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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能告诉他，他锯了脚，一切都会改变吗？他对这个已经不再盼望的世界，我用什么堂皇的理由留住他？
我不是他的谁，能给他什么补偿，他的寂寞和创伤不是我造成的，想来我也不会带给他生的意志，我呆呆的望著加里，这时荷西伏下身去，用西班牙文对他说∶“加里，要活的，要活下去，下午锯脚，好吗？”
加里终于锯掉了脚，他的钱，我们先替他换成西币，付了手术费，剩下的送去了领事馆。
“快起床，我们去看看加里。”加里锯脚的第二天，我催著荷西开车进城。
走进他的病房，门一推开，一股腐尸般的臭味扑面而来，我忍住呼吸走进去看他，他没有什么知觉地醒著，床单上一大片殷红的脓血，有已经干了的，也有从纱布里新流出来的。
“这些护士！我去叫她们来。”我看了马上跑出去。
“那个老头子，臭得人烦透了，”护士满脸不耐的抱了床单跟进来，粗手粗脚的拉著加里刚刚动过大手术的身子。
“小心一点！”荷西脱口说了一句。
“我们去走廊里坐著吧！”我拉了荷西坐在外面，一会儿医生走过来，我站了起来。
“加里还好吧？请问。”我低声下气的问。
“不错！不错！”
“怎么还是很臭？不是锯掉了烂脚？”
“啊！过几天会好的。”他漠然的走开了，不肯多说一句话。
那几日，我饮食无心，有空了就去加里的房子里看看，他除了一些陈旧的衣服和几条破皮带之外，几乎没有一点点值钱的东西，除了那一大柜子的罐头食品之外，只有重重的窗帘和几把破椅子，他的窗坍小院里，反倒不相称的长满了纠缠不清、开得比那一家都要灿烂的花朵。
最后一次看见加里，是在一个夜晚，荷西与我照例每天进城去医院看他，我甚至替他看中了一把用电可以走动的轮椅。
“荷西，三毛。”加里清楚的坐在床上叫著我俩的名字。
“加里，你好啦！”我愉快的叫了起来。
“我，明天，回家，我，不痛，不痛了。”清楚的德文第一次从加里的嘴里说匣来。
“好，明天回家，我们也在等你。”我说著跑到洗手间吩，流下大滴的泪来。“是可以回去了，他精神很好，今天吃了很多菜，一直笑嘻嘻的。”医生也这么说。
第二天我们替加里换了新床单，又把他的家洒了很多花露水，椅子排排整齐，又去花园里剪了一大把野花，弄到中午十二点多才去接他。
“这个老人到底是谁？”荷西满怀轻松的开著车，好笑的对我说。
“随便他是谁，在我都是一样。”我突然觉得车窗坍的和风是如此的怡人和清新，空气里满满的都是希望。
“你喜欢他吗？”
“谈不上，我没有想过，你呢？”
“我昨天听见他在吹口哨，吹的是”大路”那张片子里的主题曲，奇怪的老人，居然会吹口哨。”
“他也有他的爱憎，荷西，老人不是行尸走肉啊！”
“奇怪的是怎么会在离家那么远的地方一个人住著。”
到了医院，走廊上没有护士，我们直接走进加里的房间去，推开门，加里不在了，绿色空床铺上了淡的床罩，整个病房清洁得好似一场梦。
我们待在那儿，定定的注视著那张已经没有加里了的床，不知做什么解释。
“加里今天清晨死了，我们正愁著如何通知你们。”护士不知什么时候来了，站在我们背后。
“你是说，他死了？”我愣住了，轻轻的问著护士。
“是，请来结帐，医生在开刀，不能见你们。”
“昨天他还吹著口哨，还吃了东西，还讲了话。”我不相信的追问。
“人死以前总会这个样子的，大约总会好一天，才死。”
我们跟著护士到了帐房间，她走了，会计小姐交给我们一张帐单。
“人呢？”
“在殡仪馆，一死就送去了，你们可以去看。”
“我们，不要看，谢谢你。”荷西付了钱慢慢的走出来。
医院的大门外，阳光普照，天，蓝得好似一片平静的海，路上的汽车，无声的流过，红男绿女，打扮得花枝招展的一群群的走过，偶尔夹著高昂的笑声。
这是一个美丽动人的世界，一切的悲哀，离我们是那么的遥远而不著边际啊！大胡子与我结婚以前大胡子问过我一句很奇怪的话∶“你要一个赚多少钱的丈夫？”
我说∶“看得不顺眼的话，千万富翁也不嫁看得中意，亿万富翁也嫁。”
“说来说吩，你总想嫁有钱的。”
“也有例外的时候。”我叹了口气。
“如果跟我呢？”他很自然的问。
“那只要吃得饱的钱也算了。”
他思索了一下，又问∶“你吃得多吗？”
我十分小心的回答∶“不多，不多，以后还可以少吃点。”
就这几句对话，我就成了大胡子荷西的太太。
