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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防务。但桂军并未按蒋介石和何键的意旨，以主力前出兴安，沿江北上，封锁渡口，与刘建绪部衔接。他们只以一个师驰援兴安，以防我军南下，而令已从恭城返回地处桂湘边界灌阳新圩的夏威所部，全力向我后续部队发起攻击。显然，桂军执行的仍然是“只能追击，不能堵击”的方针。他们在新圩地区发起攻击，既不会冒红军回头打击的风险，又能向蒋介石交差，更重要的是可防止中央军入桂，其目的是很明显的。
此时我军的态势，既有有利的一面，也有不利的一面。有利的一面是：我一、三军团的前卫师已占领从界首到屏山渡30公里内的湘江所有渡口和徒涉点；军委纵队已到达文市、桂岩一带，前距湘江最近的渡河点只有55公里。不利的一面是：我军部队拉得很长，前锋已至湘江，而八、九军团在三峰山受阻后，正改道向雷口关急进，尚在永明、道县之间，还未入关，我军前后相距达100公里。当时，军委已准确掌握桂军在兴安的意图，指出他们“准备防御兴安”，要求我军在30日全部渡过湘江。这是基于敌我态势作出的十分正确的决定。如果部队能按军委的要求，轻装急进，仍然可以利用最后的有利时机，以较小的代价渡过湘江。但是，庞大的军委纵队由于辎重压身，行动异常迟缓。直到30日早上，军委第一纵队才从界首渡过湘江；第二纵队随三军团行动，迟至黄昏才渡河。短短55公里路就走了两天，平均每天行程仅275公里。由于军委纵队行动迟缓，后卫五军团及最后入关的八、九军团就无法及时过江。担任两翼掩护的一、三军团，为阻击敌人，就不得不付出惨重的代价。
由于湘敌刘建绪部已抢先占领全县，红一军团只能将阻击线布置在全县西南、湘江西岸的鱼板桥到觉山一带小丘陵上。
觉山，北距全县15公里，南离渡口25公里，一条公路与江平行，两侧是起伏的丘陵和山岗。觉山是扼守这条公路的要地，守住了它，就卡住了敌进入湘江西岸的咽喉。
然而，敌人已占据了觉山西北一带高山，据险扼守。红一军团的阵地全在敌人炮火射程之内，却又来不及修筑坚固的工事。但红一军团必须像一颗坚硬的钉子，钉在这里。
受命主守觉山的是红二师四团。11月28日凌晨，经过一夜的急行军，该团在团长耿飚和政委杨成武的带领下，赶到了觉山。这时，除五团在公路以东占领了阵地外，一师一团也已在公路以西占领阵地。四团遵照命令进入了公路及其两侧的正面阵地，与一团、五团并肩战斗。正面的敌人是刘建绪的四师。
就在四团进入阵地的时候，林彪、聂荣臻也赶到了觉山。他们来不及休息，便召集师、团干部察看地形。林彪、聂荣臻反复叮嘱耿飚和杨成武：“这片山岭一定要守住，否则部队将成为砧上鱼肉，任人宰割。”
29日，敌刘建绪部得悉我中央直属纵队将要渡过湘江，即从全县倾巢而出，直扑觉山一线，以几倍于我的兵力，在飞机、大炮的配合下，对立足未稳的我军阵地发起了猛烈的攻击。
这是一场名副其实的血战！50多年之后，两位亲身经历过这场战斗的老将军，竟不约而同地以“血战”为名，来描述这场令他们永远不能忘怀的战斗。
杨成武在《血战湘江》中这样写道：
这一天清晨，天气晴朗，银霜遍地，秋风萧瑟，寒意袭人，我们站在觉山上，察看了周围地形。觉山，北距全县30来华里，它紧靠公路边；南面，离我军控制的湘江渡口50多华里。一条公路与湘江平行走向，公路两侧是起伏不平的丘陵，有几座互相孤立的山岗子，比较难守。连绵起伏的丘陵地上，长着疏密不匀的松树。觉山是扼守这条公路的高地，是敌人进入湘江的咽喉之地。我们要守住的就是这条通道。如今公路旁稻田里的庄稼已经收割，但树叶还没有脱落，满山的松树和一簇簇的灌木丛，约有一人多深，刚好成了我们的天然隐蔽物。看样子，我们一定要在这片山岭上守住，否则，山后一片平川，无险可守。
天渐渐亮了。团长耿飚同志和我把部队布置好了。他近来由于一直发病打摆子，忽冷忽热，面庞清瘦，身体虚弱。这时，我劝他在后面稍作小憩，我到前面指挥。耿飚同志却说什么也不肯，带着病也要站在自己的指挥位置上。突然，传来了“嗡嗡”的飞机声。我抬头一看，嗬，真不少，少说有十来架。它们穿梭似地俯冲扫射，最后丢下一批炸弹，地上立刻掀起冲天的烟尘，震得我们身子直晃。
一批飞走了，一批又来了，这种情况一直伴着整个战斗过程。接着，对面山上的大炮响了，友邻部队和我们的阵地，立刻弥漫在一片火海之中，树林被打得遍体鳞伤，枝叶横飞。
