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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人生》不是爱情小说，选择巧珍还是黄亚萍，也早已超出了爱情的范畴。但爱情依旧有它独立存在的价值。我听说，路遥凭着自己的才干，曾赢得了一位女知青的芳心。但她的家长，不同意这家庭地位悬殊的恋爱，使她动摇了。要好的一群同学，也不愿意她嫁给一个农村出身的青年。她们说，如果你不好拒绝，那就由我们来办吧。于是，路遥就接到了一封措词尖刻的信，叫他不要想吃“天鹅肉”，生生地拆散了他们。如果说，城市与农村存在着诸多的不平等，在户口、上学、工作等方面，已经让高加林们体味到了人生的残酷，那么在爱情上，则会遭遇到更加的心痛。这次经历，极大地伤害了路遥的自尊，他发誓一定要娶个北京知青做婆姨，而且，他也真的做到了。
路遥的发誓，不管还有多少爱情的成分，都是可以理解的。为此，他也承受了巨大的困惑和矛盾。我不知道生活中是否真的有巧珍存在，但在路遥心中，“巧珍”可能一直在折磨着他。
我曾把路遥请到美院，让他给学生们讲《人生》的创作经历。当时的讲课费很少，我只记得给他买了一盒两块钱的好烟。
他讲起了对巧珍们的感情：那是十几岁孩子之间的，朦胧的，说不清道不明可又实实在在的情感。当山上的杏子还是青青的，你就会把它摘下来，放在裤兜里，握得满是汗渍，满山遍野地寻找那个女孩子，把那个青杏在裤子上蹭干净了，双手捧给她，看着她一小口一小口地啃着。女孩子不说话，眼神里透着欣喜……
他忘情地描述着，我可以体会得到，什么才是埋藏在作家心底最珍贵的东西，那是在他远远走来的地方，一个不为人知的精神家园。这里有温暖他的第一缕阳光，有吹透到他血脉里的山风，还有一个啃着青杏的女孩。而悲剧在于，这最珍贵的东西，却与高加林们极力摆脱的环境，纠缠在一起，挣脱的同时也意味着失去，永远也找不回来。
他讲到写巧珍出嫁时，心里异常难受，以至泪水打湿了稿纸，几乎不能继续。送走了巧珍，他将笔扔出窗外，扑到床上，大哭了一场。哭完了，又去窗外寻回了笔，接着往下写。
他强调在写作上，对他影响最大的是柳青，于是有人提问，《创业史》中的改霞和《人生》中的巧珍，在形象塑造上，有什么可比较之处。路遥说，改霞是改霞，巧珍是巧珍，她们之间没有关系。说罢，面有愠色。
我于是有点恐慌，生怕闹出些不愉快，好在众多崇拜者的热情，迅速淹没了这一小小的插曲。
我后来调回北京，在工人出版社做编辑，出版社的老总南云瑞、文学编辑部主任雷抒雁都是陕西人，再加上我这半个“老陕”，使出版社笼罩了一层浓浓的“陕西情结”。这个阶段，与陕西作家们接触颇多，我曾数次陪南总去西安组稿，和作家们一起吃羊肉泡馍，当然，路遥也在座。这时的相交，多了些场面上的客套，少了些私人的色彩。
我注意到陕西的有些作家，虽然作品已经有了广泛的影响，可他们本人，却过着苦行僧般的日子。也许是在农村养成的节俭习惯，也许是写作在当时还不足以让他们衣食无忧，反正他们两根黄瓜一个馍，再夹上点辣子就算一顿饭的事，是常有的。他们的写作，像农民种地一样的诚实，一样的辛苦。他们的许多作品，厚实得有如乾陵上的石碑，然其代价，是熬干了心血，交换了生命。你看他们的样子，不是疾病缠身，就是骨瘦如柴，
最后一次见到路遥，还是在延安。那是1990年的春节，我在北京呆得憋闷，就跑到延安去散心。正值放假，偌大的延安宾馆里空空荡荡。突然听说路遥也住在这里，真有点“他乡遇故知”的喜悦，忙跑去见他。
路遥一个人住在间大房子里，虽然天还没黑，可窗户上挂着的厚紫绒的帘布，把屋里变得昏暗暗的，床头灯黄黄地照着，被子乱堆在床上。他邋遢地穿着一身睡衣，动作迟缓。我觉得他苍老了许多，神情疲惫，甚至带有一丝沮丧。意外的相逢，使两个人都很高兴，他向我了解北京的事，谈到了完成不久的《平凡的世界》，我则更多地询问他的健康情况。
我有一点不解，陕北人很重视春节，这是全家人团聚的重要时刻，人们哪怕远在天南地北，都要往家里赶。早早地备好年货，贴春联，挂红灯，钻到自家窑里，舒舒服服地享受天伦之乐。你若这几天到陕北，单位关门，商店闭户，想吃口现成饭都找不到。路遥却在此时，一个人住在空荡荡的宾馆里，品尝着寂寞和孤独。从他的脸上，也看不到完成一部巨著后的轻松和喜悦。我知道作家们在创作时，通常会找一个僻静的地方，避免干扰，可现在是春节呀。
