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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等于社会全体人员的收入。同一几尼，今日付甲，作为甲的养老金，明日可付乙，作为乙的养老金，后日又可付丙，作为丙的养老金。所以在任何国家，年年流通着的金额，和年年付出的养老金比较，价值都要小得多。但购买力，换言之，由陆续付出的全都养老金陆续买进的全部货物，和这全部养老金比较，却总具有同样的价值；同样，全体领取养老金的人的收入，也必定与这全部养老金具有同样的价值。构成社会收入的，决不是金块；社会上所有的金块，其数量比它的价值要小得多。构成社会收入的，实是购买力，是那些辗转在各个人手中流通的金块陆续购得的货物。
货币是流通的大轮毂，是商业上的大工具。象一切其他职业上的工具一样，那是资本的一部分，并已是极有价值的一部分，但不是社会收入的一部分。把收入分配给应得收入的人，固然是靠了铸币内含金块的流通，但那金块，决不是社会收入的一部分。
最后，构成固定资本的机器和工具，还有一点类似货币那一部分流动资本。建造和维持机器的费用的节省，若不减损劳动生产力，就是社会纯收入的增进。同样，收集和维持货币这一部分流动资本的费用的节省，亦是社会纯收入的增进。
固定资本维持费的节省，为什么就是社会纯收入的增进，这问题，是够明白的，而且我们曾作出局部的解释。企业家的全部资本，必然会分作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在资本总额不变的场合，二者互相消长，乃势所必然。这部分越小，那部分就越大。提供材料，支给工资，推动产业的，是流动资本。所以，固定资本维持费的节省，若不减损劳动生产力，就一定会增加推动产业的基金，从而增加土地和劳动的年产物，增加社会的真实收入。
以纸代金银币，可以说是从低廉得多的一种商业工具，代替另一种极其昂贵的商业工具，但其便利，却有时几乎相等。有了纸币，流通界无异使用了一个新轮，它的建立费和维持费，比较旧轮，都轻微得多。但它怎样作流通的轮毂，怎样可增加社会的总收入或纯收入呢，个中理由，人们还不甚明了，所以，需要进一步的说明。
纸币有好几种，各不相同；银行的流通券，是最普通的，最合用的。一国人民若相信某银行家资产雄厚，行为诚实，处事谨慎，换言之，相信他有随时兑换现金的能力和意思，那银行家发行的钞票，便可在社会上通用，无异于金币银币。
假设某银行家，以十万镑期票，借给他的顾客，这种期票，既然和货币有同等作用，所以，债务人自当偿付利息，象借入货币一样。这利息，便是银行家得利的来源。发出去的期票，固然有一部分会不断回来兑现，但总有一部分不断在社会上流通。所以，他发出去的期票，虽然是十万镑，但有二万镑金银币，常常足够应付不时的需要。这样，这种期票的发行，使二万镑金银币可收十万镑金银币的功用。同一数量消费品的交换，同一数量消费品的周转和分配，可通过这十万镑期票而实现，和通用十万镑金银相同。因之，国内流通用途，可省八万镑的金银。假设国内银行林立，都依达办法经营，那末，这时流通国内货物所需的金银，就不过等于没有这期票时代所需的五分之一了。
让我们假设，某个国家某个时代的通货总共为一百万镑，这个数目已够流通国内全部年产物。再让我们假定，后来因为银行林立，发行兑现的期票一百万镑，而在金柜内保留二十万镑，以应不时的需耍。这样，在流通界就有了八十万镑金银币，和一百万镑期票，总共一百八十万镑了。但国内土地和劳动的年产物的流通、周转和分配，原来只需要一百万镑；现在，银行的作用又不能马上增加国内年产物数额。所以，在有银行作用以后，流通国内年产物，一百万镑仍是足够的。待售待买的货物量照旧，用以买卖的货币量，亦自然可以照旧。流通的渠道——如果这名称适当——自必完全照旧。一百万镑，就足以充满渠道了。逾这限度，灌注下去，势必溢而旁流。现在，我们灌注下了一百八十万镑了。八十万镑定然会溢流出米，这数额是国内流通界所容纳不下的。但是，国内不能容纳的数目，置之不用，又未免损失太大。因此，一定会把它送到外国去寻求在本国寻求不到的有利用途。不过，纸币是不能送到外国去的，国为外国离发行银行远，离可使用法律强迫其兑现的国家远，所以，纸币在外国是个能通用的。送到外国去的，一定是八十万镑金银。国内流通的渠道，以前由一百万镑金银充满，现在，却将由纸币一百万镑充满了。
