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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欧地区政局混乱，可能造成了社会不安，迫使各国完善警察机制，提高办案水平。我说的自然是警察快速破案问题。一名罪犯，可能因为有人告密，在作案之前就登记在案了，但当地警察显然不如我们法国警察精细。有一次，我从阿尔巴尼亚进入南斯拉夫国境，有奥地利人安东做伴，通过海关时我出示了护照，所谓护照其实不过是一本法国军人证，只是我在里面夹了四页奥地利护照的空白签证（由安东提供），其中一页盖有塞尔维亚领事馆的签证用章。在火车上，在街道上，在旅馆里，我已经多次向南斯拉夫宪兵出示过这本古怪的证件，他们居然都放行了。有签证，有印章，他们就信以为真了。后来我被抓了起来因为向安东开了一枪警察竟把证件还给了我。
我爱法兰西吗？我当时头上一直戴着法兰西的光环。驻贝尔格莱德的法国武官曾多次要把我引渡回国这是违反国际法规定的南斯拉夫警方来了个折中处理：警方负责把我押送到与法国毗连的意大利边界上。我从一个监狱转到另一个监狱，横穿了整个南斯拉夫。我因此结识了不少罪犯，有的脾气火暴，有的阴险狡诈。破口大骂的语言粗野之极，不失为世界一流的下流话。
“我舔上帝他妈的屁股！”
“我贴他娘的墙！”
没过几分钟，他们哈哈大笑，露出满口白牙。当时南斯拉夫的国王是一个年仅12岁（一说15岁）的翩翩少年，头发整齐地梳向一边，他就是皮埃尔二世，其肖像画印上了邮票，也挂在所有监狱的看守室和警察局办公室里。流氓、窃贼怒气冲天，一股脑儿往这小孩头上撒泼。他们骂骂咧咧。他们牢骚满腹。这些坏人声嘶力竭的恶毒咒骂，就像对残酷无情的情人公开发泄兽性，他们把国王骂作婊子。我来到意大利边境的苏撒克监狱时我已经辗转领教了十来个监狱，每个监狱只呆了几夜被关进了一间大牢房，里面关押了不下20人。我与拉戴·佩里斯一见如故。这是一个克罗地亚人，因偷盗被判了2年监禁。我有一件大衣，他想沾点光，就让我睡在他身边的地铺上。他有褐色的皮肤，健美的形体。他穿着蓝色工装裤，洗得褪了色，当胸有一个大口袋，他喜欢把双手插进口袋里。我在苏撒克监狱只呆了两夜，但我已恋上了拉戴。
监狱外面没有高墙，但有一条壕沟与大路隔开，我们牢房的窗户就开向壕沟。开始是警察后来是海关人员把我押送到边境，让我进入意大利国界，我在冰天雪地里翻山越岭，连夜赶到的里雅斯特。我在法国领事馆的门厅里偷了件外套，立刻出手卖掉了。我用这笔钱买了10米长的绳子，一把钢锯，沿着皮耶迪卡公路回到了南斯拉夫。我乘一辆车子返回苏撒克监狱，已是夜深人静时刻。我从路上打了声口哨。拉戴立即出现在窗口上，我很容易就把整套工具递给了他。第二天夜里，我又去了，但他拒绝冒险越狱，其实这次行动易如反掌。我一直等到黎明，最终未能说服他。没办法，我打着寒战，再次登上山路，我很伤心，这个彪形大汉宁可稳蹲监狱，也不肯跟我到处冒险。我翻过了意大利边境，回到的里雅斯特，接着去了威尼斯，尔后去了巴勒莫，在那里又被抓进了监狱。回忆使我突然想起了一件有趣的细节。我进入巴勒莫监狱的牢房时，已经关在里面的罪犯问我：
“王妃玉体安康吧？”
“我也不知道。”我回答说。
早上院子里放风，有人又提出同样的问题。原来说的是国王的儿媳妇皮埃蒙太子妃的健康，但我对此的确一无所知。后来我才弄明白了，太子妃怀孕了，凡王室生孩子必有大赦，如何赦免则必须由孩子的性别来定。意大利监狱的房客们竟然和宫廷的权贵们操着同样的心。
人家把我押送到奥地利边境释放了，我在维拉茨附近翻越边界。拉戴幸好没同我一起逃跑。但他的音容笑貌，无时无刻不在陪伴我浪迹中欧各国。他不仅和我一起走路，陪伴我睡觉，就是在我当机立断时，我也要无愧于我在他心目中树立的勇敢形象。又一个倾国倾城、体貌具佳的美男子给了我显示勇气的机会。
