观点取代了亚当·斯密的观点及其古典经济学。凯恩斯提出一个数学上很巧妙的解决之道，来解释为什么经济萧条以及政府消费赤字如何令经济快速复苏。虽然凯恩斯干预主义在20世纪70年代中叶开始盛极而衰，却依然独占鳌头雄霸天下。经济政策委员会内部，大多数人认为——工资由市场决定，而物价由市场决定，既不足也不可靠，需要辅之以“收入政策”。各国的收入政策都不尽相同，但是一般都为各个协会和管理层间的工资谈判设立了指导方针。和今天相比，那个时候的协会要普遍得多并且也更有影响力。决策者们表面上承认收入政策不能全面控制工资和物价。然而，这些指导方针通常以政府监管杠杆为后盾来“劝服”违背者。如果这些方针政策解决不了问题，正式的工资和价格管制往往就会粉墨登场。尼克松总统注定要倒霉，他于1971年实行的工资和价格管制，虽然在一开始大受欢迎，却最终沦为战后发达国家普遍采取干预主义的最后遗迹之一。
在我的早年学习生涯里，我学会欣赏竞争性市场在理论上的优美典雅。自那时起六十年来，我懂得欣赏理论在现实世界里起作用（有时候不起作用）的过程。尤其是我始终有幸和上一代所有重要的经济决策人物互动，并且有无与伦比的机会接触到预测世界趋势的种种信息，既有数字，也有传闻。总结经验，我当仁不让。越总结，我就越欣赏竞争性自由市场的美好力量。的确，说到加强法治并增进财产权的地方却无法取得物质繁荣的例子，除了少数另有隐情的例外，我还真想不出。
自由竞争无拘无束，但其分配报酬的正当性一直广受质疑。纵贯全书，我认为人们始终对市场力量抱着矛盾心情。竞争使人焦虑，因为竞争市场产生成功者和失败者。本书将审视快速变化的全球化经济与永恒人性之间发生碰撞的枝枝蔓蔓。过去250年的经济成就正是这种碰撞挣扎的结果，而焦虑不安也正是这种快速变化的后果。
我们极少仔细研究经济活动的主体，即人类自身。我们是什么？我们的天性中有什么东西是历时不移经久不变的呢——我们又有多少判断力和自由意志进行学习和行动？自从第一次懂得问这些问题，我就一直对其答案孜孜以求。
我在全球各地旅行了差不多六十年，发现人们表现出显著的相似性，远非文化、历史、语言及偶然性所能解释。看得出来所有的人都与生俱来地努力追求自尊，而自尊在很大程度上来自于其他人的认同。这种努力追求决定了大多数家庭把钱花在哪些东西上。不久的将来，哪怕人们有技术能力在电脑空间里各行其事，对自尊的追求也仍将促使他们在工厂和办公室里并肩工作。人们有和他人互动的内在需要，其本质就是要得到对方的认同，无人可以免俗。真正的隐士是罕见的心理失常者。至于什么东西能增进自尊，则取决于知识的渊博程度或者自觉的价值取向，无论对与错，生命因此而充实。失去那些每天指导我们做出众多选择的价值观，我们将一事无成。对价值观的需要是与生俱来的，但价值观的内容则不是与生俱来的。这种需要是由我们内心深处先天的道德感所要求的，是大多数人寻找宗教指引的基础，数千年来人类信仰了数不胜数的宗教。部分先天的道德操守是正义感和公平心。对于什么是正义，我们有不同的观点，但是没有人能免去作出正义判断的内在需要。这种内在需要是法律统治任何一个社会的基础。我们正是在这个基础上，要求人们对自已的行为负责。
谢谢f498360217的支持！此次经济危机爆发后，批评格林斯潘的言论不绝于耳，包括很多新书，都是针对格林斯潘而作的。格林斯潘在危机爆发后，曾在国会严责之下，部分认错。然而，前不久，格林斯潘却又放话说，此次危机是不可避免的，和他的政策没有必然关系，而且这是谁也预料不到的。
另一个有意思的现象是：在一片批评指责声中，各国的救市方案或办法全是格林斯潘在任时那一套，而且幅度更大，强度更甚。
个人认为格林斯潘其实早就预见到了此次危机，甚至连危机爆发时间（可能在三年之内）都已指出。其自传书名《动荡年代：勇闯新世界》不仅是表明过去数十年里，尤其是上世纪90年代以来，在金融世界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而且，昭示着未来的动荡岁月。这一点，格林斯潘表达得十分明确，绝不是“美联储式”的含糊声明。
不知媒体出于什么目的，说格林斯潘回忆录的前半部可读性强，后半部是陈词滥调。其实，对我国读者来说，其书的真正价值在于后半部，通读之后，令人有醍醐灌顶之感。愿达人识之。
经济学家们一定要做人类天性的学生，尤其是热望和恐惧。热望是对人生的礼赞。只有觉得人生是快乐的，我们才会想办法活下去。令人遗憾的是，猛然迸发的热望会令人忘乎所以，而当大祸临头，热望则变成恐惧。恐惧是我们所有人对威胁的自然反应，直指先天习性的最深处，即生存的欲望。这也是众多经济反应的基础，特别是感觉欠佳时，风险厌恶抑制我们投资和交易的意愿，在极端的情况下，甚至会把我们吓得离开市场，造成经济活动严重下降。
人类天性的一个主要方面——人类的智能水平——与我们成功获取生存资料大有关系。正如我在本书末尾指出的那样，在以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在拥有最尖端技术的经济体里，平均来说，人们每年每小时的产值增长率似乎不能超过3％。显然，这是人类创新活动提高生活水平的极限速度。要做得更好，我们看来还不够聪明。
许多人对我们目前所处的新世界感到很恐惧，其中，维系原先身份和安全的稳定环境已经不复存在。在快速变化的地方，日益扩大的收入差距备受关注。这确确实实是一个动荡时代，急功近利，道德缺失，一味降低打破旧秩序的人力成本。面对不断整合的全球化经济，地球人面临着严峻诀择：要么拥抱开放市场和开放社会所带来的全球利益、摆脱贫困、提高技能、心系正义原则过上更有意义的生活；要么拒绝机遇、死抱本土主义、部落文化和民粹主义以及每个群体身陷重围乱抓救命稻草时的种种“主义”不放。在今后的几十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