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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威望，他把太子的心思摸得一清二楚。太子不止一次地向他吐露真情：“上天明鉴，诤友如阁下者吾今生今世难望再得。”在从华沙寄给神甫的另一封信里，太子告诉他，如果他一旦归西，“我决不愿再返回俄国。”这封信所以令人感兴趣，也由于早在1711年 1月，即太子出逃之前很久，就泄漏了他可能不再返俄国的天机。
太子的“死党”完全不同于父王的“彼得帮”。“彼得帮”积极参预所发生的事件，各显其能，十分卖力；而阿列克谢的“死党”充其量不过从旁看看热闹，有时甚至心怀叵测。
1711年梁赞省大主教斯特凡·亚沃尔斯基在莫斯科布道，这事激怒了彼得。这位大主教布道时指责设立行政监察官一事，希望皇位继承人登基之后，能象他所认为的那样恢复旧制。有关这次布道的消息，几个月之后传到了滞留德累斯顿的太子耳朵里，于是他头脑里产生了指望宗教界发动暴乱的念头。尽管太子是一位十分谨慎并善于掩饰自己真实感情的人，但这次他却不能自持，冒险写信给神甫询问布道内容，这样就留下了不利于自己的罪证。“请将梁赞省大主教新年训诫（如已印好）交达乌多夫专程送来。”在另一封信里他要求告诉他大主教后来的遭遇。也是在1711年，德累斯顿曾谣传缅希科夫去世的消息，但这个传闻是假的。这一消息也使太子欣喜若狂，因为父王驾崩后他接位这件事中又少了一名从中作梗者。阿列克谢发专函核对这消息是否可靠，并要求由最可靠的信使把密信带回：“此间盛传缅希科夫公爵已故，刻正式讣告尚未收到。如知情，望用密码函告。”
在同忏悔神甫通信时，太子时而采用密码，时而使用只有通信人才能明白的隐语，因为他们只能靠信件暗通消息。在一封信中，太子请忏悔神甫和所有的“死党”成员不必回信，因为“此事不足与外人道及，祈祷上苍，保佑吾大业早日告成，不再宕延。”另外有一次太子写道，在斯摩梭斯克，他和他的朋友们都祈祷上帝：“祈求上天，尽速降全福于我侪”。“全福”是何所指呢：是希望父王健康恶化，还是等待圣上在沙场上饮弹而死，还是摆脱父王委派的公务，返回莫斯科投入“死党”的怀抱呢？
阿列克谢某些信件的含义，时至今日人们也不甚了了。但信尾经常附笔“此事勿令人知”，或“勿令外人知晓”，证明他力求自己和“死党”的举动避开外人耳目，特别是有意避开父王的视线。他极力掩饰自己同亲母及外家的联系。
越到后来，他和父王的关系越加疏远。太子把父王委办的公务视为难以胜任的负担，因为他一向厌恶工作。王储长成之后，耽于宴乐，嗜酒无度。醉后放浪形骸，信口开河，不能自已。
一次，太子在什么人家里做客，回来时酩酊大醉。他踉踉跄跄踅进夫人内室，竟被赶了出去。阿列克谢回到自己的卧室后，开始向唯一的交谈者——近侍伊凡·阿凡纳亚耶夫发泄不满。一开始他辱骂他的夫人，接着越说越激动，狂叫要砍下所有参预他们的婚事的人的头，要造他父亲的反。
一觉醒来，太子力图回忆自己夜里所说的话。突然闪过一个可怕的念头：虽然伊凡·阿凡纳西耶夫为人忠实，可是万一他去告密怎么办？于是，他把近侍叫来。
“我昨晚没有惹谁吧？”太子问道。
“没有。”近侍回答。
“那我酒醉没有说过什么吗？”
听了近侍的叙述，太子说：
“谁没有喝醉过？醉汉总是废话连篇。我很懊悔酒后发火，并说了许多废活。”
为防万一，太子威胁说：
“不准你向任何人讲。即使你讲了出去，也不会有人相信你：如果我拒不承认，人家就会对你严刑拷打。”
近侍请太子放心，说听到的那些话只有他自己知道。
阿列克谢的酒友们时常辱骂沙皇，背后对他所实行的改革横加指责，把守旧派散布的流言蜚语带进宫内。后来，太子供认，所有的朋友都“要我同父亲更加疏远，用声色犬马娱我耳目，以致使我不仅对军务、对父王交办的其它事务，乃至对父王本人都望而生厌，退避三舍。”但有时父子还是要会面的，这时儿子就要对父亲的责备洗耳恭听，有时还会挨打但只要彼得刚一跨出门槛儿，儿子就又重新和狐朋狗友沆瀣一气。
彼得很不满意太子的行为，理由是很多的。使彼得苦恼的不仅是阿列克谢听命于修士和政客，主要是他对国家大事漠不关心。
太子第一次投身国事是在1704年，当时他在包围纳尔瓦城的俄国部队中服役，而后他参加了为庆祝占领这一要塞在莫斯科举行的盛典。