婚前，我们常常在荷西家前面的泥巴地广场打棒球，也常常去逛马德里的旧货市场，再不然冬夜里搬张街上的长椅子放在地下车的通风口上吹热风，下雪天打打雪仗，就这样把春花秋月都一个一个的送掉了。
一般情侣们的海誓山盟、轻怜蜜爱，我们一样都没经过就结了婚，回想起来竟然也不怎么遗憾。
前几天我对荷西说∶“华副主编蔡先生要你临时客串一下，写一篇”我的另一半”，只此一次，下不为例。”
当时他头也不抬的说∶“什么另一半？”
“你的另一半就是我啊！”我提醒他。
“我是一整片的。”他如此肯定的回答我，倒令我仔细的看了看说话的人。
“其实，我也没有另一半，我是完整的。”我心里不由得告诉自己。
我们虽然结了婚，但是我们都不承认有另一半，我是我，他是他，如果真要拿我们来劈，又成了四块，总不会是两块，所以想来想去，只有写“大胡子与我”来交卷，这样两个独立的个体总算拉上一点关系了。
要写大胡子在外的行径做人，我实在写不出什么特别的事来。这个世界上留胡子的成千上万，远看都差不多，叫“我”的人，也是多得数不清，所以我能写的，只是两人在家的一本流水帐，并无新鲜之处。
在我们的家里，先生虽然自称没有男性的优越自尊等等坏习惯，太太也说矣不参加女权运动，其实这都是谎话，有脑筋的人听了一定哈哈大笑。
荷西生长在一个重男轻女的传统家庭里，这么多年来，他的母亲和姐妹有意无意之间，总把他当儿皇帝，穿衣、铺床、吃饭自有女奴甘甘心心侍候。多少年来，他愚蠢的脑袋已被这些观念填得满满的了再要洗他过来，已经相当辛苦，可惜的是，婚后我才发觉这个真相。
我本来亦不是一个温柔的女子，加上我多年前，看过胡适写的一篇文章，里面一再的提到“超于贤妻良母的人生观”，我念了之后，深受影响，以后的日子，都往这个“超”字上去发展。结果弄了半天，还是结了婚，良母是不做，贤妻赖也赖不掉了。
就因为这两个人不是一半一半的，所以结婚之后，双方的棱棱角角，彼此都用沙子耐心的磨著，希望在不久的将来，能够磨出一个式样来，如果真有那么一天，两人在很小的家里晃来晃去时，就不会撞痛了彼此。
其实婚前和婚后的我们，在生活上并没有什么巨大的改变。荷西常常说，这个家，不像家，倒像一座男女混住的小型宿舍。我因此也反问他∶“你喜欢回家来有一个如花似玉的女同学在等你，还是情愿有一个像”李伯大梦”里那好凶的老拿棍子打人的黄脸婆？”
大胡子，婚前交女友没有什么负担婚后一样自由自在，吹吹口哨，吃吃饭，两肩不驼，双眼闪亮，受家累男人的悲戚眼神、缓慢步履，在此人身上怎么也打不出来。
他的太太，结婚以后，亦没有喜新厌旧改头换面做新装，经常洗换的，也仍然是牛仔裤三条，完全没主妇风采。
偶尔外出旅行，碰到西班牙保守又保守的乡镇客店，那辛苦麻烦就来了。
“请问有没有房间？”大胡子一件旧夹克，太太一顶叫花子呢帽，两人进了旅馆，总很客气的问那冰冷面孔的柜台。
“双人房，没有。”明明一大排钥匙挂著，偏偏狠狠的盯著我们，好似我们的行李装满了苹果，要开房大食禁果一般。
“我们结婚了，怎么？”
“身份证！”守柜台的老板一脸狡猾的冷笑。
“拿去！”
这人细细的翻来覆去的看，这才不情不愿的交了一把钥匙给我们。
我们慢慢上了楼，没想到那个老板娘不放心，瞪了一眼先生，又追出来大叫。“等一下，要看户口名簿。”那个样子好似踩住了我们尾巴似的得意。
“什么，你们太过份了！”荷西暴跳起来。
“来，来，这里，请你看看。”我不情不愿的把早已存好的小本子，举在这老顽固的面前。
“不像，不像，原来你们真结婚了。”这才化开了笑容，慢慢的踱开去。
“奇怪，我们结不结婚，跟她有什么关系？你又不是她女儿，神经嘛！”荷西骂个不停。
我叹了口气，疲倦的把自己抛在床上，下一站又得多多少少再演一场类似的笑剧，谁叫我们“不像”。
“喂！什么样子才叫”像”，我们下次来装。”我问他。
“我们本来就是夫妻嘛！装什么鬼！”
“可是大家都说不像。”我坚持。
“去借一个小孩子来抱著好了。”
“借来的更不像，反正就是不像，不像。”
谁叫我们不肯做那人的另一半，看来看去都是两个不像的人。
有一天，我看一本西班牙文杂志，恰好看到一篇报道，说美国有一个女作家，写了一本畅销书，名字我已记不得了。总之是说“如何叫丈夫永远爱你。”
这个女作家在书中说∶“永远要给你的丈夫有新奇感，在他下班之前，你不妨每天改一种打扮，今天扮阿拉伯女奴，明天扮海盗，大后天做一个长了翅膀的安琪儿再大后天化成一个老巫婆……这样，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