我反复列举事实，纵横交错，山重水复但我并不知道事情的来龙去脉，也不知道它们在时空中受到什么限制尽管对事实进行了推陈出新的说明，但我至今未能找到开启事实的钥匙，也未能通过事实找到开启我自己的钥匙。一张巴罗克式的古怪图案提示了我，我得重提某些往事，也算是弥补一下疏漏，以对它们我生命表层轨迹最原始的脉络绚丽多彩的情结表示重视。如果说法兰西是艺术家或艺术家式的激情长河，有种种承上启下的艺术细胞神经元，而我说到底只不过是一串兴奋的浪花，我至今说不出最初的发端。犹如要用一根带钩的长蒿把一个溺水者从水荡里救出来，我为我的童年肉体感到痛苦，真的可以用鱼叉来寻找尸体吗？我在原野中跋涉，在麦浪中，在冷杉棺木下，发现了一些溺水者，我对死者举行了非现实的葬礼。难道我可以说，这就是过去？或者说，这就是未来？一切已成定局，直到我死了，在一块是非的大浮冰上，我为历历往事浑身战栗：一个狂欢之夜，有一个彪形大汉自告奋勇要做我的老公（我发现他的欲望就是我的哆嗦）；在茫茫夜色中，从一个沙丘看到阿拉伯游击队正向法国将军们投降；我的手背搁到一个大兵的裤裆开口上，战士则用讥讽的眼光看着我的手；在比亚里茨两栋房屋之间我突然看见大海；我从听告罪神功的神甫那里蹑手蹑脚逃脱，惊慌失措，并非害怕被再抓回去，却担心成了自由的猎物；在外籍军团，我骑在一个金发大兵的大屁股上，他沿着墙根把我驮出20米远；我似乎不是英俊的足球运动员，也不是运动员的脚，也不是他脚上的球鞋，而是圆滚滚的足球。我摇身一变成了开场“第一球”，开球以后我又不是球了，产生了飞脚踢球的意念；在大牢房里，素昧平生的小偷们竟然亲切地叫我的大名；光脚穿着凉鞋，在茫茫雪地上星夜跋涉，翻越奥地利边境，但我仍然毫不泄气，只是独自思忖，应该用这痛苦的经历丰富我人生的壮丽，切不可把这段光阴和余生变成一堆堆废渣。我要化痛苦为神奇，以精神威力一飞冲天。在波尔多码头上，一些黑人给我送吃的；一位著名诗人让我的双手抚摸他的前额；一个德国士兵被杀死在俄罗斯雪地里，他的兄弟写信告诉了我这件事；在布列斯特军团，一个图卢兹青年帮助我把军官和士官的宿舍洗劫一空，后来这青年死在监狱里；我得提到一个人顺便说一下，在监狱中，在谈情说爱的放风时间里，一天晚上，听着为开赴苦役营的船队送行的歌曲，我爱上了一个戴白手套的高手他早已死了，也就是说盖棺定论了。我此生别无他求，只希望为我最初的苦难伸张：我的人生应是一部传奇，可歌可泣，而且常读常新，会产生新的激情，我把这种新的激情称之为诗。我早已一无是处，只不过是一种寄托而已。
史蒂利达诺缓慢地运动着身体，像晒太阳一样享受爱情。他辗转反侧，接受阳光的全方位沐浴。我在安特卫普与他重逢时，他已是脑满肠肥模样。不能说他是肥胖，只是丰厚多了，身上的棱角圆滑了。但从他的举手投足的行动上看，仍然保持着那股野性的灵活和神经质，虽有些缓慢，却更威风了。那天天灰云暗，在安特卫普埃斯科河岸边一条最肮脏的街道上，他的后背活像斑马，有西班牙百叶窗明暗相间的条纹。与他同行的女人穿着一袭黑缎紧身衣，真是天生的雌雄配对。他看到我大吃一惊，似乎喜出望外。
“让诺！你在安特卫普？”
“你好呀？”
我握了握他的手。他给我介绍了西尔维娅。在欣喜重逢的寒暄中，我却对他陌生起来。突然他吐出了一句悄悄话，刚一张口，就满口白沫，我一直弄不明白那黏糊糊的口液是什么成分构成的，而且未曾枯竭，但我从他的白齿白痰中，找回了原来的史蒂利达诺。我也没有客气，劈头就说：
“你保持了老样子。”
史蒂利达诺一听就明白了。他顿时脸红了一下，笑了。
“你看出来了？”
“还用说吗。你对此骄傲得不得了。”
西尔维娅不解地问道：
“你们说什么呀？”
“宝贝，人家聊聊天。你甭操心。”
心有灵犀一点就通，我与史蒂利达诺重温旧梦。他原来所有的魅力，又在我身上春风化雨：强壮的肩膀，灵活的屁股，在丛林中可能被另一只野兽砍断了手，以及那具久违了的阳物，殊不知它一夜险象环生，深藏不露，臭气熏人。我任他摆布。我对他的用心一无所知，但我肯定，他是下九流的头目，码头、酒吧间都是他的领地，他甚至君临整个城市。一旦臭味相投，必显出登峰造极的风度。史蒂利达诺一身打扮可谓精心挑选，无可挑剔：黄中透绿的鳄鱼皮鞋，一袭褐色西装，白绸衬衫，玫瑰色领带，五颜六色的围巾，碧绿的礼帽。服饰点缀一应齐全，该夹的夹，该扣的扣，该修饰的地方有金链显耀，史蒂利达诺好一派花花公子风度。在他面前，我寒酸依旧，无地自容，但他并没有因此显得尴尬。
“我来这里三天了。”我说。
“你还能应付吧？”
“跟以前一样。”
他笑了。
“你还记得吗？”
“你瞧这小子，”他对女伴说，“他与我是患难之交。是我的铁哥们。只要他愿意，随时可以上我们窝里来。”
他们把我带到港口附近的一家饭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