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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离河不远的一条街上遛跶，举头仰视一艘油轮昂然驶过。新奥尔良市远远低于海平面啊！此事一直萦绕在我的心头。2005年卡特里娜飓风过后，新奥尔良市拦海大坝发生决堤，由于往事如昨，历历在目，我顷刻间便对水灾之深了然于心。
我在乐队期间，大家都遵守一个加盟乐队时定下来的轮场规矩：台上40分钟台下20分钟。我喜欢在台上的40分钟——在一个优秀的乐队里亲身表演，和仅仅站在台前做听众的感觉是截然不同的。歌声和乐音从四面八方涌来，感觉器乐节奏深入骨髓，全乐队都在即兴互动，独奏演员就在这种氛围里表达他对世界的理解。我极其崇拜象班尼·古德曼和阿蒂·肖这样即兴演奏者，但我很少寻求独奏的机会，我喜欢吹着别人写的曲子为他人伴奏。
我在乐队以知识份子著称。我和其他乐手相处得很好（我为他们申报所得税），但我的行为习惯和他们不一样。上场间歇，很多人钻进被称为“绿房子”的演员休息室，里面很快便充满烟草和便壶的气味。而我则利用这段间歇看书。一晚下来，我可以总共读上大约一个小时。出乎大家所料，我从纽约公共图书馆里借来的那些书，并非年轻萨克斯管乐手的必读书目。也许是因为我父亲在华尔街工作，也许是因为我天生喜欢数字，总之，令我大感兴趣的却是商业和金融。我读的第一批书中，有一本是讲英国证券市场的——发现里面用了象“普通股”这样闻所未闻的术语，我着迷了。我读了由埃德温·李费夫撰写的《股票作手回忆录》，该书描写上世纪20年代著名投机商、绰号“华尔街跳水男孩”的杰西·利弗莫尔。富于传奇色彩的是，他在29年股灾前夜卖空，获得1亿美元的赢利。他因此一夜暴富，接着三次破产，最终于1940年自杀身亡。他是人类天性的伟大学生。李费夫的书是投资智慧之泉：“牛和熊都挣钱，只有猪被屠杀。”象这样的利弗莫尔格言在书中比比皆是。
有一天，格林斯潘去见上帝了，一脸忧郁。
上帝慈祥的笑了：“艾伦，不要悲伤，天堂很需要你，这里的收支不平衡很久了。。。。。。”
格林斯潘：“上帝，您误会了，我来不是求职而是有三个问题让我百思不得其解”
上帝宽容的笑了：说吧孩子
格林斯潘：上帝，我想提高油价，但是不想出现通货膨胀，我知道我不能，您能帮我实现吗？
上帝和蔼地笑了：我也不能。
格林斯潘：我的第二个问题是，我想提高电价，但必须避免通货膨胀，您能帮我实现吗？上帝
上帝皱了皱眉头，心想这孩子怎么了？当初经济学原理学的不是挺好的吗？于是摆了摆手：“孩子，我想这个问题不应该出自你的口中，可我还是愿意回答你，不能。”
格林斯潘忐忑了片刻，还是开口了：“我的上帝，有办法提高水价而通货不膨胀吗？”
上帝有些后悔：当初应该让撒旦来接待艾伦这孩子。上帝失望的看了看格林斯潘：“孩子，我现在就给你天堂的回程票，直接送你回哥大经济系，你需要重修当年的课程。”
格林斯潘急了：“等等，上帝，我知道有人能”。
上帝目瞪口呆：“谁？”
格林斯潘：“发改委”
上帝头晕目眩，一夜过后。
上帝精神抖擞的出现在天堂门口，天使们迎上去：“神，。。。。。。”
上帝手一挥：“从今天起，别再喊我神，叫我发改委，备车，我九点半要赶到月坛南街开
关于J·P·摩根的书，只要能找到，我也全都读了。他不仅出资重组美国钢铁公司，巩固铁路运营，插手通用电气的组建，而且在美联储诞生之前是稳定美国金融系统的主要力量。他的富有令我为之咋舌——摩根托拉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解体，国会听证发现摩根控制的资产超过200亿美元之巨。我更对摩根所起的作用留下不可磨灭的深刻印象：人人都知道摩根的话就是他手中的债券。1907年，正是他对银行家的个人影响力消弥了一场本会陷国家于大萧条的金融恐慌*。
*1977年，作为JP摩根董事会的一员，我坐进曾于1907年解决众多金融乱象、位于华尔街23号的会议室内。华尔街23号记载着历史。2003年JP摩根被卖掉，我深感遗憾。
这些故事就象当年铁路时刻表一样，撩拨着我的心弦。华尔街是一个激动人心的地方。我很快做出决定：那里就是我下一步要去的地方。
随着战争接近尾声，未来渐露曙光。1944年通过了《退伍军人权利法案》，退伍军人准备回家进入学校。我开始相信我的未来不是梦：肺结核病医生一直给我做定期检查，无论那个黑点是什么玩意儿，反正没什么动静。这一点越来越肯定。
