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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在于金民奎要是死了，对郑多慧来说将意味着什么呢？郑多慧在感觉没有希望，眼看就要失明的时刻对金民奎说过，她没有什么可以给他的。如果他死了，她又会怎么样？也对他说那些她在想象中对失散多年的弟弟所说的那些话？说起她的那些恐惧，说她或许不得不独自过着一个女瞎子的生活……？
那些他们分别过得相当类似的单调日子，因金民奎撕掉郑多慧的寻人启事而联系起来，使得两个很久以来擦肩而过的人相互认识，随后很快有了不可分离的关系。当然，这远远不是爱情或者两心相悦那么简单和表浅。这是两个相似的人，同样贫穷也同样举目无亲。郑多慧不停地张贴那些从未有过回应而且也许永远也不会有回应的启事，金民奎不断地给局长写匿名信要求在这一带加装路灯。金民奎的信终于有了反馈，街区被批准了两个路灯。有一天，他们还在装好了路灯的高高的电线杆上眺望远处的城市，金民奎说起夜景，而郑多慧喜欢的是凉爽的拂面而过的风。他们的梦想也略有不同，金民奎梦想住在最高的地方，而郑多慧说，她梦想住在宽阔的地方，最好的是海边，可以奔跑，可以看得很远，看见那些海鸟——她几乎就要看不见了。
金民奎偷来一辆车，带郑多惠去了海边。他知道她快要失明了，他们付不起昂贵的手术费。为了筹钱治疗眼睛，郑多惠决定最后一次与男人应酬。发现了事情的真相后，金民奎很快用与偷车类似的方式解决了这个问题：他用抢来的钱付了郑多慧的手术费。可是郑多慧视网膜感染比医生预计的远为严重，手术已经晚了。金民奎要医生施行移植手术，当他得知移植必须要用死人的器官，而自己正被警方追捕的时候，为了给郑多惠光明，他向自己开了枪。
这不是故事的最后结局，它还需要补充一点温情脉脉的暗示，所以金民奎不能死去。现在是他瞎了眼睛，被送进了感化院。而恢复视力的郑多慧到感化院找到他，跟他说她爱他，她会等待他，因为她看见他的第一眼就爱上他，她的心里容不下别的人了。
也许金民奎早就知道这一点，因为他听过郑多慧那些以她失散的弟弟为倾诉对象的录音。也许他就此发现了她和他都是如此地孤独。他怜悯郑多慧没有亲人也没有朋友，说起今后谁来照顾她的时候，心里一定充满同样的感伤。当他意识到这一点，就采取行动来承担这一切了。
美丽的郑多慧曾有别的途径解决自己的问题，比如以身体和有钱的男人做交易。有钱就足可以令一个粗俗的男人非常自以为是地对待郑多慧，那种趁人之危要消费自己的态度终于令郑多慧忍无可忍，她跳起来回绝了他。经过一番激烈打斗，郑多慧逃了回来。放弃这个方案，她就必须面对黑暗的未来，甚至是死的可能，正如那个男人所说，没有钱，谁给她的眼睛做手术？
而钱也不是万能的，现在，即使做一般的手术也太晚了，除非角膜移植。这一次，金民奎竟然无私地提供了自己的眼睛。对于他个人来说，放弃这个无限重要的器官，能够使得他和郑多慧之间建立起不可分隔血肉相连的关系。这个关系的意义在于，现代社会，血肉亲情仍然是最重要的基础和人最基本的需要。郑多慧对弟弟几乎不可能获得回应的渴求，金民奎沉溺于虚拟的电子游戏空间里的迷惘，都是这种需要的暗示。
郑多慧和金民奎都在寻找的其实是人与人之间的联系被割裂开后所缺失的生活意义。工作的专业分工早已降低了以亲情为依据的人际关系的重要性，而将一切关系置于可以量化处理的原则之下，对所有关系提出了投入产出的效益要求。所以那个有能力付钱的男人能够趾高气扬。在可以用金钱度量的社会，经济效益的规则决定了社会资源的流向和分配并不按照个人的需求程度来配置。没有金钱就没有社会关系。如果不是金民奎的牺牲，没有钱治疗眼睛的郑多慧能否在黑暗和孤独中继续生活下去肯定是有疑问的。
金民奎的牺牲在两个方面是同样重要的。一方面，为了筹措足够的钱，他去抢劫，即使金民奎并不看重现代社会对他的道德评判，他显然也知道，这会使得他被拘捕，失去感觉“居住在最高处”的自由。但人们能够原谅或者理解的超越法律之上的东西并不多，也许只是打动他们的真情，才能构成情有可原的共鸣。亲情，尤其是爱情，是唯一能够打进现代化冰冷的数目里的楔子。另一方面，在发现手术为时已晚的时候，他提出要将自己的眼角膜捐献给郑多慧，“那个让他第一次感受到爱情”的女孩。这种以死亡的巨大代价来换取心上人重获光明的行为，所反映出来的是金民奎对真挚情感的看重和渴望。并不认同现代社会的金钱标准，这个共同之处使金民奎和郑多慧能在几乎不可能被逾越的困难面前，做出为对方牺牲的选择。金民奎的付出，暗示并且引导了郑多慧对于他未来的承担。