心里虽然有这样的疑惑，我却没有多问，又怕影响他休息，聊了一会儿，便起身告辞。在餐厅吃饭时，我也没看见他的身影，想必有人把饭送到他的房间去了。
以后听到路遥的消息，几乎都是关于他健康的传闻。我虽然有些担心，却始终不肯相信会发展到什么恶劣的程度。然而，不幸的消息还是传来了。这离我最后一次见他，还不到两年。我替出版社拟了唁电，发往陕西。从邮局出来，我一个人默默地在街上走。初冬的北京，天气骤冷，使刚从秋日阳光下过来的人，感觉很不适应。我很想找个人说说话，哪怕说说天气也好。
一个人就这样从你的生活里消失了，变成了某种文化符号被人评论或纪念着。路遥的作品获得了不朽，但这并不能成为他早逝的理由。我真诚地希望我的朋友们都能健康地活着，而不管他们是不是作家。
“珍视每一滴文人的心血”
龚明德
这篇文章的正题引用六十年前的《文章》创刊号封三上端《编后》最后一段的最后一句话，最后一段为：“此外，还须一提的是本刊园地绝对公开，我们是文人，我们也曾体味到文人的一切苦难和压迫，我们将珍视每一滴文人的心血。”
《文章》创刊号编者所说的“珍视”，在卷尾由51则小讯息组成的《文人与文章》中。这51则小讯息，在现在弄中国现代文化尤其是弄中国现代文学的人看来，几乎全是第一手珍贵史料。抄录一些如下。
▲巴金已乘机回重庆多日，夫人即将分娩。闻本人现有小病。
▲曹禺的精心巨著《桥》写了两三年，到现在还没有完工，曾经一再易
稿，据说因为抗战胜利，将对原有计划有所调整。
▲陈白尘最近被窃，损失很大，所以他对沪上友人写信，叫他们为他置
办冬日用的东西。他的新作《升官图》已寄沪。又《岁寒图》一剧将由重庆“中
术剧团”演出，陈鲤庭导演。
▲洗星海逝世，文人深为哀悼。
▲平心近日写作甚少，闻患脑病。
更能体现《文章》创刊号编者所说的“珍视”的，是列在《文化服务》栏目内，占了第106页大半篇幅的一篇文字：《慰问张天翼先生》。不妨全录。
不论谁，只要他曾读过国人的创作小说，都不会不知道张天翼先生，这么一个优秀的作家，他的作品是当时最有活力最为青年爱读的东西，他的文笔，那么爽利，熟练，创造了一种独特的风格。抗战初期他曾以《华威先生》为大众所推崇。
自从他到内地之后，也曾产生了不少作品，可是因为生活的动荡，工作的繁重，不幸他患了肺病，如今他已经到了不能写信的地步！这是多可惊骇的消息！
他现在正住在成都一家小医院里度着他寂寞的、困苦的病中生活！
为了救治我们优秀的作家，除了他的友人举行募捐外，本刊特发起慰问的举动，凡是敬仰、尊重或是爱护张天翼先生的读者，都请写点信去慰问他。我们相信，他看到这许多人的信一定会增加了他生命的力量，战胜病菌。如果有谁要寄款，也请直接寄到他那儿。张先生的通讯处是：成都平安桥圣修医院第三号病室张一之。
上录文字的来源，是根据陈白尘的两封来信的内容写的。两封来信作为附件紧接着摘要发表。也全录。第一封：
手示拜悉，张天翼书亦已转致，但我不能不先告诉您，他目前不仅不能写小说，连一封书信，也在医生的禁止之列，他的肺病……我们都在尽可能医治他！
他现在住成都平安桥圣修医院第三号病室（张一之），您有信可以寄到那儿，但他自己不能复信，他要我致歉……第二封：
十一月二十九日手示拜悉。天翼病颇有起色，堪慰，目前其生活及医药均系成都分会、总会及友人等所筹集，沪上如能有资助，自极欢迎，两年前此间某报发起捐助运动，彼曾表示不可，但今日情势不同，当不致拒绝，唯目前似以友辈中为限，不必太公开也，兄意以为如何……
忘了在哪儿读过的，大概就是张天翼这回病情好转出院后住在乡下时，萧军和另外一个作家，凑钱从农民家里买了一头母山羊，每天派人挤了羊奶给张天翼补身体。
联系到现实，真让人惭愧：我们今天的生活比六十年前好了不知多少倍，但是这类感人的事，在文人圈中似乎不多见。
韩流生态报告 为什么一定要血肉相连
刘 宏
《叶子（花粒）》故事梗概：金民奎有一份枯燥的工作，修理路灯。因为总要撕掉贴在电线杆上的寻人启事，他认识了粘贴启事寻找弟弟的郑多慧。两个孤独的人慢慢熟悉了解。郑多慧的眼疾发展得很快，她想用身体和某个男人交换金钱去动手术，但没有如愿。金民奎带着她去看海，为了手术费用去抢钱，还击伤自己把角膜贡献给她。这种血肉相连的关系将使他们注定要在一起。如果金民奎给他自己的那一枪打得更准一点，他就死定了。
问题在于金民奎要是死了，对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