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疏离感的体验产生焦躁。确实，孤独的感觉是所有焦躁的根源。疏离，就意味着被切断了所有跟外界的联系，这样人也就不能发挥任何人类的力量。因此，疏离也就意味着无助，意味着不能主动地把握这个世界——事物跟人。也就意味这个世界可以毁灭我，而我实际上毫无还手之力。这样，疏离就成为极度焦躁的根源。不仅如此，疏离还造成了羞耻和负罪感。疏离感中的羞耻和罪恶的体验在《圣经》有关夏娃和亚当的故事中表达过。在亚当和夏娃吃了能识善恶的智慧树上的果子之后，在违抗上帝的旨意之后（除非他们能自由违抗上帝的意志，否则也就无所谓善恶），在他们通过将自己从自然的动物式的和谐状态中解放出来以后，所有这些也就是说：他们作为人生下来的时候，他们才看到：“他们赤身露体——才感到羞耻。”我们是否能够假设：这样一个如此古老、如此原始的故事也包含着１９世纪那种道学气的训导？这个故事的重点是要告诉我们生殖器要是让人看见是一件令人很难堪的事？几乎不可能是这样。如果用维多利亚时代的精神去理解这个故事，我们就忽视了主要的一点，那就是：男女在彼此意识到自己和对方后，也就意识到了他们之间的疏离和区别，知道了他们属于不同性别。但是，即使他们承认了他们的疏离和孤独，他们仍然是行同路人，因为他们彼此还没有学会去爱对方（当上帝问起偷吃禁果之事的时候，亚当责怪夏娃，而不是试图为夏娃辩护这一事实就证明这一点）。意识到人与人之间的疏离并未通过爱而重新融合——这就是羞耻的根源，同时也是负罪和焦躁的根源。
人类最深层次的需要是克服疏离感，是逃离孤独监狱的需要。达到这一目标最根本的失败意味着疯狂。因为，完全离群索居的恐慌只有通过对现实世界的根本的规避、逃离才能克服。疏离感消失了，因为与人疏离的世界在当事人看来也早已消失了。
人——所有时代和所有文化之中的人——永远都面临着同一个问题和同一个方案，即：如何克服这种疏离感，如何实现与他人融合，如何超越个体的生命，如何找到同一。原始时代居于洞穴中的先民、照料羊群的游牧民族、埃及的自耕农、腓尼基的商人、罗马的士兵、中世纪的僧侣、日本的武士、现代的职员和工厂雇员都有这个问题。这个问题之所以从古至今一成不变，因为它产生于同样的根源：即人的境况，人类存在的诸条件。但对如何克服疏离感的回答却是各不相同。人可以通过动物崇拜、人祭或军事征服、纵情享乐、禁欲出世、狂热的劳动、艺术创造，通过对上帝之爱和对他人之爱等方式，对这个问题做出自己的回答。尽管对这一问题有很多种的回答——详细列举这些回答就会构成一部人类历史——但是，这些回答并不是漫无边际的。相反，如果我们撇开一些外围的、非本质的差别，我们就可以看到，人们对这一问题所能做出的回答是有限的，而且这些不同的回答也只能由那些生活在不同文化下的人们做出。宗教和哲学的历史就是这些回答的历史，是多样答案的历史，也是量上有限的历史。
对这一问题的回答在一定的程度上取决于一个人所已经达到的个性程度。在婴儿阶段，“我”（指对自我与他人明确区分的能力）有所发展但极其微小。每个孩子都觉得自己同母亲是融为一体的，只要母亲在他身旁，他就不会有疏离感。他的孤独感通过母亲的在场，通过同母亲的乳房以及肌肤的接触而得以消除。一直到孩子发育到产生孤独感和个性这个阶段，母亲的在场不再管用了。要消除他的孤独感，他必须采取其他的方法。
人类在孩提时代也同样感到与大自然是和谐为一的。大地、动物和植物依然是人的世界。人将自己与动物完全等同起来，这表现在人戴着动物面具以及崇拜图腾动物或动物诸神。但人类越是脱离原始的纽带，就越疏远自然世界，而寻找摆脱孤独途径的需要也就越是强烈。
达到这一目的——摆脱疏离感——的一种途径在于各种各样的狂欢状态（ｏｒｇｉａｓｔｉｃ ｓｔａｔｅｓ）。这些狂欢状态可以采取自我促成的恍惚情形，有时候可以借助于药物的帮助（毒品等精神麻醉剂）。许多原始部落的宗教仪式提供了这种解决方法的活生生的画面。在短暂的极度兴奋中世界消失了，与世隔绝的疏离感觉也随之消失。如果是集体的迷狂纵欲，那么参加者还会体验到一种与集体他人融合无间的感受，这样就使效果更加明显。同这种狂欢状态紧密相连的、并且经常与之混合采用的方法是性体验。性高潮可以产生一种同恍惚状态或吸食某些药物同样的效果。集体性纵欲的仪式是许多原始宗教仪式的一部分。经过这种集体性纵欲的仪式，人们好像能够好长一段时间不会再忍受疏离孤独之苦了。但慢慢地，随着焦躁感的逐渐增加，就必须重演这一仪式，这样方能缓解疏离孤独感的再度复发。