敌人在攻击以前进行炮击，这是常事，但是如此密集，如此猛烈，长征以来还不多见。耿飚同志和我站在阵地上，他指着灰土，诙谐地说：“看，这么轰隆隆一震，把我的烟瘾，也赶跑了！”
“看来是一场恶战！”我说。话音未落，敌人从正面压过来了。
“嗬，还真不少！”李英华参谋长操起短枪跃入指挥岗位。我仔细一看，可不，黑乎乎的一片，像蚂蚁似的，直朝山坡上拥来，几乎把山坡都盖满了。而我们，整个阵地还是一座沉默的大山。我们的弹药非常缺乏，缴获来的尖头子弹，全部集中给机枪使用，步枪则尽量使用自己的土造子弹。为了节省弹药，战前规定了各种枪的射击距离，现在，不管敌人怎样吼叫，我们还是沉着地等待着。
沉默，在沉默中，时间一分一分地悄然逝去。
沉默，在沉默中，敌人一步一步地向我们逼进。
《跨越雄关》 喋血湘江军团长林彪差点在这场血战中当了俘虏（2）
沉默，对我们来说，是短暂的忍耐，出击前力量的积聚，可是，沉默对敌人，却是意外的侥幸；我们片刻的沉默，激起他们百倍的幻想，千倍的疯狂。原来，他们错误地认为，经过飞机轰炸，炮兵轰击，我们的有生力量存在不多了。于是嚎叫着，攻了过来，先是匍匐，以后是弯腰前进，最后干脆直起腰杆子冲过来，肆无忌惮地往上攀登。殊不知，我们沉默的枪膛里，都有一颗将置他们于死命的复仇的子弹。
草木纹丝不动，我们的心脏急促地跳动着，敌人完全进入了我们的射击距离。
“砰！”突然一声枪响。
随即，手榴弹、步枪一齐吼叫起来，重机枪“哒哒哒”地发出粗犷的声响，轻机枪也用清脆的嗓音加入了这场雄壮、激烈的大合唱。
敌人像被风暴摧折的高粱秆似的纷纷倒地，但是打退了一批，一批又冲上来，再打退一批，又一批冲上来，从远距离射击，到近距离射击，从射击到拼刺，烟尘滚滚，刀光闪闪，一片喊杀之声撼山动地。我们的短兵火力虽然猛烈，可是不能完全压倒数量上占绝对优势的敌人（事后知道，我们对付的敌人，是何键的16个团）。他们轮番冲锋，不给我们空隙，整整地激战一天，敌人死伤无数，我们也减员很大。
夜幕降临了，这对激战的双方，都是短暂休整的机会。踏着清冷的月光，我和耿飚同志分别到各连看望战士。
阵地上静极了。只有秋风掠过树梢时发出的轻微的簌簌声，月色笼罩着灌木丛。松树林里，战斗了一天的战士，大都已经睡了，有的还发出轻轻的鼾声。是的，长久以来的战斗生活，我们都习惯了。敌人攻上来，狠狠地打，敌人一退，便倒在工事里睡上一觉，好以饱满的精力，迎接敌人的下一次攻击。
有几个伤员没有睡着，辛勤的卫生员还在给他们上药，换纱布。他们大都是刀伤和手榴弹伤，头部与上肢受伤的较多，而且伤势都很重。他们不哭也不叫，见我过去或点头或轻轻一笑，没有任何要求，没有任何怨言。突然，我的视线落在其中一个人的身上。
这不是小老表么？虽然他头上用布缠着，但我还能认清他那胖鼓鼓的脸蛋儿。卫生员告诉我，他除了头上有伤之外，胸部和腹部也负了重伤。我用手电照着他那昏迷的脸，果然，脸像黄表纸一样，鼻孔里的气息也很微弱。我不觉一怔。的确他伤情大重，已经非常危险了。卫生员正在作最后的抢救。
我弯着腰凑近他，摸了摸他冰凉的手。
他感到有人摸他，微微睁开眼来，见到前面站的是我，轻轻一笑。
“小老表，怎么样？”我问。
他无力地摇摇头，然后打起精神，用手抓住我，几次翕动嘴唇想说话，但是终于没有说出声音来。
我们望着他，想尽量说些话安慰他，但是说什么好呢？
这时，他终于挣扎着用微微颤抖的喉音，一边喘息着一边说：“政治委员，往前走，打敌人，我—懂—了！”他的声音渐渐微弱，然后，从另一只手里递给我一颗子弹，说了声“打……”无力地昏过去了。
我一手握着他那递过来的还存留着他的体温的子弹，一手紧紧地握住他的手，说：“小老表，你还有什么话要说么？”
他紧紧地闭上了双眼，再也没有说什么。我很少流眼泪，可是，这时我的泪水禁不住悄然而下。
红军战士，多么好的红军战士啊，为了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的利益，为了祖国和民族的前途，英勇无畏地献出了自己的一切，直到他生命的最后一刻，他想的都不是自己，而是他信仰的革命事业。他的平凡而崇高的形象，至今仍留在我的记忆中。
我和团长回到指挥位置，心情焦急地向右后方望去。漆黑的夜，什么也看不见，唯有遥远的天空中缀着几点寒星。可是，在这墨染一般的夜色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