我并不是很有把握在金融领域取得成功。1945秋天，我在纽约大学的商业财会学院入学时，已经离开学校两年了，我担心自已不能胜任学业。因此在那个夏季里，我找到我要上的所有大学一年级课本，在入学前一一阅读。令我惊喜的是，第一学期除了两门课得B，其他全得A，接下来所有学期，所有课程都得A。和乔治华盛顿中学那阵子相比，我在大学里是个超棒的学生。
商学院是纽约大学当时最大、但却最没有名气的部分——它有1万学生，不过人们更多的是把它看成交易学校而不是真正的大学。（有位学院院长骄傲地称之为“一个巨型的教育工厂”）不过，我认为这种说法是不公允的。我在那里受到了良好的教育。我涉略了有趣的文科课程，当然，也学习了会计学、经济学基础、商业管理以及银行金融知识。我感到有一股力量牵引着我奔向那些涉及逻辑和数据的学科，于是我通吃高等数学的众多课业。经济学一开始就深深地吸引着我：我沉迷于供需曲线、市场平衡理念和国际贸易演变。
商学院是纽约大学当时最大、但却最没有名气的部分——它有1万学生，不过人们更多的是把它看成交易学校而不是真正的大学。（有位学院院长骄傲地称之为“一个巨型的教育工厂”）不过，我认为这种说法是不公允的。我在那里受到了良好的教育。我涉略了有趣的文科课程，当然，也学习了会计学、经济学基础、商业管理以及银行金融知识。我感到有一股力量牵引着我奔向那些涉及逻辑和数据的学科，于是我通吃高等数学的众多课业。经济学一开始就深深地吸引着我：我沉迷于供需曲线、市场平衡理念和国际贸易演变。
经济学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头几年是热门课程（惟一更火爆的专业大概是原子物理学吧）。这当中有两个原因。第一，大家都赞赏美国经济在政府决策者的运筹之下，成了保障盟军胜利的工业发动机。第二，新经济制度呼之欲出，新经济秩序正在人们眼前渐渐成形。西方世界的领袖们于1944年7月聚首新罕布什尔州的布雷顿森林，为的就是设立国际货币基金和世界银行。领袖们此次达成共识，照亨利·摩根索的话来说，这标志着“经济民族主义寿终正寝”。共识称：欲保持世界繁荣则必须共享世界，确保贸易壁垒和金融壁垒降低，此乃工业发达之邦之责任也。
这样做的主要理论基础，来自于剑桥的伟大经济学家约翰·梅纳德·凯恩斯。他的杰作《就业、利率和货币通论》为罗斯福新政提供了理论支持，我们上学时都读过。在书中，凯恩斯创建了现在所说的宏观经济学。他极力主张自由市场，顺其自然，不要老为社会画蛇添足；而大萧条时期，发生灾难性就业危机，政府就必须插手干预。
当时恐怕难以找出一个比凯恩斯更适合激励青年人想象力的人物了。我的一个商学院的同学名叫罗勃特·卡维许，现任纽约大学经济学名誉教授，不久前对英国广播公司说上世纪40年代末的经济学学生肩负着使命：“使我们真正团结起来的是这样一种意识：经济学正在发生嬗变，而我们正处于变化的最前线。那时候，每个学经济学的人都下决心不让大萧条卷土重来。上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导致第二次世界大战，因此我们一门心思避免惨剧重演。当时要想找到不受民主党和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及其观点影响的人是难之又难的。凯恩斯认为：政府可以在经济事务方面起巨大的作用，并且应该在经济事务方面总揽全局。”
怪不得美国人喜欢本土大学学生，甚至最好纽约的大学学生。
尽管鲍勃和我的大多数同学都是狂热的凯恩斯主义者，我却不是。我把《通论》读了两遍——这可是一本不同寻常的书啊！不过，令我着迷的，是凯恩斯的数学创新和结构分析，而不是他那关于经济政策的观点。我还是伴奏者心理：喜欢把注意力放到技术难题上，我当时并没有宏观视野，对经济政策不感兴趣。
我和鲍勃两个人都喜欢古典音乐。课余时间，我们去华盛顿广场公园逛大街看女孩子，没什么女孩子可看时，我们哼起莫扎特钢琴协奏曲互相考问对方：“这是第几号作品？”虽然我不再是职业演奏员了，但音乐仍然是我当时社交生活的中心——我在多声部重唱曲俱乐部里唱唱歌，在管弦乐队里吹吹单簧管，还和人合伙发起了一个名为“交响乐协会”的俱乐部，来宾们每周聚会一次，听听唱片或者聊聊天。
不过，我最痴迷的还是数学。教授们都喜欢勤勉的学生，而我那时忘我学习的热忱，明眼人肯定看得出来。大学三年级夏天，作为一名经济学人，我的第一份有薪工作不期而至。我的统计学教授杰弗里·穆尔——后来曾任尼克松总统任内劳工部统计专员——召我入室并授命我去布朗兄弟哈里曼银行拜见一位名叫J·尤金·班克斯的合伙人。布朗兄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