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倘若工会目的是在改善国家的墓础中某阶级的生活状况而能获得效果，则其行动绝非和祖国为敌，倒是名正言顺的民族运动。
这样，工会运动对于社会思想的形成，有着不少的助力。没有了它，普遍的民族教育，便也无由中去着想了。
所以它的最大的功绩，便是在于除掉社会的流毒，根治身体的心理的病源，因以增加民族的一般的福利。
至于说到工会的本质，这便成为复述了。
假使在雇主之中还有不能明白的道理，甚或竟是误解了正义和道理的，那我们民众中一部分劳工，就可以起来反搞个人的贪婪无理，以之来保护全体的福利，还不但是为了权利，而且也是为了义务。
因为保持民众间的忠诚和信仰，乃民族的福利，这正和保持民众的健康，有着同样的功绩的。
因了待遇和不平而引起的反抗，如果在合法的司法当局未能够有适合的解决之前，那这种斗争的胜负，只好由最强大有力的一方来裁决了。
如果许多的劳力，和资本雄厚的某一雇主发生了抵抗，倘若在开始的时候，就有了不易获得胜利的希望，那劳工就得非团结一致不为功，这理由是很明白的。
在最近的十年中，工会运动已经在社会民主党的专家的手中，由保护人类社会权利的工具，一变而成为摧残国民经济的利器了。
那班利用工会为目的的人，完全没有计及工人的福利。
因为在政治方面，当一方在毫无顾忌的横行不法，而一方则忍辱含垢只知屈服的时候，那经济压迫，常是成为掠夺的良策的。
工会运动在本世纪的开始已早失去其本来的目的了。
年复一年，于是工会亦堕入了社会民主党政治的势力中，后来竟成为阶级斗争的唯一的利器了。
资产阶级于这种现象，不但不取攻势，反而受其压迫和蹂躏。
最后．才采用不大合宜的方法，然而为时未免太晚，不能发生效果，而且因其弱点很多，终于遭到民失败。
因此，不但一切依然如旧，而且不平反较前更甚。
“自由工会（free trades nuion）正像骇人的狂风暴雨，竟而低降于政治水准之下，它威胁着社会的安全，民族的独立，国家的巩固，以及个人的自由，可以说是一种最可怕的工具。
尤其厉害的，它会嘲笑着民主的观念。
玷辱自由，讥讽博爱；说是：“你如果不从我，我便把你的头颅打破。”
工人略略懂得了一些“人类的友情”，为时既久，我的见解，也就日益广大而深，因此也就无法来把他改变。
我既洞悉了纳碎党的外表，于是便想进一步知其学说中的要旨。
可是党当局发表的文字，于我几毫无裨益。
在讨论经济问题的时候，其立言的辩证都不大正确；而说到政治方面的进，其所说的更是不能成理的。
因此，我对于那些琐辩的诡饰的文字，憎厌达于极点。
最后我才知道了这种残贼的学说是和那某种种族的特性有关的，这是我以前所不知道的。
明白铖太人，便明白纳粹党内部真相的惟一关键了。
明白了这民族，便是揭穿了对于这党的目的和意义上一切错误的观念，并且再暴露了马克斯主义滥用社会主义的美妙的文字以以欺世。
“犹太”这一个名词，在什么时候才开始对我发生了特殊的意义？这个回答，纵非不可能，但也是很难的。
我现在已不能追忆到我父亲在世的时候，会于家中听过了记词否。
叩使他老人家曾经说及这名词，我想大概也是指一种之遂古的文化而言。我父生平略具世界公民的观念，而且还有强烈的民族意识。这是在我所受的影响是很大的。
我在学校中的时候，也不会有过其他足以更易了我居家的时所受了印象。
在家科学校中的时候，我曾经认识了一个铖太儿童，他很快被我们所重视；因了各种的经验，得悉其人是个沉默寡言的人，因此我们便不很信任他了。
当我在十四岁的时候，常于政谈中听到“犹太”这个名词。这时我对之未免稍有不悦；至于讨论宗教的歧异时，那我便感到更觉不安了。
那时无对于这问题尚无他方面的观察。林兹（Liuz）的犹太人很少，以过了数百年之后，他们业已貌似欧洲人了，而我仍视之为日耳曼人。
当是我还不知道这种观念的错误，因据我的所见，犹太人和其他民族的区别，就在其特异的宗教上面。
我既以他们因宗教较之故而受到虐待，故对于不利他们的评议，常常鄙视而加以痛嫉。
至于对犹太人的仇视，则我尚有同学有这种意思。
以后我就到了维也纳。
奥京的建筑十分壮丽，使我感到了目眩神迷。
这时候我正被困难压迫，所以我对此大都会中人氏的成分，不大晓得，虽然在维也纳二百万的人口之中，约有二十万的犹太人，但我竟不会感到。