这巨量金银送往外国，决不是无所为的，决不是送给外国作礼物的。它的外流，定然会换进一些外国货来，供本国人消费，或转卖给别国人民消费。假使运金银的人是甲国人民，他们现今用这巨量金银，购乙国货物，供两国人民消费。他们所经营的，就是所谓贩运贸易。由此获得的利润，当然是甲国纯收入的增进。所以，这巨量的金银，就象新创的基金一样，可用以开办新的事业。国内事业，现由纸币经营，金银就移转过来，作为这种新事业的基金。
如果他们用这巨量金银，购外国货物，来供本国消费，那买进来的货物，不是（）游惰阶级消费的货品，如外国葡萄酒、外国绸缎等等，就一定是（二）更多的材料、工具和食料等，从而维持和雇用更多的勤劳人民，这些人民再生产出他们每年消费的价值，外加利润。
如果用于前一途径，就无异鼓励奢侈，增加消费，而不增加生产，不增加维持这项消费的固定基金，对社会无论就那一点说，都是有害的。
如果是用于后一途径，却可鼓励勤劳，虽然会增加社会上的消费，但也会提供维持这项消费的固定资金。消费者会把每年消费的价值，全都再生产出来，同时提供利润。社会上的总收入，换言之，社会上土地和劳动的年产物，势将增加起来，其增加的数量，等于工人对加工材料所增加的全部价值。社会的纯收入，也必然增加，其增加的数量，等于上述价值减去这些工人使用工具机械所需要的维持费后剩下的价值。
由于银行作用而被排往外国的金银，假如是用来购买本国消费的外国货物，就有大部分是，而且一定是，用来购买第二类货物。这不仅是可能的，而且几乎是必然的。固然，也何这详的人，他们的收入虽没有增加，却忽然大挥霍起来，但我相信，世界上，决没有一个阶级，全是这么办。谨慎从事，固然不能望于人人，但至少，一个阶级，总有大多数人不侈靡，不乱花钱，这大多数人的行为，总能奉行谨慎的原则。至于那般游惰者，作为一个阶级，他们的收入，既不能由于银行的作用而增加毫米，所以，除了少数实际的例外，他们这一阶级的费用，亦不能由于银行的作用而增加。游惰阶级对外国货物的需求，是照旧的，或者大概照旧。由于银行作用而排往外国购买外国货物以供本国消费的货币，亦只有一极小部分，是用来购买这般人需用的物品。其中大部分当然是用来振兴实业，不是用来奖励游惰。
我们计算社会流动资本所能推动的劳动量时，常须记着一件事情，那就是，在社会流动资本中，仅可计算食料、材料、制成品三项。而由货币构成，仅用以实现这三项流通的部分，必须减去。推动产业，需要三件东西，即材料、工具和工资。材料是工作的对象；工具是工作的手段；工资是工人作工的目的。货币既不是工作的材料，亦不是工作的工具；工资虽普通用货币支付，但工人的真实收入，并非由货币或金块构成。构成工人真实收入的，是货币的价值，或者说，是金块所能换得的货物。
一定数量资本所能雇用的劳动量，显然等于该资本能供给以材料、工具以及适应于工作性质的维持费的工人的数量。购买材料工具和维持工人，固然少不了货币，但该资本全部所能履用的劳动量，无疑不能同时等于用以购买的货币和被购买的材料、工具、食料。而只等于这两价值之一，与其说等于前者，无宁说等于后者。
以纸币代金银币，则全部流劝资本所能提供的材料、食料和工具，必按所代金银的全价值而增加。流动和分配轮毂的全部价值，现在被加在本来靠它而流通的货物的价值上面。这件事，有些象某个大工厂厂主的处境。由于机器的改良，他舍弃旧机器不用，把新旧机器价格之差额，加入流动资本，即加入作为购置材料、支付工资的基金。
一国流通的货币，对于靠它而流通的货物的价值，究竟保持着什么比例，也许没有确定的可能。有人说是一比五，又有人说是一比十，一比二十，一比三十。但是，货币对年产物全部价值所持的比例，无论怎样微小，在年产物中，只有一部分，常常是一小部分，指定用作维持产业的基金，但货币对这一部分年产物所持的比例，总该不小。如果以纸币代替，流通所需要的金银量减少到等于原先的五分之一，那末，其余那五分之四，若有大部分是加在维持产业的基金内，那当然会大大增加产业的数量，因而会大大增加土地和劳动的年产物的价值。
晚近二三十年来，苏格兰几乎所有大都市，都设立许多银行，甚至穷乡僻壤，有时也如此。这种银行作用的结果，正如上述。国内事业，几乎完全用纸币周转；一切种类的购买和支付，亦都凭借纸币。除了兑须二十先令的钞票外，银币很少见到，金币尤其少见。银行林立，虽未免良莠不齐，以致议院有立法制裁的必要，但国家曾因银行设立而得莫大利益，却无可违言。我听说：格拉斯戈自银行创立以来，十五年间，商业竟已加倍。苏格兰的商业，自两公立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