只要这种狂欢状态是一个部落的集体行动，那么就不可能引起焦虑感或罪恶感。这样的一种行为是“正确的”，甚至是一种美德，因为这是一种所有人都会参加的公共活动，不仅得到医生和祭司的支持，甚至他们还命令此事；因此参加者也没有理由感到羞愧或有负罪的感觉。但是对于生活中已经不再拥有这种仪式的文明中的人来说，如果也采用这样一种方式去克服自己的疏离感，那就大不相同了。酒精中毒（也就是醉酒、酗酒）和毒瘾是生活在一个非集体狂欢文化中的个人所采取的逃避孤独疏离感的方式。跟生活在集体性、模式化地狂欢文化的人相反，采用醉酒与吸毒方式来排解孤独的这些人怀有深深的负罪和自责。当他们求助于酒精和毒品去克服疏离感的时候，在他们这种狂欢的体验之后，感到的却是更加严重的疏离与孤独；而且，从此以后，他们将更经常地、更强烈地向酒精和毒品求援。跟酒精和毒品稍微有点不同的是性狂欢这种方式。在某种程度上纵欲是克服孤独感的一种自然和正常的方式，也是一种较为人们所偏爱的方式。对许多不能用其他的方式减轻孤独感的人来说，追求性高潮实际上跟酗酒与吸毒并无多大区别。想借性纵欲来使自己克服由于孤独而产生的焦躁感，变成了一种令人绝望的努力。这样做的结果却是不断增长的孤独感，因为没有爱情的性行为即便能暂时起点作用，最终也无法弥合两个人之间的沟壑。
所有通过狂欢达到人与人之间的结合方式都有三个特征：首先这些方式都是强烈的，甚至是狂暴的；其次它们需要整个人——包括身体和心灵——都投入进去；第三就是他们是短暂的，而且要不断重复。但是，准确地说，跟上述这些特征相反的方式也一直——无论过去还是现在——是为人们所经常采用的。这一方法就是：建立在同群体保持一致（即同一，ｃｏｎｆｏｒｍｉｔｙ），同群体的习惯、实践和信仰保持一致的基础上的融合为一。这里，我们又见到了一个重要的发展历程。
在原始社会，一个群体中的人数是很少的；群体通常是由拥有同一血缘和拥有同一居住地的人所组成。随着文化的发展，群体也随之扩大；群体变为城邦的公民、国家的公民或教派成员。就连最穷的罗马人也因能说“ｃｉｖｉｓ ｒｏｍａｎｕｓ ｓｕｍ”（生活在罗马的公民）而感到自豪。罗马及其帝国就是他的家庭、他的家乡和他的世界。就是在当今的西方社会，群居也仍然是克服孤独感最为广泛采用的方法。在这种结合中，参加者个人在某种程度上是融于其中了，参与者的目的是完全地属于群体。如果我与任何一个其他人完全一样，如果我的感情、思想与他人毫无二致，我在衣着、习惯和看法方面都与这个群体模式完全相同，那我就得救了，从恐惧孤单的体验中得救了。独裁制度的国家用威胁和恐怖手段去制造这种千篇一律、步调一致的状态；民主制度的国家则使用建议和宣传的方式达到同一目标。在这两种方式中，的确存在着巨大的区别。在民主国家里，不一致（不同一）是可能的；并且，在事实上，不一致的现象也确实不是完全不存在。但在极权制度里，只有少数非凡勇敢的英雄和烈士才会拒绝服从。但是，如果我们不管民主制与极权制之间的上述差异，我们就会看到，在民主社会中，存在压倒性的一致性。原因在于下列事实：必须有一种对追求融合的回答，如果没有别的或更好的方式，那么，通过群体一致才达到结合为一的方式也就会成为支配性的方式。只有一个人理解了人是多么害怕与别人隔绝，才能理解人们为何如此害怕与人不同，才能理解仅仅跟人群相差几步就会产生的那种“遑遑然如丧家之犬”的感觉。有时，这种对不一致的担心被合理化地解释为对可能威胁不一致者的实际危险的担心。但事实上，人们情愿与习惯一致的程度远远高于人们被迫去跟习惯保持一致的程度。至少在西方民主国家中，情况就是如此。
第二章爱的理论（2）
大多数人并没有意识到他们对一致的需要。他们生活在幻觉中：他们遵从自己的看法和倾向，他们是个人主义者，他们通过他们自己的思考，形成了自己的意见——他们自己的看法跟多数人的看法一致，这仅仅是纯属巧合而已了。全体一致恰恰被他们用作“他们”观点正确的佐证。既然还有体验自己个性的需要，所以，一些微小的差异被用来满足这种体验个性的需要。如在手袋或毛衣上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