在最初的数星期中，心目所触的一切，令我应接不暇，迨后
我的心神略定。对此新世界才得了一个较深刻的观察，而犹太人
间题亦就因之而起了。
我和犹太人的相识，一无沽洽意的地方。
我仍认犹太教就是一种宗教，因而本了人类互相宽恕的意念，极不想就宗教上来对他们加以攻击。
找因此以为维也纳反对犹太人有报纸所持的论调不合—个伟大民族的文明的惯例。
我又想到中世界发生的某些事件，心中很为不快，快极不愿见其再于今日重演。
但是，这类报纸大都没有什么声望，——一我当时也不知道所以然一一—我认为是偏激的论调而非正直的言论。
在当时确有声望的报纸，对于此种的攻击，大都作着庄严的答辨，或者竟置之不顾；这种态度，颇可令人敬服，所以我的意见，也就因之而亦坚。
我秀勤于阅读那些所谓世界报，像新自由报（Neue FreiePresse）维也纳日报（Wiener Tageblatt）等，但恨为满意其对于宫廷的谄媚的那种卑污态度。
宫廷之中有一事件发生，莫不以欢欣讴歌的醉人的语懈灾为之刊物，这种愚蠢的行为，施之于最最贤明的对主，也无异于“山鸡”交尾的行为。
我深以为这是自由民主政策（LiberleDcmokratie）的污点。
我住在维也纳，仍是秀热心的注意于：德国的一切事件，不论是政治问题或是文化问题。
我以德国的兴隆和奥国的衰替相比较，不禁为德国人庆幸。
告别珍的外交事件。虽然差堪慰藉，但是内政方面不免叫人失望而感到不快。
对于抨击威廉二世的运动我是不赞成的，我不但认威廉为德国的皇帝，且还尊之为德意志海军的创始人。
所以对国会不许皇帝演说一事，使我不胜愤怒，因为在我看来，国会不配发出禁令的。
这些混蛋，在一次会议时所发狂妄的谬论，较之历朝皇帝——甚致最没有用的——于几百年中所发生的表演无聊的谬论为尤多。
在一国之中，任何的愚春，都有着批评的权利，而且都有人入国会为立法员的资格，现在身居帝位的人，反受这最荒谬的机关所谴责，这实使我愤怒的事。
更使我愤怒的，就是维也纳的报纸，从前对于宫廷的卑污谄媚，现在则用虚伪的关切来发表它反对德皇的言论，它们竟显示出不可遮掩的仇来了。
这是我所不得不承认的，在反对犹太人的报纸之中，有一种叫做德意志民众报（Deutsches Volksblatt）的，关于这论题的态度，比较是适当的。
那些较有势力的报纸，对于法兰西人谄媚的丑态，那也使我很不痛快。
当一个人看到赞扬他们所谓“伟大文明民族”的歌颂时，不能不羞于做一个日耳曼人了。
这种向法兰西求欢的卑污状态，使我把这种世界报纸愤而丢弃的已非一次了。
我看到民众报，对于这种事的所持的见解，虽然稍为狭隘，然而实较纯洁。
我本来不赞许其反对犹太人的苛论，但是，当我在看其辩论的时候，虽以使我发生着一种深思。
总之，我因此而慢慢地知道了当时决定维也纳命运的人信其运动的主持者是卡尔吕格勒博士（Dr·KarlLueger）和基督教社会党（Christian SocalistParty）。
当我抵达维也纳的时候，卡尔·吕格博士和基督教社会党都我所仇社的。
在我看来，这人和他的运动都是反动。
有一天，我行经内城，忽然碰到一位穿着土耳其人的长衫和两边留着黑卷发的偿，我便私忖着“这是犹太人吗”然而在林兹城中的犹太人并不这档。
我便密察这个人状貌，后来，我的脑海中的问题变为：“这是一个日耳曼人吗？”
平时，我碰到这种情形，每靠书籍来释疑。我第一次用几个“赫勒”去买了几本反对犹太人的小册子。
想不到这种等书册中所论的，都以为读者为于犹太问题是略有所知，或是相当的了解的。
这些小册子的论调，竟又使我疑团发生；因为其中所说的，都是极浅极薄而不合科学的辩论。
这一个论题既是这样的广大，而想研究又是这档的茫然无边际，我惟恐有失公平，所以又惶然而不敢自信了。然而，他们实在不是信奉他种宗教的日耳曼人，而是别一民族，我在这里已不能再有所疑。
我既着手研究这问题而注意犹太人了，那在我眼中的维也那自然两样了。
于是，我就随处见到犹太人了。所见愈多，则其于他人的地方也愈显。而内城和多瑙河（Danube Canal）的北部成群居着一种日尔曼人不同的人民。
我的心中虽然还是仍有所疑，但是，我的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