三年以后，十七岁的太子被派往斯摩棱斯克采办粮秣。1710年秋，王储的职责范围扩大了。先是派他去加强莫斯科的防御工事，以防查理十二的军队进攻首都：修补胸墙，构筑障壁，装备炮兵，给莫斯科卫戍部队补充兵员。在瑞典部队进军莫斯科的威胁消除之后，太子奉父命把五个新兵团补充齐全，装备并训练新兵，还参与了镇压布拉文起义的组织工作。
父子之间在参加共同事业的基础上（一方充当主角，而另一方则充当积极的助手），本来可以形成一种互相尊重和支持的局面，但事与愿违，不过这不能怪沙皇。
彼得1708年所写的书信中，已流露出对皇子办事拖沓的不满情绪，提醒他应在限期内完成任务。但很快看出来了，皇子对交办的事毫不上心，只一味和朋友饮酒作乐。他向由彼得任指挥官的普列奥勃拉任斯科耶团送去的都是一些不大合格的新兵，这使沙皇火冒三丈。虽然彼得对别人的过失每每能宽大为怀，但他对怠情而玩忽职守者决不姑息。皇子从父王的来信中读到：“对汝选送至我团新兵极不满意；此类新兵即令派往他团亦属不合格者。由是观之，汝尸位素餐，其程度较之往日尤甚。”
父王的责备是有道理的。太子后来回忆说：“当父亲不在，我受命在莫斯科代理国家大事时，我以为得到了自由（虽然我也知道父亲把统治权交给我是为了使我在他身后获得继承权），于是便和神甫、修士和其它一些人一起寻欢作乐。”
以上供词是太子在十年以后作的。在得悉父王震怒之后，那一天他的表现却与此大不相同。他当时的行为动机只有两条：一是害怕受到惩罚，二是不择手段地来为自己开脱。千方百计逃脱罪责，四处找人为他说项。“皇上，有人在您面前诽谤我，说我派去的三百名新兵不合格，我没有能克尽职守，感到非常痛心。”接下去就是一些有意引起父亲怜悯的话：“真的，皇上，我是竭尽全力去完成您交给我的任务的。当时我实在搞不到更好的新兵，而您又催着叫我把新兵快点送去。”
太子得出一条结论，凡事应当十分小心谨慎，然而，不论是他，还是他的酒肉朋友都无从查明，应该提防什么人，是谁把太子的所作所为报告给了沙皇。他曾试请御前机要秘书马卡罗夫帮忙：“亚历山大·瓦西里耶维奇！请复函告我，父皇因何事见罪。”
阿列克谢并没有得到回音，便转而求助于继母。叶卡捷琳娜成功地调解了这次冲突。1708年12月19日，彼得对太子11月末的来信写了一封回函：“诚如汝信中所言，当时确无更佳新兵可供选送，苟能将此情况及早相告，当不致因此生怒而见责于汝也。”有一封彼得给太子的信听起来好象是对他的恳求：“无需因上信而心生烦闷，……需知种种一切均于汝有益，吾对汝亦将多方眷顾。”
1710年太子住在德累斯顿，第二年他忙于筹备大婚。父王为阿列克谢选定王妃是不伦瑞克·沃尔芬比特公主夏绿蒂（其姊嫁与奥地利皇帝为后）。1711年10月14日，婚礼在托尔甘纳举行，彼得前去参加，其间德国哲学家和数学家莱布尼茨当时也到了那里。“我到托尔甘纳，”莱布尼茨写道：“与其是参观婚礼，不如说是为了看一看这位杰出的俄国沙皇。这位伟大国君的才能是出众的。”
结婚并没有给太子的生活带来变化。夏绿蒂是个又高又瘦的麻脸女人，阿列克谢并不爱她。“他们把这个鬼婆娘拴在我脖子上，不管我怎样接近她，她总是一副没好气的样子，不愿搭理我。”
这位王妃“没好气”是有原因的。太子纵饮的恶习未改，他身体本来就不好，这下更糟了。加上他又姘上了一个情妇。原来太子的太傅尼基福尔·维亚泽姆斯基有一个叫叶芙罗西尼亚·费多罗娃的女奴，被阿列克谢看中了，太子对她一往情深，眷恋之情始终不渝。
婚后，从1711年末起，太子奉沙皇之命在华沙为驻扎国外的部队采办粮食。根据阿列克谢的书信来判断，他的努力毫无效果：军粮没有买到，但是为了预防责备他玩忽职守，他几乎每一封信都要附上要么是他发布的命令的副本，要么是他的下属和实际办事人员报告的副本。这位王储在学习治国本领方面，也象他学习其它各门科学一样，没有搞出一点名堂来。
从1713年起，阿列克谢住在彼得堡。父王只是偶尔才派给他一点小事干干，可他却装病逃避。关于这种装病的本领，太子本人后来在受审时写道：“我害怕出兵远征，假装有病，故意吃药，这也是我的一种罪过。”
太子住在新京，仍处于尼基福尔·维亚泽姆斯基、伊凡·阿凡纳西耶夫等这些老“死党”的圈子之中。从“死党”中退出的只有忏悔神甫，因为太子同他闹了别扭。亚历山大·瓦西里耶维奇·基京顶了首席顾问雅科夫·伊格纳季耶维奇的缺。基京是彼得从前的侍从官，由于他办事机灵，腿脚又勤，人也可靠，故此当上了海军部首席军需勤务官。当时沙皇对基京以青眼相加，上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