他们其实都生活在现代社会的旷野当中，无论是金民奎所喜好的电子游戏，还是郑多慧遇到的男人，都没有对他们在现代生活中的大段空白进行有实质意义的填充，甚至可以说这些都是他们融入现代社会生活的障碍。电子游戏加重了孤独感，舞厅的各色男人使人无法相信生活中还有爱情，生存的意义由此受到质疑，也加重了生活的艰难程度。在金钱社会里获得有质量的生活是不容易的事情，不管对于即将失明的郑多慧，还是对于没有什么身体问题值得担心的金民奎。其实金民奎也有自己的问题。在青春奔涌的年纪，他即使有工作，常常玩电子游戏，仍然逃脱不掉孤独，比如他以收集电线杆上的寻人启事为乐。但金民奎与郑多慧还有所不同，虽然他也感到生活无聊，但他还有一个工作的团体，还有一个理解他的前辈课长，只是这些关系不能令他感到满足，不能使他变得安定和积极。
郑多慧早年失散的弟弟，是无亲无故的郑多慧多年以来倾诉心情的对象。对重逢的期待和盼望构成了她遇到金民奎之前差不多全部的情感生活。不能从早年的分离创伤中复原，是这位情感的细腻的女孩一直抵触外面生活的重要原因。
他们两人内心深处都在渴求某种确定的关系，遭遇到爱情只是一个契机，并不是事件的本质，只有在金民奎完全不计代价的付出中，两个人的关系才得以在一种原始的血肉相连的紧密之中稳定下来。巨大的牺牲终于超越了血缘关系，是对两个人同时的拯救。惟其如此，郑多慧一直围绕着弟弟的对未来生活的想象和期待，才有可能具体落实到金民奎的身上。这是一种靠得住的关系，对郑多慧来说，她期盼了多年要照顾弟弟的愿望，有了机会和充足的理由在金民奎的身上实现。现在金民奎失去了视力，成了一个弱者，他需要她的照顾，而她当然要来照顾他，从道义和意愿两个方面看来都是如此。
他们的故事无法仅用爱情解释。在事情发生的整个过程中，爱情固然存在，但它只是拉伸的镜头在焦点移动中被虚化了的背景。什么是金钱不能做到的，什么是可以超越生命的，什么又是爱情无法改变的，只有血肉的关系。男女主角带着深深的孤独在世间移动，他们的慨然承诺，他们的孤注一掷，仿佛是要证明，只有血肉相连才是值得信赖的关系。
信任建立在血肉之上已是很久远的事情，郑多慧和金民奎对此仍然坚信不疑，他们因此以自己的血肉挑战了金钱万能的社会规则。这是现代社会里的神话吗？他们还能够坚持多久？
曾经有一天，郑多慧问起金民奎的梦想，他没有回答。到离开的时候，他一边走一边说，要住在最高的地方。郑多慧没有听清楚，问他说什么。我的梦想。金民奎接着说。当他不能像失明以前那样常常登上电线杆高处眺望远方的时候，他仍然会不断想象，继续梦想，要住在最高的地方吗？
令人惊讶的“头版头条”
陈鸿祥
近些年来，因量化评定学术成果以及市场化等因素造成学术出版的虚假繁荣，胡乱抄书、编书、译书、乃至造假书者不胜枚举。本刊这里发表的两篇批评文章所针对的《中国创刊词》一书就是一例。其实，该书的创意和出版颇有可圈可点之处，但因编辑出版者的原因，令这种以存一代史料为目的的书籍让人不能相信。学术出版泡沫化的问题不自今天始，但我们希望通过此例使学界和出版界能够有所反省，如何面对读者，如何面对未来。
编者
以“头版头条”为总题的《中国创刊词》（以下简称《创刊词》。古敏编著，时事出版社2005年出版），在其书序《有一种“沉醉不知归路”的感觉》中写道：“跟着创刊号一起扬名成金的创刊词，更显得弥足珍贵。创刊号的价值连城，往往以创刊词出自谁之手笔而彰显。”这本近五十万言的《中国创刊词》，宗旨既在彰显“谁之手笔”，但读毕发现的谬误，却实在令人惊讶。
一曰：误植。例如，创刊于清光绪二十二年七月初一日（1896年8月9日）的《时务报》，本无“创刊词”，惟卷首刊有《论报馆有益于国事》，以此作为“头版头条”的“创刊词”，也无可非议。问题是，此“论”为谁人“手笔”？由于原刊未署名，给了《创刊词》编著者以“假语村言”（《编后记》语）的无尽空间，不仅挥写了《作者汪康年小传》，且加以“焦点评析”曰：“汪康年在创刊词中申明‘去塞求通’之宗旨。” 这桩牵涉《时务报》“创刊词”著作权的“笔墨官司”早已“死无对证”，还真不大好打。所幸，尚有“归路”可寻：一是，当年《时务报》主笔梁启超有自述：“每期报中论说四千言，归